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达姆为何会从一个强人变成一个阶下之囚，这也是他性格使然。
萨达姆为了伊拉克的发展采取了比较多的铁腕手段，让他周围的人都十分惧怕，所以也就会发生人人自危的情况。无疑，萨达姆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需要伊拉克强大，只有伊拉克强大了他才能够有能力在地区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一个统治体系中，伊拉克没有看上去那样的上下团结，更准确的说法是，伊拉克实际上是萨达姆一个人的伊拉克，他的伙伴和军队没有像他们宣誓的那样，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萨达姆最倚重的共和国卫队，其实也不过是效忠口号下的一盘散沙。
美国人从伊拉克开始崛起的那一刻起，就试图削弱这个国家，并弱化萨达姆的影响力；另一个强权前苏联也保持着同样的态度。
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在客观上打上了让外部势力大规模介入的楔子。中东的两个大国伊朗和伊拉克，相互打了八年仗，战争使得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损失了数千亿美元的财产，双方在战争中都没有得到便宜，这是一场典型的二战水准的消耗式战争，这场战争使得全球的战争贩子们都争相向两方出售武器。大国之间的博弈，从来都是以牺牲小国为代价的，这一点是近现代国际外交的现实。
阿拉伯国家的内耗使得它们很难团结起来去完成阿拉伯复兴的梦想。同时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地区排除掉外来强权的干扰独自发展已经不可能了。
在中东地区，萨达姆维持着自己在伊拉克的强人独裁地位，同时在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中，也没有什么坚定的盟友，在全世界也没有真正的铁哥们。这种在国内有着一呼天下应的统治格局，给了萨达姆最强的自信心。因为他觉得他是人民的领袖，深得人民的爱戴。实际上萨达姆的统治在伊拉克国内，用今天的话来讲，从来就没有那么和谐。
其实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就已经看到萨达姆的军队实际上战斗能力和战斗意志是非常有限的。也许在这之前，萨达姆对于自己的军队能力是不怀疑的，但是经过和美国一边倒的战争之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其实没有那么强大，也没有那么强的抵抗美国侵略的战斗意志。
萨达姆这样的强人在失去强权地位的时候，注定会众叛亲离。这里面包括共和国卫队的将军，在战争开始前，就有一部分人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信心的，也包括他认为的自己最好的朋友，同样弃他自保。
伊拉克前石油部长阿米尔·穆罕默德·拉希德在巴格达沦陷前，于2003年4月2日向美军投降，入狱之后，他每天都在大骂萨达姆，指责他“一直抓住那些破烂不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对美国在与伊拉克对峙中所占据的各种优势“根本不懂”。
伊拉克前副总理塔里克·阿齐兹，他是萨达姆生前最好的朋友，但是比萨达姆更理智，也更清醒。所以，他在2003年4月24日决定向美国投降。在那之前的某天，阿齐兹特意前往巴格达市郊曼苏尔的一座房子，向萨达姆告别。
路透社曾评论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一对厚厚的眼镜片”“始终强硬的表态”和“时刻整洁的深绿军装”是国际新闻记者对阿齐兹的共同印象。当年，“他的声音常常占据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
2003年4月，在向萨达姆告别之后，阿齐兹说：“通过一位中间人，我联系了美国人。如果能回到当时，我愿去就义。但战争就在这里，巴格达已被占领。我很顾家，于是做了个重大决定。我告诉美国人，如果他们把我的家人送往安曼，他们就可以把我关进监狱。我家人乘坐美国飞机离开，而我在星期四进了监狱。”
塔里克·阿齐兹，为阿拉伯复兴党政权效忠了三十年，也辅佐了萨达姆三十年。1980年至1988年两伊战争时期，阿齐兹往返于苏联与美国之间，成功为伊拉克争取两方支持。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进而引发“海湾战争”，他多次以“萨达姆发言人”身份出现，成为媒体追逐焦点。他也是伊拉克另外一位世界性的名人，中和了萨达姆的独裁者形象，和萨达姆形成一武一文的合作伙伴。这位萨达姆的搭档在与美国人的周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是美国人的眼中钉之一。因为美国人知道，一个武夫容易对付，但是如果边上有一个智者，事情处理起来就会麻烦很多。
阿齐兹向美国人投降后，只有脸上那副黑框眼镜，还依稀透露着这张一度为世人熟知的“伊拉克面孔”当年的影子，其余的就什么都没剩下。阿齐兹对来访的记者说，自从巴格达陷落之后，他就开始往返折腾于单人囚室和法院证人席之间，现在他把这座伊拉克监狱称为“家”。而他的家人，已经被安全送往安曼，代价是阿齐兹的自由，其实也包括他的生命。当然阿齐兹明白这个事实，美国人最终不会给他活路。
美国人打伊拉克的理由就是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所以找不到的话美国人就等于干涉的理由不充分，这对于美国精英统治集团来说，也是失颜面的事情。
沉默也好，破口大骂也罢，阿齐兹和他昔日的同僚们，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尊重事实，拒绝承认美国对萨达姆政权“莫须有”的罪名。这一点，伊拉克的高官们没有一个说瞎话的。
阿齐兹说他了解这个政权的每一个秘密——包括：根本没有秘密武器计划，对于伊拉克三个炸毁的核反应堆中的其中一个及毗连的实验室，也没有意向要去恢复。
