知识分子自由。为什么不充分注意这样的事实呢？即对那些有利可图的大人物，思想的自由交流只是诸多生存条件中的一个，而对我们小人物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自己的事业，任何政治指责都无济于事。但是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整个民族昏睡过去的情况是很容易出现的。总的说来，在自由言论条件下，进行强有力的启迪宣传对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本文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打开限制，让人们有自由的思想。后来，我在宗教和伦理方面也做过同样的努力。我的反对者们在企图用几句话总结我的为人时可能会说：“他攻击王位和圣坛。”看来，我为自由确实是尽到力了，为了自由，我不得不抱歉作以下答复。一、关于对基督教的攻击。也许在一个国教的国家不时地回想一下基督教的意义还是值得的。它不是一个社会机构，也不是一本书，更不是一座房子或一所学校。它只是根据耶稣的身教和言教形成的一个宗教。也许会有这样的人，只要调查某些教义的历史根源或伦理道德，他们就会认为是攻击基督教。我不这么认为。公正的调查只会导致真正的收益。有没有它的整套教义，基督教在我们之后大体上都能持续几千年，并且总会有信仰它的人，因为基督教能使得他们地位变化，甚至有些人会变得显贵。我尊重所有高尚的人，在基督教中有我热爱的朋友，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攻击他们的信仰。我最大的愿望是能看见他们在这个教的帮助下，把我们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改革到严肃的地步。二、关于对君主制的攻击。君主制是一个社会机构。这里情况自然不同。我攻击过君主制，我还要继续攻击它。但是——对这个“但是”，我要特别提醒注意。就在“七月革命”前不久，革命刚开始有点预示的时候，夏多布里昂曾和国王谈话。国王问，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君主制要结束了。”这个保皇党人答道，因为他也是目击者。当然，从那天以后，在法国既存在王国又存在帝国。即使当时法国不是这样别的什么国家也会发生革命，并且在我们之后会持续下去。虽然那样，“结束”的还是他们，法国革命告诉了他们。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能同时影响到他们的，它创造条件，不同的王国情况也不同，没有任何王国能逃脱这种征服。但是，文明世界现在正面向共和政体，不同的民族已走向这种体制的第一步、第二步或第三步。
假如一部潜心的作品在挪威的条件下问世，并要站在伦理的审判席前——那就让它表现得充分一些吧，不然就产生不了应有的反应。假如作品在社会中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它就会引起更大的反对力量。不过要忽视它，或扼杀它——这在一个大国可能没多大关系，因为可能会有很多别的作品来取代这样的作品，而在一个小国，这就等于是在彻底地毁灭它。
这份措辞毫不隐讳的、道义上非常认真的现身说法的辩解书，我们本应引用得更长一些。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比昂松不仅仅是诗人，而且也是纯真高尚思想的提倡者和斗士。当比昂松意识到自己为民尽力的愿望没有遭到彻底的挫败，自己的努力没有被恶毒的反动势力置于徒劳时，他比他的作品中的生活原型更要欣慰。
我们再简单地看一眼《国王》发表之后的作品。《曼希德》在早些时候就有构思了，这部作品是比昂松从事多年戏剧后又回到小说创作的标记。这个故事里仍然有农民的形象，但是他们与作者早期农民故事里的人物不一样了，并且作品也具有现代气息了。这部作品转向对婚姻失败后丈夫和妻子相互间责任的描写，其结果看来只能是：与其道德败坏，不如趁早分手。《曼桑纳上尉》是写一段意大利生活。作者本人曾声称，这个故事是他在国外观察到的一段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作品的兴趣不在任何特别的问题上，而只是着意描写那个头衔显赫的人物，烈性而急躁，正像作者在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此人的性格令人想起费迪南·拉萨尔。《尘埃》是个感人的小故事，中心思想看来是要反映易卜生早几个月刚刚问世的《群魔》的观念。那是些落在我们灵魂上的尘埃，使得我们的心情不能畅快。这种思想可以特别运用在儿童的心理教育上：
教给孩子们人间的生活无法和天堂的相比，看得见的无法与看不见的相比，做人远远不如当一个天使，活着远远不如死，这是教育孩子正确看待人生的方法吗？毕竟还是应该教育他们要热爱生活，要有勇气面对生活，以旺盛的精力去工作，去热爱自己的国家。
