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写得最感人的是母女深情，天然的母性，她把这份神秘的情感写得荡气回肠。菲比残疾之后仍然能迅速认出“我”，死之前握着“我”的大拇指等。人不需要科学配制的物品，需要的是没有条件没有交换的爱。不仅仅菲比需要我，我也同样需要菲比。虽然“我”一再强调自己是为钱生下菲比，虽然菲比的出生是一对非男非女以一种非性的方式生出来的，但她不是“何必”，而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她在我的体内孕育了整整十个月，因而她与我的神秘联系是超越我的想象的，她却无法抹煞爱，菲比的呼唤就在她灵魂深处。被一再遏止的母性之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
而科技文明的发展另一面的锋刃显出冷酷的锋芒。这个不带爱孕育的生命潜伏着悲剧的种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菲比是现代都市文明自私冷酷的证明，是一对自诩高尚的男女制造的悲剧。她的过早去世毁掉了亚当和我各自以前的生活。但也在我们心中种植了一些真挚的爱。每年他们会在菲比的坟头朋友一样说说话，他们的拥抱不再“何必”。
“爱”才是这个世界延续的主题，正因为失去了我的爱，菲比才会生病残疾，而我的归来是她那个黑暗单调的世界里的唯一的欢乐。对亚当和我来说，菲比是唯一的联系，他们共同制造了这个悲剧也共同爱着这个孩子。她的存在成为不可碰触的伤，有了她，他们得以重新命名，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生，重新成为朋友。
葡萄和多鹤：地母一样的雌性
《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是姊妹篇，都是讲述新中国成立到****那段历史，都是以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为叙述线索，而这个女人有着太多相似之处。她们都有着混沌无知的一面，都有健康血性的美丽和生机勃勃的活力。经历特殊的时代，她们坚韧地面对了自己的苦难。
《第九个寡妇》着力写一个“孝”字。七岁的王葡萄逃黄水来到史屯，她的公公用两袋面粉买下了她。以免被跟她公公同龄的孙克贤买去糟蹋。这个聪明俊秀的女孩子当天晚上就站在跟自己差不多高的灶台涮锅，而孙克清则给她垫了个凳子。可以说感情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在以后的岁月里，孙克清一直以这种暗暗相助的方式给予葡萄亲情。葡萄在那个家中虽是童养媳，却享受到了生命中难得的亲情。十三岁时，葡萄生了重病，别人以为她必死，但二大也即孙克清坚持延医请药，救活了她。在她十四岁时，孙家人将她风风光光嫁给了自己的三儿子铁脑。但不到两个月，日本人前来清查村里的八路，几个媳妇牺牲自己的丈夫换回了八个老八。而葡萄领回自己的丈夫，当天夜里，铁脑被杀。葡萄成为村里的第九个寡妇。被当作奸细媳妇的葡萄只有一条朴素的真理：铁脑是我男人，我不救他救谁？
