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一王国时期
（一）统一王国的第一个王：扫罗
扫罗属便雅悯支派，身材高大，健壮英俊。年已老迈的撒母耳先知顺从民意，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挑选了扫罗为全以色列民的第一个王，为他行膏油浇头的仪式。从此以色列众支派联合一致，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按一般推算，扫罗登基为王约在公元前1028年。初期王国的重心在中部迦南，包括便雅悯、以法莲、玛拿西和部分河东基列地，都城建于便雅悯地的基比亚。
扫罗作为士师时期与王国时期的过渡领袖，他的业绩与贡献主要在军事征战方面。他十五年间的主要战绩有：①击败河东基列雅比的亚扪王拿辖（撒母耳记上11章）；②与约拿单大败非利士人于密抹（撒上13～14章）；③在南部沙漠击败亚玛力人，生擒亚玛力王亚甲（撒上15：1～9）；④在犹大地境内，凭借青年大卫的勇敢与甩石绝技，击杀非利士巨人歌利亚（撒上17章）。但是最后在以萨边境内的以斯德伦平原，因未能制胜强悍的非利士人，扫罗和三个儿子同时阵亡（撒上31：1～6）。
（二）大卫王的兴起
大卫的早年和流亡生活：大卫是犹大支派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青年时是牧羊人，善于弹琴，曾被选召到基比亚的宫中为扫罗弹琴驱魔。在一次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挑战声中。青年大卫身不着甲，徒手迎战，以机弦甩石击杀巨人歌利亚，成为轰动一时的少年英雄。大卫的崭露头角，使在位的扫罗王相形见绌。扫罗王为保住其王位和荣誉，开始对大卫进行迫害，竟发展至千方百计要置大卫于死地。大卫被迫到处逃亡。
大卫登基为王与其功业：扫罗在北方以萨边境内与非利士人最后决战时，大卫还在南方逃亡之地进攻亚玛力人。扫罗和三个儿子悲壮战死，使大卫得以结束多年的逃亡生活。在希伯仑群众拥立大卫登基为王。但扫罗的元帅押尼珥却在河东地的玛哈念立扫罗儿子伊施波设为王以接替扫罗，于是形成了两王并立的局面。几年后，伊施波设被部下刺杀，于是以色列众支派共同拥戴大卫为统一王国的王（撒母耳记下4：5～5：5）。
大卫在位四十年（约公元前1013～973），功业彪炳。登基伊始，首先采取的行动是从耶布斯人手里攻取耶路撒冷要塞，定为王国的首都。此举有多方面的意义：原来的希伯仑太偏于南疆，不适于作为联系南北的政治中心：其二为耶路撒冷虽在便雅悯境内，但一直为本土耶布斯人所占据，它不隶属于任何支派，今定为王国首都将有利于各支派的团结。此外，耶路撒冷战略地位险要，海拔810米，其东、南、西三面都有峡谷，北面与北方高地相连，地势易守难攻，它具有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的优越条件。
大卫王国的疆域不断扩展，东面包括约旦河东西，北至黎巴嫩山，延及叙利亚全境，西南降伏非利士人，延伸到埃及边界。大卫王朝全盛之时，统治的版图已接近当年族长亚伯拉罕所得的应许，即包括“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创世记15：18）。大卫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外，还进行国家机构和内政方面的建设，设立宰相、元帅、史官、书记、祭司长等等官职（撒母耳记下8：15～18：20：23）。
（三）所罗门登基为王
大卫年纪老迈临近死亡之时。第四儿子亚多尼雅得到将军约押、祭司亚比亚他的支持，积极活动，准备继承王位。但以先知拿单、祭司撒督为首的另一派，则大力支持拔示巴的儿子所罗门为王，他们会同拔示巴在年迈的大卫王面前多方活动，促使大卫在死前正式选立所罗门继承王位。由祭司撒督主持隆重的膏王仪式。亚多尼雅虽然暂时保住性命，但不久大卫王死后，所罗门王仍以“一件小事”为借口，杀死这个与他争夺王位的异母哥哥（列王记上2：13～25）。
所罗门王继承了父亲大卫的广阔土地版图：东北到幼发拉底河，东南至亚喀巴湾，西南延至埃及边界。所罗门王野心勃勃，他的决策判断多有智慧与谋略。他大力加强统治的国家机器，在全国划分十二个行政区，增设各种官职，以便于行政统治和收取中央赋税。所罗门还加强首都耶路撒冷的防御建设，扩展耶路撒冷城墙。所罗门时代，以埃拉特港为基地，发展海上贸易，他的贸易船队航行于红海、地中海，远达非洲、印度等地。
所罗门另一重要功业是建造圣殿与王宫。他完成了当年他父亲大卫未能完成的建殿大业，据载建造圣殿费时七年。《列王记上》第6章和《历代志下》第3章详细记载建殿的经过与宏大的规模。此座圣殿后世称之为“第一圣殿”。所罗门王发展和邻近国家的友好交往关系，他与埃及法老结亲并使四方邻国慕名前来拜谒、访问。如素来闻名的示巴女王（今也门）也率大批官员前来访问。所罗门宫室的华美与所罗门王智慧的问答，使女王“诧异得神不守舍”（列王记上10：5），并至今留下了一段段关于女王和所罗门的美丽传说。
所罗门王统治的四十年，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成就，比父亲大卫在位时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族统一王国存在年代中无可比拟的黄金时代。
五、分国时期
（一）统一王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以色列王国南北分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是积重难返。但分裂的基本因素不外下列的几个方面：
1．经济上的原因：所罗门王在位期间的大兴土木和维持长期的宫廷奢侈生活加重了百姓的经济负担与劳务负担。由于所罗门对南方支派的偏袒政策，沉重的负担主要落在北方众支派百姓的身上。
2．政治上的原因：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的领袖都是群众推选出来的，深受群众所拥戴，王国时期的扫罗王和大卫王是先知和百姓所拥立的。大卫王死后，所罗门王是在众兄弟的争夺中最后由年迈的大卫王圈定的。但到了所罗门王一死，年轻无知的儿子罗波安却直接承继王位，并准备更加严厉地对北方支派的百姓采取镇压的政策，于是不可避免地触发北方众支派联合一致，坚决与南方的犹大支派正式分离。