在剧本《廖纳达》及《挑战的手套》中，作者又回头讲到了妇女问题。其中一个的主题是社会对坏女人的态度，另一个是社会对那些在和女人的关系中不讲道德的男人的态度。《廖纳达》的结局有一点开放式，因为最后的问题有些不大清楚；而在《挑战的手套》中（最起码是在和原作结尾不一样的演出脚本中），故事收尾是非常明确的。这个剧无情地要求男女双方都坚持同样的道德标准，并认为对于体面的婚姻来说，不贞洁的男人和不贞洁的女人同样是不应该的。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引起了长久的、激烈的讨论。假如在这个问题上有某种不可更改的道德准则的话，那必定是比昂松断然而不妥协地涉及的这些方面。在这五年
中，作者还有另外一部剧作，叫《新体系》。这个新体系是指一个管理得极差的铁路体系。尽管剧中的年轻工程师展示了一个很浪费的铁路体系，但却很难启发人们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部作品的社会讽刺十分微妙和尖锐，作者真正的目的在于用一个特定的事例来说明，那种支配小人物命运的习惯势力是多么顽固，以至于任何一种真理要战胜偏见都几乎很难。
《挑战的手套》问世后的二十年里，比昂松才思敏捷，又写出了八个剧本。这些剧本中，尤其重要的是前后都命题为《超越人力》的两部。在翻译这个题目的时候实在无法表达充分，因为原文中这个词的意思远远要多于“人力”。它有天才的意思，才能的意思，能力的意思……总之，它有为实现一种特定目标的全部天赋。在这两部同名作品里，有些人物在二者都出现，并且二者又都表达一种同样的思想——人为难以达到的目标奋斗是徒劳的，因为这样做就失去了做人的实际意义，即人们的大好精力都浪费掉了，因为追求一个人能力之外的东西是空想。在这两个剧的开头，作者要求人们完完全全地接受这样的教诲：要相信所有办得到的事。然后，便说这种超人的观念是变革者的观念，误认为只要一个过于夸张的恐怖行动和为人民的事业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可以把现存的利己状况推翻，就可以给受苦难的大众在人间创造一个新的天堂。那是不行的。这是比昂松创作的最悲的两部悲剧，它是圣人桑牧师的悲剧。他相信他妻子恢复健康的奇迹真是他一个劲地祷告得来的，但是又发现他和妻子坚定不移
的信仰给儿子带来的却是厄运。就因为这点对他那种狂热的无情打击，他才深深懂得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努力是那样的前途暗淡。比昂松的这两个剧本写得十分感人，他实际上是把同一主题做了双重处理，是他丰富个性的充分显示，富有诗人的无尽想象和对人类无限热爱的深情。《地貌与爱》是在这两部同名剧之间写成的，这是一部轻松而适度的喜剧，很有趣，讲一个有业余爱好的人如何埋头工作而无意识地不顾及妻子和家庭。在这篇作品里，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讲自己，从他的儿子比恩所充当的主要角色就看得出来。下一部剧《郎格与帕司堡》是写政界争论的舌战，并且在挪威社会中引起了不愉快的麻烦，因为剧中的某些人物和关键场面都无疑是取材于真实生活。在这些作品之后，相继问世的是《工作》和《斯托霍沃》。这两个剧事实上是同一个主题，都是讲一个心术不正和轻率的女人给别人施加的坏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这两个剧的主题是对家庭生活的奉献。这是比昂松一贯的拿手题目，他一再强调家庭生活的圣洁、家庭的相互信任和共同的快乐，我们确实应该感谢作家的这个奉献。除了这些以外，他还写了另一部结构简洁的家庭题材的剧本《达格朗奈》以及《当葡萄开花时》。《当葡萄开花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当时年轻女性的现代作风的研究，对婚后生活出现离间现象的研究，对中年男子希望再次得到年轻时快乐的研究。
在出版了《尘埃》之后，比昂松又写了四部小说——两个大部头和一部长篇及一个短篇小说集。《飘扬在城市和港口的旗帜》提出要坚持传统教育；但是，任何一部小说包容这样的说教都会有负重感，比昂松也无法例外。假如他把这样的题材也能写得抓住读者，就太难能可贵了。假如作品把这样有益的题材都能写得非常出色，那就会是艺术上真正的成功，因为读小说除了娱乐还希望受教育的读者毕竟是太少了。小说里的主人公出身于一个放荡不羁、不守法规的世系家庭，那个家庭的人罪恶多端，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小说给我们写了这个家庭的四代人，描绘了每个人的性格，并且使读者感到这个家庭的人在逐渐转变。但是，在祖祖辈辈都是那样的情况下，作者引进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农民，于是新的传宗接代开始了。读者读到的正是这个过程。当然，整部作品还没有写出这个变化的全过程，但前景非常可观，最后一章中在城市和港口飘扬的旗帜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这些旗帜显示了精神战胜一切，不仅仅对于书中情节里出现的那些人，而且对于他们周围的人和他们生活的那个环境都是这样。书中的男主人公——即力争从道义上和行动上都要悔过的那个家族的最后一代——埋头教育工作，他办学的劲头儿绝对不低于他先人当年干坏事的劲头儿，书的一多半都是写他在这所学校的工作情况。作者着意介绍一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将使儿童形成完美无缺的性格，书中的学校将非常谨慎而且得法地向学生反复灌输做人的诚实和正派。这所学校简直成了外部世界的缩影，作者恨不得使整个世界都变得和这所学校一样。