小说对王葡萄的眼睛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说她有一双山猫一样的眼睛，又大又黑又溜圆的泼辣又大胆的眼睛。这就看出葡萄在孙家并没有受到所谓的剥削，她性格中的圆满自足也凸现出来了。为了一口铁锅，她敢手持一根木棒与几个拿枪的国民党的痞子兵对峙，多年以后，同样为了一口铁锅，她与一群红卫兵小将争斗。葡萄的道理十分朴实，“再咋阶级，我总得有个爹。爹是好是赖，那爹就是爹。没这个爹，我啥也没了。”当她冒天下之大不褆把受重伤的爹藏在芦苇丛中，葡萄身上就有了大智大勇的神秘色彩，她以异乎寻常的细心和大胆掩盖了嫌疑，她造了一座假坟哭丧，还有意与村书记蔡琥珀起冲突，而在夜晚，她偷偷将奄奄一息的爹运回家中，安置在红薯窖里。处心积虑的弄药，挖地窖，一藏就是二十多年。她自己吃糠咽菜也要让老人吃饱，宁可将刚刚两个月的孩子送人，宁可切断一次又一次婚姻的希望，也要将老人藏下去。所本着的就是一个“孝”字。她把所有的运动都看成“事”，无论十四军、土匪，还是土改、反右、****，都是一阵一阵的事，过一阵就没了，躲一躲就过去了。作者有意将她写得混沌无知，对各种政治术语全无理解。“哈事不懂，除了会做活儿，兴许脑筋是有点差错。”写她有一双七岁孩子的眼睛，生坯子脾气，死心眼，“她对谁好是一个心眼子，好就好到底。”谁也不怕，不知惧怕为何物，无论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还是在严酷的饥饿、斗争面前，她都以无忧愁，无畏惧，以她的能干、勤劳一路闯下去。
她热爱生命，身上燃烧着蓬勃的生命活力，活脱脱中国的斯佳丽，而王葡萄所面对的劫难比斯佳丽还要多还要深。她与公公之间的亲情没有太多渲染，彼此都不是善于表达的人，只是说到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相互的了解，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懂到心里去。
葡萄在性方面跟扶桑是一个路子，都有着强烈的****，地母一样宽厚博大的胸怀对男人敞开，给男人慰藉和幸福。她甚至利用权力男人手中的权力来掩护公公，比如冬喜、春喜。在王葡萄那里，她已经成为女人的化身，她的女儿性、妻性、母性都如甜蜜多汁的葡萄带给她所爱的人以甜美的滋养。这样的女性是可以承载一切苦难和幸福的，也是有着各种小缺点的，比如她一出门会偷一些吃的东西。
为了让葡萄能嫁人过正常的生活，这期间，孙克清偷偷出走过一次，但后来被葡萄找了回来。为了堵住恶棍五合的嘴，她给面，给自己的身体，最后把他引到侏儒庙，借助儿子和侏儒们的力量杀死了他。就像一个安泰、沉着的地母，她用自己的臂膀为公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不管外面怎么喧闹、革命、进步，她只管护住红薯窖。她相信“躲一步是一步，这里什么事都发生过：兵荒、粮荒、虫荒、人荒，躲一躲，就躲过去了。”“什么人什么事在史屯都是匆匆一过，这么多年，谁在史屯留下了？过去了，史屯就还是一样活人过日子。什么来了，能躲就躲，躲过了就躲过了。”
《小姨多鹤》以一个无比惨烈的故事开场，二战结束前，日本败退，一批被移居中国黑龙江境内开荒拓土的日本农民也处于生死险境。于是有村庄整体自杀，十六岁的多鹤从血腥的自杀中侥幸逃了出来，跟随大队日本人开始惊弓之鸟一样的逃亡。沿路被苏联士兵枪杀，被中国游击队截杀，承受饥渴劳顿之艰辛。人口不断减少，多鹤的母亲、弟弟、妹妹也惨死其中。一次土匪的袭击中，多鹤和十几个女孩子被抢走，被装在麻袋里论斤拍卖。“好歹能推推磨，一头驴也不止七块大洋。”十多个日本婆子就这样成为某个农民的妻或妾。张俭家因妻子朱小环不能生育，在父母授意下买下了多鹤当作生育工具，在多鹤生下一女二男后，张俭成功丢弃了多鹤。二十多天后，多鹤又奇迹般找了回来。这一家成为骨肉相连，谁也离不开谁的一家，这样畸形而又奇特融洽地生活在一起，经历了四清、****、张俭入狱等困境，多鹤甚至等来了日本亲人（当年她救助的女婴久美）的召唤，她仍然牵挂着中国的丈夫和孩子们，将重病的丈夫接到日本治疗，将儿女们一个个办出国。写下的是一个日本女子的人生传奇。