3．宗教上的原因：所罗门王晚年大量引进异族宗教，起因由于早先广纳妃嫔，这些异国皇后、妃嫔也带来异族的神明，后来所罗门王也为她们建造异教神庙，这些行动引起先知的严厉谴责，如先知亚希雅就秘密策动北方以法莲支派的耶罗波安起来谋反，要制止所罗门在宗教上的倒行逆施。推翻所罗门的统治。
4．地理和社会的原因：本来王国南北在地理与社会的特点已有根大的差异，南方犹大高原比较闭塞，与外界接触较少，社会风气保守；北方则处于埃及与叙利亚和东方世界的交通要道，社会比较开放，与外界接触较频繁。社会性质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方公元前933年分裂。
北国以色列公元前722年亡于亚述，北国以色列亡国之后，南国犹大还继续存在了一百二十多年。约西亚是犹大诸王中一个备受称誉的王，他在公元前621年，下令以律法书所记的内容为准绳，发起轰轰烈烈的宗教革新运动，被后世称之为“621大革新”。从上到下，大力清除一切异教神像，以及一切异教习俗和礼仪，采取拆毁、敲碎、焚烧扬灰的手段，使举国上下，宗教纯洁的面貌焕然一新。约西亚王作为一个被称誉的好王，深受后世犹太人的敬仰。
（二）分国时期的先知
“先知”一词，希伯来文读作“那弥”，其语源的动词词根是“讲预言”。他们既能讲未来的预言，于是汉语译为“先知”，英语为“prophet”。因此“先知”者，其含义为“说预言的人”。他们是受耶和华神灵的感动，成为“受灵感的人”，而作为耶和华的代言人，发出警世的预言，宣布耶和华神的意旨和他对罪恶的谴责，预告他的审判与将降下的灾难等。先知的工作方式多种多样，表现各不一致。有的义正词严，慷慨激昂，进行宣讲；有的苦口婆心，规劝训勉；有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号，甚至流泪号哭；还有的以世人所不易理解的动作，现身说法。尽管表现与工作方式不同，但其共同的目的不外乎要矫治宗教上的走入歧途，要树立社会高尚伦理道德之风，要挽救民族国家陷入危亡之境。公元前9世纪之后三百多年的时期里。正是以色列犹大统一国家陷于分裂，耶和华的宗教遭受异教之风渗透，社会贫富分化、道德沦丧之时，在国家面临强敌压境，随时可能入侵的情势下，于是耶和华的先知一个个应召而出，根据他们各自接受的灵感执行其时代的使命。
1．何西阿先知
何西阿先知大约在公元前750～前735年之间进行工作，他所宣扬的是上帝始终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以自己家庭夫妻的悲剧来扮演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和教训：先知的妻子歌篾生有三个儿女，但她却另有所欢逐渐堕落为娼，离他而去。虽然如此，先知何西阿仍不忘情，仍不改初衷而爱着她，后来竟愿出赎价把她从堕落深坑挽救回来。这个家庭的悲欢离合，目的在引出一个“不渝的爱”的教训，这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忠贞爱神。但以后却背弃耶和华而去敬拜异神，正如妇人不贞堕落一样，但耶和华仍不抛弃他们，仍期待他们一朝改悔，耶和华以赎价把他们赎救回来。何西阿先知就是以此生动的例证把神人之爱比作夫妻之爱。这种比喻所代表的观念，以后延伸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就是把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比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教会被比作是基督的新妇（以弗所书5：22～25）。何西阿先知教训的中心是强调上帝慈爱的属性，“慈爱”一词，希伯来文读作“哈赛德”，它的含义不是指世人之间的爱，而是包含着慈爱母亲对婴儿的爱怜与照拂，是一种极纯洁的爱，它包含着一种怜恤、良善与虔诚的素质。上帝喜爱人都具有这种素质，他喜爱这种素质甚于献给他的许多祭物。因此在《何西阿书》（6：6）说：“我（耶和华）喜爱良善，不喜悦祭祀。”“良善”一词原文即“哈赛德”，而“良善”一语尚不足表达“哈赛德”较深的内涵。《圣经》底注为“良善”亦可译为“怜恤”，实则亦可译为“慈爱”，即如上帝爱世人的那种“不渝的爱”。何西阿先知故亦被称为“爱的先知”。
2．以赛亚先知
公元前8世纪出现的第一位大先知是以赛亚（公元前740～前701年做先知）。以赛亚出身王族，他与南国乌西雅王是堂兄弟。乌西雅王在其长达四十年的当政期间，在内政外交、军事与农业建设上颇有建树。在宗教上虽还没有根绝异神的影响，但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使耶和华的宗教在国中居主导地位。乌西雅王在公元前740年去世，就在这同一年，以赛亚感悟自己身上负有的使命，他开始了持续近40年的先知活动，他以耶和华神代言人的身份宣布上帝对罪恶的严厉谴责。以赛亚对南国犹大哈斯王亲亚述的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亚哈斯王为讨好亚述王而大兴亚述异教的举动使先知痛心疾首。以赛亚先知的主张是上帝的圣洁。“圣洁”既包括宗教上的虔诚，诚实无伪，也包括人间伦理道德的善行与清洁无疵。以赛亚先知主张人们不仅要弃绝恶行，自我圣洁，圣洁的具体行动还应寻求公平的行为，为孤苦无告的人申冤辨屈。先知的一句名言为：“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耶和华）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辨屈。”（以赛亚书1：16～17）以赛亚先知以主张“圣洁”著称，故亦被称为“圣洁的先知”。
六、被掳时期
公元前586年，南犹大国亡于新巴比伦，耶路撒冷城、所罗门圣殿被毁，国中的精华与上层人士被掳去巴比伦异邦，进入巴比伦囚虏时期，这个时期持续近半个世纪。公元前538年，波斯古列王（亦称居鲁士王）兴起，释放犹大被掳的人归回巴勒斯坦。这一段时间称为被掳时期。
