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路一九三0年春上盼等作品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革命者经过斗争洗礼和思想转换，由“旧我“到新人的更新再生过程，这是自我更生的一种继续发展。二是在作品主题的开掘上再生“意识表现为不同的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思考着和艺术地把握着关于中国社会的前途、道路、性质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途径，由此演，化出一系列文学主题。文学家试图寻找从现实到理想之间的桥梁，回答“应该怎样才能达到祖国、民族更生的问题。在茅盾、巴金、老舍、曹属、丁玲及沈从文等人的作品中，甚至在林语堂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观点中，都可以体会到他们各自在这一重大课题上的不同的思考角度和深度，得出的不同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却是相似的，即他们都在探索着祖国、民族更生的问题。对“涅架“再生的强烈的兴趣与特定情势下，的责任感的结合，成为他们创造的内驱力。而到了40年代的文学中，特别是解放区文学中再生“原型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许多作品冷峻地凝视着严酷的现实，表现着中华民族弃旧图新的蜕变过程中的艰难困苦，另一方面，解放区文学则以新的环境为基础，表现着祖国、民族的再生即将成为现实的时代特征，描绘着中国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具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活跃着觉醒了的“再生“的一代新人。自“五四“新文学开始对祖国民族再生国民精神更新的历史的呼唤和探索，在解放区文学中最先完成了从起点到“终点“的衔接和从理想到现实的过渡凤凰再生“原型”除了负载现代中国人向往祖国民族更生的情感愿望，影响了现代文学的价值目标和意蕴之外，还对现代文学的表现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家对“再生”、“涅架“过程的现实思考，使得他们不能只停留在“终极“期望上而忽视对历史过程和人的发展过程的具体揭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不管是小说、话剧，还是叙事诗和报告文学的创作，都注重对生活过程、人物思想过程展示的重要原因。也可以说，这是现代文学家一种由时代环境决定的普遍心理特征。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创作过程，它在构思方式、情节安排、叙事角度、语言技巧等方面都有着潜隐的内在制约作用。比如，小说更加注重故事发展过程与现实过程的对应，诗歌在后来对“叙事“功能的强化，报告文学的兴起，散文由侧重于心理活动的展示向侧重对现实中的见闻的记录等等，在宏观上影响了现代文学的艺术表现方式逐步走向“过程描述“方面探求的势态。
“天狗吞日“的原型及其置换变形天狗是郭沫若《诗仅狗》中的原型意象。在民间关于天狗吃月亮的神话传说中，天狗是一只猛兽，它并不讨人喜欢而令人恐惧。郭沫若的诗利用了民间传说却又赋以全新的涵义，使之成为一个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意义的抒情形象我是一只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ergy(能)底总在研究界天狗“的形象历来被认为是象征了自我的觉醒、个性的解放，表现了对个体力量的肯定和张扬，这是有道理的。在天狗气吞日月的意象中，确实有着浓烈的自我觉醒和个体价值被肯定的豪迈感和崇高感，有着在古典诗词中难有的解脱感和力量强度。然而，细细品味“和体会，在天狗伟岸雄奇的诗意形象的背后，在天狗的“我是……“
“我把……“的呼号中，分明洋溢着一股对意志情感的夸张和情绪的渲染，有着“我能我要“的意志力量的支撑，进而，天狗作为抒情主，体意象，当其面对广袤无垠的客体对象时，为了显示自我力量的巨大和战而胜之的决心，才使自己的形体和精神无限地扩展和膨胀。这其中显，示的是一种蔑视一切敌人、不屈不挠的意志态度，一切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意志情感的夸张表达。而天狗的意象，就其内涵实质说，更具意志原型的特征。
郭沫若对意志力量的强调，在他的诗剧《湘累》中有进一步的表现。诗中有一情节，是当别人劝屈原“隐忍相让“时，屈原对这种泯灭意志、主张忍让的观点极为反感，他反驳道我知道你要叫我把这蓬佩扯坏，你要叫我把这荷冠折毁，这我可能忍耐吗？你怎见得我便不是扬子江，你怎见得我只是湘沉小溪？我的力量只能汇成个小小的洞庭，我的力量便不会汇成个无边的大海你怎么这么小视我？“屈原的这种议论亦即作者的“夫子自道其内核仍然是对意志力量的强调，是面对还很强大的客体而表现出的征服欲。个体主体不但要与对象世界相对峙相匹配，而且要设法征服之。“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平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质，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在这里，诗人要创造山岳海洋、日月星辰和风云雷雨等能量巨大的物象，主要也是意志和力量的显示，与天狗意象的特质相同。