第二部大部头小说《上主之道》是应受到赞美的力作。本书有精心设计和生动描写的人物，有充分的同情心和悲剧的深度，有人生神圣的主张，有对经常使生活中出现不公的宗教和社会偏见的抗议，使它成为作者怎样做人的感受和想法的集中体现，并且是多方位的体现。本书的故事很简单，主要只涉及四个人，从外表看也绝不引人注目，作者用诗人的技巧把他们连在一起，于是出现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并恳切地希望能得到根本上的解决。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要好的少年时期的朋友，后来他们变得有些不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一致了，一个很机灵，富于想象，思想易接受知识界的各种影响，并且急躁好冲动。另一个则羞怯怕事，智力上有些迟钝，但是打心眼儿里善良，遇事总是替他人着想。根据他们的不同性格，第一个青年成了医生，另一个成了牧师。然后，还有医生的姐姐，后来和牧师结了婚。这是个高尚、自豪、自强的女人，并且表现得非常充分。另外，还有个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异常敏感，尽管岁数不小还十分孩子气，嫁给了一个瘸老头儿做媳妇，成了这桩婚事的牺牲品。正好医生爱的就是她，并劝她从法律上取消这桩不道德的婚姻。过了一些年，医生娶了她，要不是社会和宗教的偏见，他们是十分美满的。在国教里服务多年的牧师变得尤为固执，他的身份使得他谴责童年的朋友，甚至医生的姐姐也变得不像往时宽容，对弟弟的婚事从中离间。医生难以保护处在冷酷环境中的妻子。她消沉下去，变得憔悴，最后死去。她自若、可爱，至死都很慈善。然后，厄运向牧师和他妻子逼近，死神死死地缠着他们的独生子，这使得他
们再也顾不上头脑里的那些形式主义、偏见和宗教的固执了。他们长期被抑制的同情心完全得到了恢复，意识到他们对那位死去的姑娘犯下了多大的罪过。这位做姐姐的要与弟弟和好，但他拒绝了她，并将妻子私下写的日记给她看。就在这部感人的日记中，她发现了这位温顺的姑娘死的全过程，觉得要想挽救自己的生命和灵魂，全看能否得到她兄弟的谅解。在结尾一章，姐弟之间最终得到了和解，感染力之深、之大在小说中是难得的，即使铁石心肠也会为之泪下。
假若我们要挑一段最能代表比昂松给人们的告诫的话——不仅仅只是给挪威人，而是全人类——我们就会选小说中牧师得知他儿子病好后那个礼拜日在布道坛上讲的那段话：
今天，我要在布道坛上讲我所学到的东西。也就是说，讲首先是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的事。
人们在紧张工作时，在热心于倾轧时，在产生愚钝的看法时，在自以为聪明时，在日常事务繁忙时，都容易忽视它。我们大家从一开始就多多少少有些误解。你们在听我讲道，假如我要问你们什么是首位的。而正因为是我站在这个地方问你们，你们都会毫不思索地回答：信仰是首位的。
不对，真正说来不是这样的，看着你的孩子正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时候，看着你的妻子守护着垂危的孩子都快急疯了，觉也睡不着——那么，爱就会告诉你生命是首位的。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寻求什么上帝或上帝的意志了。不管是什么谈话形式，不管在什么圣礼上，不管在什么书里或在什么地方，都好像上帝是首位的，上帝就是一切。不对，生命是首位的，生命是一切——从绝望的深渊中夺得的生命，赢得光明的生命，被自我献身所感化的生命，和世人交往之中的生命。基督对我们最高的教义是精神，我们对他最崇拜的就是对生灵的爱。这个教诲对于我来说，不言而喻比对绝大多数人更为需要。刚才说的那些，在很多情况下，我都把它们以种种借口丢掉了——直到最近，我几乎把它们全丢光。言辞对于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信条也不是，而对生命的不朽发现才是最重要的。我不再冷酷地坚持死教条了，而是要让生命的热情来温暖我的心地。只要人们像我们今天这样去爱别人，我就永远不再用过去那一套老教条来谴责他们，绝不会以上帝的名义那么做了！
这确实是一条不需教堂传播的真理，不需任何仪式宣扬就会给人们加强印象。这是一条不容置疑的真理，是每一个健康心理的人都应具有的本性。揭开封建的蒙蔽，透过层层的疑虑、消沉、偏见和固执来找到这条路和帮助别人也找到这条路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