《耶利米哀歌》五首如实提供了当年耶路撒冷毁灭后的惨状，这种凄凉景象到以后若干年代后才渐渐改变。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但巴勒斯坦周围的民族，包括亚扪人、摩押人、以东人等是逐渐迁移进来了，以填补被掳居民的真空。
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公元前608～前597年）在位时期，忠于埃及反叛新巴比伦的行为，导致尼布甲尼撒进攻犹大，围城之中，约雅敬王猝死，儿子约雅斤继王位。面临强敌围城，他也不能进行抵抗，只得率臣仆、首领出城投降巴比伦王。此次事件中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洗劫耶路撒冷王宫与圣殿的财富，并将约雅斤王和其家族，宫廷上层人士、官兵和技术人员等一万多人作为战争俘虏掳到巴比伦去（列王记下24：1～16）。尼布甲尼撒王掳掠耶路撒冷，俘去约雅斤王和众民的事件，发生于公元前597年，这是犹大国灭亡前奏的第一次被掳。
公元前597年事件之后，尼布甲尼撒立约雅斤叔父，也就是约西亚王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为犹大国看守王，但以后西底家王经受不住多方面的鼓动，不听从耶利米先知审时度势提出的劝阻，终于在公元前588年，背叛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再度出兵围困耶路撒冷，守城官兵奋起抵抗，坚持了两年之久，耶路撒冷城发生饥荒，在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陷落。西底家王弃城逃跑，在耶利哥附近被巴比伦追兵捕获，被带到巴比伦王之前受审，众子在他眼前被杀，西底家王被剜去眼睛，带去巴比伦。巴比伦的军兵再次掠走圣殿财宝器物，包括金银甚至铜器都掠去了。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放火焚烧圣殿、王宫、民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将城中居民，除留下些最贫穷的人外，都尽数掳到巴比伦去。这就是公元前586年，犹大的第二次被掳。
除上述犹大的两次被掳外，在尼布甲尼撒第二十三年，即相当于公元前581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又来掳去犹大人七百多名，应列为犹大的第三次被掳。
公元前586年，犹大末王西底家的反叛，导致犹大国家的灭亡和众民被掳去巴比伦。这一年代表犹大历史分国时期的结束，众民被掳去巴比伦异邦，历史上称为“巴比伦囚虏”时期。
七、波斯时期
希伯来民族史的波斯时期也称为归回时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犹大被掳之民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
波斯古列王在其建立帝国的征战中采取了不同于亚述、巴比伦的政策。他对被征服者不关不杀，并加以安抚。古列王对各地神庙和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一般也采取尊重保护的政策。古列王这种温和怀柔的安抚措施赢得了人们广泛的支持。他在南征北战中，何处有俘虏，就在何处宣布释放，他还释放巴比伦帝国时代的俘虏，让他们归回本上，重建原来的家园，恢复固有的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古列王在取代巴比伦之后的第二年（公元前538年）即下诏书优先释放约半个世纪前巴比伦王从巴勒斯坦掳来的犹大人回归祖国，重建耶路撒冷和被毁的所罗门圣殿。
据《以斯拉记》的记载，首批归回的人数约五万人，分属犹大、便雅悯和利未支派，而以犹大支派居多数。这支归回的队伍在公元前538年离开巴比伦，经过一千多公里的跋涉行程，在第二年到达耶路撒冷。怀着极大热情的归回之民，几乎没有歇息，就着手开始了圣殿的修建工作“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以斯拉记3：8）。众人在一片欢呼哭号声中，重新立下圣殿的根基。
八、希腊时期
波斯帝国大利乌一世（公元前521～前485年）时就开始发动对希腊的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希波战争。最后波斯战败，宣告波斯时期的结束，进入了希腊时期。
（一）托勒密二世与《七十士希腊文译本》
托勒密二世（公元前285～前247年）是埃及托勒密王朝一个出色的王，他将自己的版图扩展到叙利亚、小亚细亚和爱琴海。托勒密二世建设首都亚历山大里亚，发展艺术与科学事业。埃及举世闻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世界有名的文化学术中心，藏书丰富，包括所有希腊古典著作和东方典籍。当时地中海一带科学文化界的有名人士都与这所图书馆发生了关系，如数学家欧几里得，物理学家阿基米得等名流都曾来到亚历山大城学习和进行学术交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基本上都是希腊文。这时在埃及亚历山大的犹太人基本上已都不会希伯来语了。据传托勒密二世接受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底米丢的建议，邀请熟悉两种文字的专家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参加这次翻译的专家共有七十二人，他们在亚历山大港外的一个名为“法鲁斯”岛上进行翻译，经历了七十二天的紧张工作，翻译大功宣告完成。于是这部第一次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译本就名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这部《七十士希腊文译本》在基督教的发展史上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希腊时期犹太人的宗教派别