在“五四“文学、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出现“意志“原型意象，当然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有很大的关系，也与西方某些文艺思潮有联系。但更重要的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和民族心理的基础。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的沉重精神压迫近百年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屈辱，中华民族的意志要求和意志情感得不到正常的表达和实现，心理空间极度狭小以至于窒息着人的信念，沉潜萎缩的国民性格便赖以孽衍。所以重振民族精神，强化意志信念不仅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改良国民精神的应有之意，确立新的意志目标，提高民族的自信力是新文学的职责之天狗“原型的发现和激活，正是对这种需要的满足。
由于中国现代的历史特点和中国国情所决定，在“五四“后的文学中天狗“那张扬个性价值和力量的形象不复出现，但天狗原型所具有的象征意蕴，却在置换变形后得到了延续。这种置换的关键是由对个体意志的礼赞转向对群体力量的歌颂和对群体意识的鼓动。“小我“变为“大我我要”、“我能“变成“我们要”、“我们能“的呼声。
这在郭沫若后来的《前茅》《恢复》等诗集中，在蒋光慈和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中，在后来中国诗歌会作者和“七月诗派“作者的诗作中，意志情感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直接地体现在作品中。激情转化为对意志的表达是其主要特征。大体说来天狗“一一意志原型在现代文学中的置换变形，其最主要的是置换了“天狗吞日“这一以个体形态出现而与整个客体对象对立的具体意象，代之以其他一些更能负载群体意志的整体意象，如《洪水》、《狂风》、《暴雨》、《雷电》、《土地》、《火雾》等。这些联想物更能蕴蓄“群“的意志情感，同时也更具力度和强度，从而保留了天狗吞日“那种主体对客体的征服欲望和强劲的意志力量的整体象征内核。这一意象作为精神象征，深刻地影响了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如果我们的眼界扩展开去，会看到另一种置换变形，即“天狗“(意志)原型与“愚公“原型(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的结合，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领域里，形成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完整的意志观念。自然，中国社会需要愚公式的韧性与脚踏实地的精神，需要子子孙孙即“群体“的力量，但“天狗“那种偏重意志信念和精神力量的原型意象和心理，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也常有回声。
“过客求索“原型及其置换变形“过客“是鲁迅散文《诗创客》中的一个形象，它是探索者的原型象征。“过客求索“的意象，既是作者处于彷徨期的特殊精神状态的反映，也是历史上一切求索者基本特征的诗意概括，其象征意义超越了具体的时空界限。诗作对过客探路过程中的时空、环境、人物神态等的处理，看似随便，实则颇有深意。“时：或一日的黄昏地：或一处人：不知姓名的老翁、女孩和不知姓名的主人公过客”。这种有意隐去具体性而突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处理，使探索者的诗意形象有可能向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延伸扩展，增强了人们联想的更大的可能性。而过客“困顿倔强”、“眼光深沉”、“衣裤皆破“的神态，以及他面临到环境一一“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期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一一吏人联想到历史上一切探索者的身姿，情态和处境。“两间余一卒，荷鞍独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空旷、荒凉而又无际涯的时空下，历史过客(探索者)是孤独的也是不屈不挠的，从古至今他们的身影时隐时现，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作品中过客与老翁、女孩的对话，是过客的心理自向也是他的精神特征的剖示：第一，过客只知前行，不计眼前功利，面向未知的去处，他只有一个信念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尽管不知前面是什么，但重要的是不能回转，而要探索前行。第二，过客深知“过去回到那里，就没有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过客的这种从“旧营垒中“出来后的义无反顾的反叛态度，使他永不妥协和退缩，即使前面是葬丛瓦砾也毫不畏惧地穿过。第三，过客的责任感、使命感战胜了孤独感和悲凉感。来自前方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使他不能休息和停顿，他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自我的倦怠、困顿和力量的“稀薄奋然前行。这里蕴含着为真理而牺牲的崇高人格精神和激情的冲动。第四，过客不要任何布施和好意，不要任何劝慰和负担，昂首闯进黑夜中，去继续自己的探索。他要冲破历史的、自我的惰性的束缚，挣脱心理的、外在的一切纠缠，保持，顽强的意志而不致半途而废。“过客“的这些精神特征，使人们联想起，中国神话中“夸父追日“的原始意象和屈原九死不悔的人格精神。