与《扶桑》相似的是，都是讲述的一个女子在异国生活生存的境遇和故事，都有着隐忍、懵懂和对人生苦难的承受精神。如果说扶桑身上更多女性和妻性的话，那多鹤身上的母性和人性更为完整。小说第一章刻意描述了一幅母子沐浴图，明明是他人的生育工具，却因那孩子是自己的骨血而深深疼爱。作者有意将日本女子多鹤与中国女子朱小环放在一个屋顶下面，似乎有一种民族性格的对比，多鹤的勤劳，追求尽善尽美，“手绢叠得四四方方，留着花露水兑掺米浆的香味。家里每条手绢都逃不过多鹤的烙铁，大大小小的人走出了张家，都像从烙铁下走出来一样平展。”她把家里的地板擦得镜子一样光亮，窗户玻璃亮得跟新的一样，从来不会偷奸耍滑。对多鹤美的描述是模糊的，印象式的摹写。“看起来她是世界上最干净，刚刚从水里出来的一个人。”而她的语言，半日语半中文生涩蒙昧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懂，“夹着只有最蒙昧的生灵才懂的词汇”。
严歌苓似乎认为人不必以语言交流，灵性的动物，只需用感觉、眼神、辅以手势就能互相理解。《扶桑》中扶桑与克里斯之间只有简单的词汇的交流，也有着对异族的仇恨、歧视与神秘的向往。《人寰》中生活在异国他乡，被迫以他族语言为主要语言，因而语言中充斥着错误。还有步态，缠过小脚的扶桑和日本女人多鹤都不太利索。（多鹤）“她的步子总是那么稚拙可笑，有一点像得过小儿麻痹症的人。”
而朱小环呢，好吃懒做，喜欢吃零食，说闲话，她交游广阔，灵变机动，能迅速与任何人建立友善关系。她聪明，做衣服、做饭菜都能有创新，但都只凭借兴趣。一张利嘴可以让各色人等为她效劳。做事时最喜欢偷奸耍滑，甚至小偷小摸，满口“凑合”。对人生从来不绝望，“路总不该走绝吧？连多鹤那个村子的人逃难逃得东南西北全是绝路了，还不是活出个多鹤来吗？”就像以多鹤口气说出的那样：“这是一族多么吵闹的人！”“他们花多少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不吵闹或许地板可以干净些，家具可以整齐些，衣服可以平展些。若少花些时间在吵闹上，他们也不必凑合吃、凑合穿、凑合活着了。”
在灾难来临时，多鹤是戴上代浪村人发明的木桶去砸一小时五分钱的石子儿，可以一人干三个人的量。而作为对比的朱小环一小时要抽一毛钱的烟，而且只干了几天就不耐烦了。还有刻钢字，朱小环只去了一天就不干了，而多鹤不但坚持了下来，还背着沉重的钢字到家里刻。而朱小环则偷摸拐骗，用她活泼爽利，会说话笼络一批阿毛帮她跑腿，给她送东西，包括监狱的司务长也是几个回合就被她拿下，给她送各种监狱食堂里的吃食。在这两个女人身上，传统印象中的中国女性的勤奋耐劳吃苦精神都被颠覆了。如果作两种民族性格的比对的话，那代表中国的朱小环明显输给了代表日本的多鹤。
但作者并未因此让读者看轻了她，或者说她想写出人性的或中国人的民族弱点，而是认为这也是一种生存技巧，没有朱小环，多鹤和她那些孩子就一天也活不下去。同时写出朱小环的宽厚、仁慈和博大的爱心，她对多鹤不是没有过妒嫉和仇恨。她听了多鹤的惨烈遭遇之后，她对这个女子产生了深厚的同情，从此也将她和她的孩子纳入自己的庇护之下，母鸡护小鸡一样用自己那双并不坚硬的翅膀保护她们。她深深爱着那些孩子，完全视同亲生；她深深爱着多鹤，当作自己的亲妹妹；她深深爱着丈夫张俭，把他当作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血肉。正是朱小环的爱将这个家紧紧联在了一起。这样，她的小奸小诈、小坏、口舌锋利等缺点都成为了可爱的点缀，成为这个人物形象丰富的另一个侧面。在人性整体败坏的****时期，她的坏不过是为了对抗更大的恶，是一种自卫。她的人生哲学，诸如凑合……都成为生存的智慧。