公元前6世纪30年代，犹太人在波斯统治时期里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第二圣殿，恢复犹太教的发展。在这漫长的时期里，由于犹太人内部经济地位的分化和对各时期异族统治者不同的政治态度，犹太教内部也形成了不同的派别，这些派别体现了人民内部政治与经济的社会分化。一般的划分，主要有下列四派：
撒都该派：源起自所罗门工建造圣殿以后逐渐形成的祭司贵族集团。
法利赛派：“Pharisees”的希伯来语动词词根意为“分离”，因此法利赛的成员是指一批与他人不同的“分离者”。此派是犹太教的中层人物，主要由文士与律法师组成。
艾赛尼派：此派名称来源不详，根据希腊文“Essenoi”可能指“虔诚者”。这一派的成员主要为下层群众，包括农牧民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信仰虔诚，是玛喀比起义的主要力量。
奋锐党人：也称狂热派，拉丁文称“西卡尼”（sicarii）意为“持匕首的人”（daggers），故西卡尼派也称短刀党。此等短刀党徒以暗杀、暴力为手段来对付敌人，他们属教内左翼激进分子。
（三）死海古卷
据说，1947年夏天，一个阿拉伯的牧人为寻找迷失的羊，偶然在巴勒斯坦死海的西北角库兰附近的峭壁洞穴里发现了一批古代书卷，都是羊皮古卷，装在瓷钵之中。它们主要包括七种文献，即：①以赛亚书古希伯来文抄本，约抄于公元前200～前100年间，保存完好，段落分明，清晰可读；②哈巴谷书注释，从字体看，是迟于以赛亚书，约抄于公元前1．50~前30年之间；③教规手册，由五幅羊皮合成；④亚兰文的创世记注释；⑤以赛亚书第二手抄本残篇，仅包括38～66章和一些残片，为公元前2世纪的抄本；⑥感恩诗歌，共有20篇诗，笔调与旧约《诗篇》相仿；⑦《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全卷保存完整。
此外尚有七十多种关于圣经、次经、崇拜礼文的碎片。以上都是在第一个洞穴中发现的。1952年，又在库兰邻近地区，继续有五个洞穴被发现出来，其中有的古卷与圣经无关。第三号洞穴中发现一卷铜卷。这卷铜卷被认为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为疏散圣殿财宝而设计制作的。第四号洞发现的圣经抄本虽较不完整，但属公元前三世纪的抄本，如有撒母耳记的两种抄本，出埃及记残篇，耶利米书残卷，传道书碎篇，小先知书残篇，申命记第32章摩西之歌（此段经文不同于希伯来文马所拉本，而与《七十士译本》一致），约伯记残篇，但以理书碎篇，民数记残篇，历代志碎篇等。属于注释的有何西阿书注释、以赛亚书注释、那鸿书注释。此外尚有次经与外传的一些残缺书卷，如多比传、禧年书、以诺书等。1955年又发现第七到第十的四个洞穴。1956年1月发现的第十一洞穴，关于圣经的古卷，有大希律时代的诗篇抄本共33篇，特别包括有诗篇第151篇、玛喀比时代晚期希伯来文体抄写的利未记、亚兰文的约伯记。另外，在库兰以南十八公里的穆拉巴赫河谷的洞穴里发现了犹太人最后一次反罗马大起义（即公元135年的巴·柯克巴起义）时期的文献和文物，如起义的文书、信件、铜币、箭头、箭杆等。
九、罗马时期
公元前63年。罗马将军庞培进占叙利亚、巴勒斯坦，设立罗马行省，标志犹太历史希腊时期的结束，进入罗马统治时期。
（一）公元66年的第一次犹太战争
罗马帝国统治犹大地由皇帝委派巡抚利用听命的犹太王和祭司长协调进行统治，他们背后有雇佣的武装和罗马强大的军队为后盾，多方压迫、盘剥广大的犹太百姓。犹太人奉为神圣的耶路撒冷圣殿及其器物库藏，在罗马统治的前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犹太人恨之入骨。屡次发生了反罗马的抗暴斗争，失败后，就有大批犹太人被抓去贩卖为奴。公元前4年，大希律王死时，犹太人乘机掀起一场动乱以表达对希律暴君死去的激动情绪。公元6年又爆发一起西卡尼派的暴动。犹太人每次的起义暴动，虽然都遭到镇压，但起义犹太人的反抗精神没有泯灭，继续进行地下的秘密斗争。60年以后，一场更大规模的犹太大起义终于宣告爆发。
公元66年5月，该撒利亚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发生纠纷，全境动荡不安。这时罗马巡抚弗罗腊斯乘机抢掠圣殿财物，西卡尼派率领犹太人奋起抵抗，击败弗罗腊斯的雇佣军。弗罗腊斯求援于叙利亚巡抚，但援军仍被击溃，起义的犹太人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城。犹太巡抚向罗马尼禄皇帝告急，尼禄派遣维斯帕先将军率领大军进入巴勒斯坦，公元67年平定北方加利利省，犹太史家约瑟福斯向维斯帕先投降。罗马征讨大军继续南下，占领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进逼耶路撒冷和少数残存据点。正当此时，传来罗马尼禄皇帝猝死消息（68年6月9日），引起罗马局势动荡不安，公元69年7月，维斯帕先在埃及称帝，70年回师罗马，正式登帝位。由于尼禄之死，犹大地在公元69年间得以安然度过。维斯帕先当上罗马皇帝，70年春，派遣儿子提多继续进行平息犹太人的暴动，很快占领耶路撒冷的周围据点，围困耶路撒冷城。负责守卫的起义军的三位首领不能很好合作，又缺少武器，并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粮食告罄，军民挨饿坚守。耶路撒冷第一道城墙于70年5月陷落，起义战士又坚守三十月。终于在8月被攻入城门，双方在圣殿内决战，圣殿化为一片灰烬。罗马兵疯狂屠杀起义犹太战士，全境遍立钉人的十字架，被处死勇士不可胜数，以至“没有地方再立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再钉人”，还有七万犹太战士被俘卖去为奴。有几百起义战士退至死海西岸的马塞达要塞，在那里坚持战斗到公元73年。至今尚流传九百六十名犹太守卫勇士的悲壮事迹，在粮尽援绝之时，壮士英勇自杀。当罗马人最后攻占这座山头要塞时，只剩下两个妇女和五个孩子。马塞达近代的发掘提供了这个英雄时代的更详细的资料，在这座山峰上，昔日围攻这座要塞的罗马兵营残迹，仍依稀可辨。