鲁迅笔下的过客求索的意象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哲理思辨特点。过客并不是一个对具体前途盲目无知的迷途羔羊，而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发展冷峻思考的精神战士，一个坚韧不拔追求真理的求索者的象征原型。
在他的执着和无畏中，透出的是先行者对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无限性深刻感知的理想之光，体现着对人类“永恒性“课题思虑后对个体意义的清醒认识。他深知社会历史前进的艰难和不可逆转，个人作为历史发展环节中的一个“过客只能以自己的努力达到新的去处，而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终极目标。人，应该不断前行、不断求索。即使消逝在这过程中，他的目标总向着未来。诚然，这种思考弥漫着悲凉感，但其深层则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夸父追H般的意志力量，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世“态度，是中国社会和民族精神的振兴所需要的现代意识。
在现代文学中过客“的意象是独特的和仅有的，但它作为求索者原型的精神特质却不唯表现在鲁迅的散文诗《立客》中。巴金的散文使我们领略到了这种精神的再现。“我是一个无名者，我寻求一样东西。我只知道披开荆棘，去找寻我的道路。为了得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我甘愿在火中走过我愿与猛兽搏斗 就是火山、大海、猛兽在我前面等我，我也要去！“去追求丰富的、充实的生命。巴金的另一篇散文《日》，创造出同样的意象和表现了同样的精神追求：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峨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了热。我怀念上宵的夸父，他追赶日影”。郑振锋的位7事扮写一场梦一一“是夜云四合，暮色苍茫的时候在一座大森林里，猫头鹰射出的两首绿色的冷光威逼着“我时时为我的前行造成威慑和恐惧。但“我继续地踏着坚实而稳定的足步向前走终于“那一对对的绿炯炯的冷光，逐渐的和黑夜一同消失了去，像夜星之消失在晨天上。“读了巴金的《日》和郑振锋的《幻房》，再体会鲁迅的《位客》的意蕴，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现代杰出作家所创造的求索者形象同时也是奋斗者形象，他充溢着崇高的自我献身精神特质。在“过客”、“飞蝶“和“龙“的悲壮的探索中，蒸腾着一股灼人心魂的激人向上的精神力量：为了推进历史的发展，为了人类的未来，自我的牺牲和消亡不足”惜，自我是历史过程中的“过客它的存在价值体现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在追求奋斗中。
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在这里，现代中国人对人生价值、人与历史关系的哲理思考，达到了新的境界，中华民族传统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崇高人格精神得到了复苏和弘扬，它豁达而不虚空，悲壮而不感伤，它是现代中国惊天动地的历史变革这种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新的意识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过客“求索原型，除了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到文学价值特质的生成之外，它还联结着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即关于个人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探索。这种探索，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学发展中，尤其在知识分子题材中显得格外醒目和更具连续，性。与过客求索原型置换变形相伴而行的还有路“这一意象的不断，拓展延伸，求索者的精神历程和在“十字路口“的不断选择，成为现代作家特别关注的内容，并且成为创作的潜隐模式和“新传统”。
（第四节）中国现代文学意象象征系统
象征的功能
象征，是指用具体的可感的事物来暗示、意指不可见而只可意会的事物，通过联想类比，在象征主体和客体之间突现出其直接的相似性，使陌生的、难以言喻的事物向已知的具体的意象同化，从而强化人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使所要表现的内容更加直观，更具感性，同时也更加深刻和具有更多意蕴。文学领域的意象象征，既是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也是一种由意象作为主体的艺术思维过程。它通过具有“约定的文学意象，以人们熟知的联想物为中介，来表达人们的深层意识和独特感受。正如庞德所说一个意象即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