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台球,我不是木子李的对手;但跳舞,木子李仍在当我的学生。没有事的晚上,如果不想去“杀鸡”(木子李语,意即找********),也不想喝茶、打牌,我们就去“琴岛”跳舞,然后去“乐康”地下台球城切磋球艺。
德安人很喜欢跳舞。他们跳舞很专注,也很正规,颇有点国标的味道。有一次我在市文化馆看到一个交谊舞培训班正在授课,教员和学员都十分投入,一招一式,粗看都像古罗马的雕塑,看得我心里莫名惊诧。曾有人说德安是文化沙漠,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个小城也看不上眼,以为它没有文化底蕴,也不过是经济上搞搞服装呀皮鞋呀眼镜呀之类的小儿科,缺乏高速增长的后劲。其实德安是有辉煌历史的。洪家洲那座古塔,便是建于北宋年间,古迹“风火楼”也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绵延至今,市内历经了几百年风雨沧桑的合抱之木也极多;名人也出了不少,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革命家,哪一行的都有,都成为德安人引以为荣并津津乐道的谈资。在街头书店,随便可以找到李泽厚、钱钟书等人的著作,《读书》杂志在他们店里的销量据说也还可以。当然,不会写字的中年人也不在少数,做砂石的那个地霸便是的。每次他收取货款的时候,都得我们帮他填好收款凭条,他只管在落款处按上一个鲜红如血的手印。每想起那个鲜红如血的手印,我就不由笑出声来,总觉得那是他被绑赴刑场的某种先兆。
“时间会流逝一切。”这是我们大学毕业前夕,孔征借机向他的“野蛮女友”提出分手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对,时间的确能够流逝一切。我和陶洁在泰龙宾馆发生了那次关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感到卑鄙可耻,不敢见木子李的面。好几次他喊我去吃饭,都被我以种种借口推辞了。我害怕看见蒙在鼓里的木子李,同时我也害怕看见陶洁。要知道我和陶洁那天的事,可以说是不欢而散的。现在,时间长了,我便渐渐的麻木了,看见木子李也很坦然,不再感到羞耻。有时候我甚至无耻地想,陶洁是什么?不过是个做肉体批发生意的,给谁不是给?但有一次我们三人在“川妹”吃火锅的时候,我正准备瞄她一眼,她立即回馈我一个警告的眼神。
木子李之所以学不好舞,是因为不专心。他一进舞厅,就像一只发情的骚鸡公,见了女人就凑过去,看看容貌,瞟瞟胸部。但是,他的贼胆始终没培养起来,起码在舞厅里是这样,至多饱饱眼福。德安一带的人说话本来就太柔,缺乏阳刚之气,所以按照郝丽琴的那个理论,木子李很难得手。有一次他请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丰满女人(是的,“********”是木子李评判女人魅力的基本原则),跳了一圈,灯光全部熄掉了。他好不得意,竟突然把手伸到人家的胸衣里面去了。那女子也不示弱,而且非常有心计。开始一直没做声,作默许状,待到曲子将近终了时,她把自己的双手也抚到了胸口,隔着薄衫摩挲着木子李的手。木子李正亢奋得什么似的,那女子突然爆发出尖叫,并用德安话尖声地喊着什么。舞厅灯光大亮,木子李想抽出手,谁知已被那女子死死摁住。那一次,木子李整整出了4000元,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这****并没死心,以后每进舞厅照旧活跃如斯,不过他有了血染的经验后,自信“把柄”不会再轻易落在人家手里了。
我有两个固定的舞伴,一个二十左右,叫杨丽青,一个二十七八,叫杨阿花,都和我有过关系。因此,我跳舞从来不带林慧,她也没这方面的兴趣。打电话约杨丽青,她说她在上海收一笔货款。又打给杨阿花,这娘们却说她“老朋友”来了,晚上不能去。真见鬼!我请你跳舞,又不是要和你压床,这和来不来“老朋友”有什么关系?她丈夫在兰州做皮草生意,她则留守德安做点零星的皮肉生意——生意无论大小,革命不分先后,一对一,也算是扯平了。我在她家里住过几个晚上,这娘们花样忒多,但有些花样操作起来难度太大。打开她家的抽屉,尽是***。她说,她一个人在家没事的时候,那些片子伴她打发了无数寂寥的时光。
“不容易啊!”我心里暗想。
——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许芳是不是也这样呢?
真衰,舞是跳不成了,那就去“乐康”吧。我们一前一后,朝地下室走去。刚走到台球室门口,木子李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回,一脸慌慌张张的。我也赶紧回走。木子李说,他看到江德康竟和土方老板朱大嘴的老婆许艳梅在打保龄球。“江总好像还不太会玩,许艳梅正手把手地教他呢。”嘿嘿,今晚上怎么了?运气坏得真彻底啊,好像喝凉水都会塞牙缝、吃鸡蛋都能吃出骨头。江德康******在会上还口口声声说晚上不许私自外出消费,自己倒好,不仅要出来消费,还要去勾搭朱大嘴的老婆。朱大嘴是德安人,与江老头关系不错,分公司所有项目的土方工程基本都是他做的。朱大嘴真冤啊,头上冒起了绿光,还对江德康毕恭毕敬。想到这里,一个古怪念头在我极富同情心的心里倏然形成。
我把木子李带到吴塘街的一家茶楼,开始我们行动方案的策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