提多在取得镇压犹太起义的第一次犹太战争的胜利之后，在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在凯旋队伍的行列中，有犹太起义者的重要俘虏和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掠来的金银器皿等战利品。从此，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如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的古老年代里一样，又遭到一次彻底毁灭的命运。
（二）公元132年的第二次犹太战争：巴·柯克巴起义
公元70年第一次犹太战争失败后，暂时冷却了犹太人的狂热情绪。到公元98～11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统治时期，在亚历山大、塞浦路斯等地又曾爆发了较小规模的反罗马起义，仍遭到武力的镇压。一直到公元132年，罗马皇帝哈德良（公元117～138）执政期间，在巴勒斯坦再次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轰动全罗马世界的犹太人大起义，历来被称为“第二次犹太战争”。
公元118年，罗马皇帝哈德良为加强他的独裁统治。计划在耶路撒冷废墟上重建一座罗马式的城市和一所罗马宙斯神殿。他忽视犹太人对此片废墟的感情，他们仍视之为圣地，期待日后将重新建立圣殿。此外还另加上一项，即哈德良颁布在罗马统治区域内严禁阉割的法令，竟把犹太人自古以来施行的割礼也包括在内，即使此项法令并非针对犹太人的措施。但上述两项行动却再次激起犹太人无比愤恨的火种，顷刻之间爆发起反抗的熊熊烈焰。犹太人精神领袖阿奇巴拉比与哈德良皇帝进行温和的谈判，但建城工作从未停顿。因而起义行动随之发生，一名大卫家族后裔的西门揭竿而起。阿奇巴拉比谈判失败后亦转而大力支持群众反抗的起义行动。他从《旧约·民数记》第24章引出：“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的预言，称起义领袖为“巴·柯克巴”。“巴·柯克巴”希伯来语意为“星辰之子”。西门领导的起义将应验“有星要出于雅各”的预言，于是这第二次犹大战争亦称为“巴·柯克巴起义”。
十、流散的时期
第二次犹太战争之后，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了向全世界流散的时期。耶路撒冷这座古代名城变成了废墟，犹太人历尽艰辛重建的圣殿再次被摧毁，只剩下一堵伤痕累累的墙壁，犹太人称之为西墙，即今天所称的哭墙。那些在劫难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为了生存，纷纷逃离了巴勒斯坦。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散居到西亚、北非一带，但大部分迁徙到了罗马北部的异族居住区，大致包括英、法、德等国家，不过那时西欧尚未出现国家。经过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到公元3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只有北部的加利利地区还残留有少量的犹太人。从此，巴勒斯坦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历史结束了，犹太人的圣城耶路撒冷变成一座外邦人的城市。犹太人成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自己土地而流浪四方的民族。
【第四节】犹太文化与犹太文学
所谓犹太文化，是一个广义的、综合性的概念。一般是指具有以犹太教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犹太人，在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精神一心理的诸层面，即在两千多年的客民社会角色中，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与影响，所涌现出来的引人注目的知名人物和事物。犹太人，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古往今来具有犹太民族文化特征或者认同犹太民族文化特征且有犹太血缘的人。犹太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些基本特征：
（一）以犹太教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犹太教的产生与形成，既是犹太人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思想基础，又是犹太人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更是对自身陷于不幸的宽慰。犹太教中的苦难既是犹太人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争。
随着历史的发展，犹太教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态，已渗透于犹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犹太文化的核心。它对于犹太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起着生成、固化的作用。犹太人以“选民”对耶和华上帝的信奉、服从作为衡量善恶、好坏的标准。犹太人认为自己是他的“特选子民”。犹太教的信仰成为维系犹太民族唯一的精神纽带，重构了犹太人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在犹太文化的物质层面上，犹太教融贯于这个民族的居住饮食、风俗习惯、传统节日之中。这些传统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融为一体，将个人历史、民族历史紧密相连，形成强烈的民族共识与群体认同，铸就了犹太人跨地域的民族心理纽带，建构了犹太民族的精神王国，融贯于它的全部社会生活之中。