小说特地安排小彭和小石的出现来突出人性是如何被****和政治扭曲的。小石和小彭同时爱上了多鹤，并在频繁登门时发现了他们家隐藏的惊天秘密。本来像个孩子一样爱说爱笑，总是满脸笑的小石，几乎每天都来张家，拎一包绿豆或一包点心的他会因为想占有多鹤而想去告密，他以“检举”来胁迫多鹤就范。作者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陌生人在小石身上附了体。”“在楼梯上截住多鹤，要挟她，在她身上留下黑爪印的就是小石身上附体的那个陌生人。将来要多鹤就范，不从就把她送进劳改营的，也是那个附体在小石身上的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从何而来？****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煽动和激发，使一个原本可爱甚至有些乖巧的男人变成了潜在的恶魔。而这“恶”和对恶的后果的恐惧则使另一个沉默、驯善、憨厚的良民张俭潜意识地变成了一个杀人恶魔。此后不久张俭在貌似意外的事故中以吊下来的钢板砸死了小石（他们同在钢厂上班，张俭是吊车师傅），小彭则与乡下妻子离婚，在****中成立造反派，把张俭以谋杀罪送进了监狱。
“这是个天天翻出无数谜底的大时代。楼上的一个邻居家里突然闯来一群红卫兵，揭了这家的谜底：台湾的潜藏特务，天天收听台湾广播。对面楼上的一个女人也被揭了谜底：在她做工人阶级的妻子之前曾经是国民党连长的臭太太。大孩、二孩中学里，原来一个教师正经人似的，红卫兵稍微一追究，发现他是个漏划****。上百幢红白相间的家属楼破朽不堪，却被天天刷新的大标语白纸黑字地统一了。哪幢楼里多出了几个反面人物，哪幢楼便淡妆素裹，大标语从前阳台后阳台飘然垂降，挡风挡太阳。”几句近乎戏虐的语言点染出那个荒谬的大时代。正是在这样荒谬的时代，才会有小石的变异，张家畸形的家庭，多鹤身为母亲不能堂堂正正当母亲，身为妻子的不能堂堂正正成为妻子。丫头去上了滑翔学校，却因伪造农民档案和夜里说日语梦话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治疗。
多鹤和小环是一种奇特的女性关系。她们是情敌，分享一个男人，她们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喜庆、热闹，走到哪里都响喳喳的，有点懒，有点儿投机取巧，爱利用人，爱笑；另一个沉默，因为不懂中国话几乎被看成哑巴，做事勤勉、完美、一丝不苟。然而这两个女人又是最深刻的同盟，她们都是男权中心的受害者，都是中日战争中最无辜的人。朱小环被醉酒的日本鬼子追杀，骑上一头耕田的牛，而被摔下来，摔掉了七个月大的儿子和生育功能，不得不接受夫家找人代孕的屈辱事实。而竹内多鹤父母、兄、弟、妹都惨死于战争，十六岁的她都已经历过最惨烈的血腥自杀场面，经历过母亲杀死自己孩子。在冻饿交加中被论斤拍卖，成为生育女奴的人生悲惨遭遇。因而她们从内心深处又是最坚固的同盟军，彼此之间从没有真正仇恨过，相反，多鹤在山上生双胞胎儿子的危险时刻，是小环守护在她旁边。她们在窄小的家中和平共处，各自发挥特长，共同爱着那个男人和几个孩子。
《人寰》的纠葛
《人寰》的讲述者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女性，表面看起来老练，沉着，机智，干练的她同样是不幸福的，甚至因此要去看心理医生。而她痛苦的根源在于被爱情幻觉遮蔽，故而无法享受爱情和幸福。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比如恋父情结，对一个与自己父亲同龄的男子所吸引，几十年都无法解脱这种精神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