（二）并存与互动是犹太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
吴泽霖先生在论及民族并存模式时曾指出：“一种是，彼此属于不同的经济形态，例如一方为游牧经济，另一方为农业经济，毗邻相处互通有无，达到生物界的所谓共生状态。另一种是一方人数多、面积广、经济基础雄厚，政治、文化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与此相反。双方是支配与从属、强者与弱者的关系。”他认为，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后，一直生活在后一种模式中。犹太人长期以客民的地位寄人篱下，活动于别国的土地上，依靠自身的独特文化与主民国文化既互相碰撞又互相吸收：既相对独立（精神一心理层面）又有统一（物质层面尤其经济生活）；既积极适应客观环境，又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既为主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又为自身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争得一席之地。犹太人长期作为一个没有政治祖国、没有领土主权、散居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的土地上，客观上得益于生活的历史文化环境，形成了客民这个独特的种族阶层。犹太文化的这种客民的中介性、开放性（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历史证明了有利于人类文化的传播、进步与发展。
（三）犹太文化孕育了犹太人的特定的品格与智慧。给予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这个弱小民族，在遭受蹂躏、驱逐、屠杀和浪迹天涯的两千多年里，他们往往在迁徙、流浪中财产荡然无存，每到一个新的居住地时身上一无所有，但后来却又能发家致富，超出一般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应该说这与他们在生存艰难中，坚定牢固的信仰、诚信守约的智慧品格和自强不息的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具有“内在尺度”的犹太人，实质上是借上帝的权威，利用人畏神、敬神的心理，达到重构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目的。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暴风骤雨还是相安无事，都“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沉着应对现实，掌握人生航标，力争“按照美的规律”去把握、创造永远指向未来的生活。
犹太文化背景下的犹太文学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文学，其悠久的历史一直可追溯到古希伯来的文献与文学总汇《旧约》。它保存了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约千年间的各类文学作品，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珍贵的文学遗产。
关于“犹太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国文学》共设了15个条目，其中分类条目有两个：犹太人文学和古代希伯来文学。对于后者共识已有，但前者的界定却多有疑义，尤其是文学的现代发展情形更为复杂，除了希伯来语文学、意第绪文学和以色列文学以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使用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以外的非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其作品又极为关注犹太生存方式，表现出犹太民族的历史感，并且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而且，这一群体在20世纪大家辈出，像阿格农、卡夫卡、贝娄、米勒、普鲁斯特、贝克持、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塞林格、戈迪默、卡内蒂、萨克斯、凯尔泰斯、耶里纳克等一大批著名作家分别使用了德语、英语、法语、俄语等语言，作品虽未必专注于犹太生活的再现，也常常表现出某种世界性创作倾向，但其中的犹太因素内化为各种特定的文学构因，从而呈现出犹太痕迹或犹太气质。在使用非族语创作的犹太作家中，也有很多的犹太裔作家（包括单亲血统），除了其种族身份上的血缘背景，几乎完全融入到居住地文化与文学的潮流之中，在其作品中已较难发现犹太迹象。显然，要界定犹太文学的构成，简单地以语言或种族身份为标准是难以解决问题的，需要从犹太文化的历史机制中把握其基本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犹太文学从大的方面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构成：
（一）古典犹太文学
主要是圣经文学及其续延性宗教文学形式（见第三章）。
（二）意第绪语文学
意第绪文学是犹太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在流散生存中使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在中欧和东欧的本土化语言）创造出的一种最具特色、影响最大的文学。它兴起于中世纪的中欧地区，后扩展到东欧，随着中欧、东欧犹太人的迁徙，又传播到南北美洲和西亚地区。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与作为犹太文学的主体——希伯来文学并肩发展。在保存、传播、繁荣犹太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意第绪文学是以一种直接服务于犹太女子的文学形式而出现的。根据犹太传统，被视为“圣语”的希伯来书写语言只授予男子，而不教给犹太女子，从而使犹太女子从小就失去学习希伯来语的机会，长大后也就无缘接触希伯来文学。为了弥补犹太女子的这一缺失，意第绪文学便应运而生。
与其他语种的文学一样。意第绪文学最初也是以口头形式而流传于世，之后便逐渐用文字固定下来。鉴于最初的动机主要是为犹太女子提供一些可欣赏和愉悦的文学作品，作品的主题也就集中在能使女子愉悦或能给女子以道德教诲的题材上。意第绪文学的这一特征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才开始有所改变。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犹太启蒙运动的兴起，在这以后，意第绪文学便逐渐发展成一种表达智慧和美感的独立的艺术样式。这一变化除了表现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还体现在语言本身。18世纪末，意第绪文学已经相当概念化，口头用语和文学用语严重脱节。口语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而文学用语则脱离生活，在那些操意第绪语的东、西欧犹太人中间，这种语言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犹太启蒙运动的展开使意第绪语在西欧犹太人中渐渐失去了原先的地位，他们开始接受欧洲人的语言，并以此作为日常用语。然而，在东欧，意第绪语却得到了新生，开始与东欧犹太人所使用的口语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表达形式。它不再仅仅是一种口语，而且还成了犹太人使用的读写语言，意第绪文学也不再仅仅服务于犹太女子，而且还成为全体犹太人的一种共同的文化需要。其结果是这种文学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最终便出现了繁荣的景象。然而，由于19纪末东欧普遍发生的迫害犹太人的事件和20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毁灭性大屠杀，一度十分繁荣的意第绪文学，尽管它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但衰落的趋势已无可挽回。
（三）非族语犹太文学
非族语犹太文学是犹太人用民族语言——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之外的他种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的集合。其中以德语犹太文学和美国犹太文学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德语文学主要包括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瑞士等德语文化区域的文学，它们尽管各有民族和地区的特异色彩，却一般仍被视作一个整体。德语文化因为其中深厚的哲学背景和传统，使其德语文学在这方面独树一帜，犹太裔德语作家的创作同样令世界注目。“德语犹太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把犹太裔作家的创作和德语表现形式结合，自然有很大的模糊性，它是德语文学与非族语犹太文学的交叉，同时归属于这两个范畴。具有德语文学的特征并不失犹太文学的属性，一如犹太文学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异质特点带来理解上的诸多困难，理解的依据一是写作者为犹太人，二是用德语进行写作；写作的语言选择固然重要，却界限明确，而“犹太人”在数千年流散之后却难以认定，所以，“德语犹太文学”的界定似乎很难说是“运用德语进行写作的犹太裔作家的作品的总和”。因为还有一部分作家像海涅，后来的托马斯·曼选择的是超越民族身份的世界主义文学道路，由此看来，除了以上两条外在标准，判断“德语犹太文学”的内在依据只能按有无“犹太性”确定。仅仅就几位中国读者极为熟悉作家来说，对世界文学影响之巨大可见一斑。我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弗朗茨·卡夫卡、斯蒂芬·茨威格、奈丽·萨克斯、艾里亚斯·卡内蒂、凯尔泰斯·伊姆雷和艾尔弗瑞德·耶里纳克。
美国犹太文学，应该指犹太裔美国公民所创作的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与犹太主题相关的文学作品。如描述和刻画犹太人物，谈及犹太宗教与礼仪、禁忌与律法，回忆犹太历史，表现犹太移民生活、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文化冲突等种种与犹太民族或文化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从事这种文学创作的作家即为美国犹太作家。尽管美国犹太作家在其创作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他们的犹太性，但是，他们所拥有共性却不容质疑。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犹太裔作家，奇特的文学现象令读者和文学批评界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如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索尔·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菲利普·罗斯、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等，可谓群星璀璨。美国犹太裔作家在演绎犹太民族的流浪史程、受难精神和自我困惑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阐释整个人类的生存境况，所以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犹太性几乎都包含着形而上性的普遍象征意义。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流浪意识，尤其是精神流浪意识虽然是犹太人的心理真实写照，但却反映了当今西方社会中普通人的存在困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整个西方世界疮痍满目，成为一片现代荒原。长期的争斗与疯狂的厮杀不仅使人们筋疲力尽，而且也加深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幻灭感。人们十分惊恐地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混乱不堪和荒诞可笑的世界里，他们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忘记了自己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裔作家在其作品中描写的虽是犹太受难形象，反映的却是整个西方世界中普通人的一种现实状态，他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民族的人物来展示自己感兴趣的主题。马拉默德曾说过：“所有的人都是犹太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
（四）以色列本土文学
在这片犹太民族故土，两千年前孕育了犹太民族文学——圣经文学。然而。由于犹太民族的特殊历史遭遇，犹太民族的文学（通称希伯来文学）再也没有能在其故土上得到充分发展。随着犹太民族迁徙在各散居地，失去孕育之地的文学如同失去大地的植物一样必然会失去生命的活力，渐渐走向衰颓，走向苍白。
以色列文学从广义上讲是犹太人的民族文学。是迄今已有近三千年历史的希伯来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它又是新兴国家现代以色列国的国家文学。1948年再一次以主权民族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正如文学评论家斯派斯·亨德勒《希伯来语现代诗歌概观》所说，以色列文学“是以现实的面目出现的——它不再只是一个从犹太人被逐散居世界各地开始的移民诗人的以色列梦想中的某种理想化的东西，它也不是一块被以一个有着植根于北方的童年记忆的画家绘就的双重情感看待的土地。失魂落魄与孤独消失了……”
以色列文学复兴后，初期的作家被称为“独立战争一代”。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并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作品有沙米尔的《血肉之王》、巴托夫的《账单与灵魂》和塔穆兹的《锁着的花园》等。诗歌方面有古瑞的《献出我们的身体》、吉尔伯的《晨曲》和科夫纳的《与南方分离》等。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以色列文学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的迹象。建国时期受抑制的自我主义开始抬头，信仰危机开始出现。幻灭、焦虑、迷惘渗透出对以色列再生热情的作家作品之中。“新浪潮一代”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反叛倾向，以色列的文学创作也在寻找新的题材和新的表现手法，与同一时期的西方现代派艺术同步发展。1966年当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以色列著名作家撒母耳·阿格农时，以色列文学顿时受到全世界的注目。作为犹太人的民族文学，以色列文学继圣经文学之后又一次成为人们关心和谈论的焦点。在这以后，以色列文学再也不仅仅作为一个小国文学存在，而是不断受到世人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色列文坛再次经历变化，开始步入“文学多元化”时期。这一变化的到来与以色列当时政治和社会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元化阶段的第一个标志自然是塞法迪文学的崛起。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作家阿尔伯特·斯维萨既是先锋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的作家。另一位推动塞法迪文学发展的是1994年8月率领访问中国的以色列作家代表团的著名作家A．B．耶胡什亚。多元化阶段的第二个标志是女性文学的崛起。长期以来，依照犹太教的教义、传统和习俗，犹太女子几乎没有社会地位，自然与文学创作无缘。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以色列，妇女的地位已得到了极大提高，国家的都市化为女性独立人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活动。加上女性文学的视角在后意识形态时期为以色列读者所欢迎，女性文学的初潮终于在以色列文坛涌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