20世纪70年代，像其他所有独裁新贵一样，萨达姆也认为核武器是真正地位的象征。不过，以色列听到了伊拉克秘密核武器计划的风声，于是在1981年6月，派一队F-16战斗机突然扑向伊拉克，炸毁了反应堆。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十年之后，当世界其他美国盟友发现自己在同萨达姆作战之后，批评之声逐渐沉默了。在那之后，伊拉克一直没能成功制造出核武器。1991年海湾战争后，萨达姆被迫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伊拉克，于是他受到了严厉的武器禁运和石油出口控制，以此确保萨达姆重启核武器研制计划变得极其困难。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抗伊朗革命政权的前沿国家，伊拉克曾在苏联、欧洲和美国的武器和技术建议中收到了无数美元。如果那时萨达姆都无法制造原子弹，又如何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出原子弹呢？当时，伊拉克极其贫穷，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正在他的国内工作，而且美国和英国的飞机正在他的上空巡逻。
阿齐兹说他和萨达姆于2002年底就确信美国要入侵，他陪同疑神疑鬼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巡视伊拉克，收效甚微。“我尽力证明什么都没有。”但是，美国依然以此为借口，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进攻。在阿齐兹看来，自己的国家和领袖已经成为了美国的鱼肉，只不过他没有萨达姆那样的低估美国人，也没有看清楚美国人不只是要削弱伊拉克的强权，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会要他的命。当然这一切阿齐兹在长达十年的岁月中一直没有跟萨达姆提起，但是他的抵抗意志在长期的对抗中逐步丧失了，面对这样强大的世界强权，伊拉克根本就不会有多少机会。
所以，阿齐兹在保护不了自己国家的时候，只能退而保护家庭。这是他的最后选择，他没有和萨达姆家族一样做一门忠烈。
当然，萨达姆不是一个铁杆支持者都没有，只是凤毛麟角而已。萨达姆的“总统顾问”兼“高级助手”阿米尔·萨阿迪就是个硬骨头，他在美军发出通缉令后，于众多媒体的摄像机前，从容地走出巴格达的住所，坐进汽车向美军投降。入狱之后，美军曾向萨阿迪抛出一个诱人的条件：只要他证实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出狱，离开伊拉克到国外去生活。但萨阿迪一直坚持在战争发生前的说法——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说，我是一名军人，一名科学家，不能说假话，更不会用道德和信仰去做交易。
在美国人的监狱中，阿齐兹并不受美国人待见，美国人似乎对萨达姆的身边人都有特殊的厌恶感。当然，这与阿齐兹的沉默有关。和任何人一样，从国家的领导者到阶下之囚，个中的人生体验只有他自己才懂。
在最初被关进监狱的五个多月的日子里，阿齐兹一直沉默不语，他从不插嘴别人谈论的话题，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特别是在那些与他关在一起的前伊拉克复兴社会党领导成员的面前，更是“免谈国事”。美军曾把他关在一顶帐篷里，在夏天五十摄氏度的高温下，任凭太阳晒烤，根本没向他提供什么人道主义的方便。在阿齐兹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美军也只给过他一些必要的药品，以免他心脏病复发死在监狱里。阿齐兹曾提出去医院治疗，但美军拒绝了他的要求。
确实，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萨达姆在核武器问题上确实保持了模糊的政策，向外传递了自己要发展核武器的雄心。可能只有阿齐兹知道，伊拉克不具备发展核武器的技术条件。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存在的真相，萨达姆为何让美国猜来猜去而不挑明，阿齐兹的回答就足以证实了这位独裁者被捕时的说辞——他是在戏弄伊朗，而非西方国家。“他们（伊朗）已经对我们发动了八年的战争，所以我们伊拉克人有权阻止他们。萨达姆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得维护伊拉克的尊严。他必须表明：他没错，也不弱。”阿齐兹说，萨达姆的骄傲让他不允许自己暴露这个国家的虚弱，“伊朗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得对抗他们”。
阿齐兹说：“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我们必须骄傲。为了阿拉伯事业，必须对抗伊朗。”只是无论阿齐兹怎么和美国人解释，美国人也不相信萨达姆，实际上，这正是美国人的将计就计。萨达姆在抵抗伊朗的过程中，用自造核武来威慑伊朗，也给了美国一个借口，这样的借口足以要了他们的命。美国人在全世界开动了宣传机器，将萨达姆和核武器以及其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美国人的第二个借口就是萨达姆和本·拉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美国人同样也没有拿出证据，但是伊拉克没有全球的话语权把控能力，所以，萨达姆的形象实际上美国人是可以随意塑造的。
骄傲的萨达姆也不会允许自己与本·拉登这样的恐怖分子搅和在一起。关于“9·11”恐怖袭击，阿齐兹回忆说：“当时我们反对这事。但我们不是为美国政府说话。萨达姆打电话给我，说他希望我写封信给拉姆齐（克拉克，前美国司法部长）说他谴责这一袭击。我照做了。”
就在这次采访结束一个月后，美联社依照《新闻自由法》，获得了在萨达姆被捕后，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阿齐兹进行的四次问讯记录。此前，美国国家安全档案局于2009年公开了萨达姆接受问讯的对话记录，但始终拒绝解密阿齐兹的。直到2010年9月，美联社才获准公开了这份解密文件。
阿齐兹在2004年6月27日的一次问讯中，明言“萨达姆从不信任宗教极端分子”，尽管他认为“基地”是个“有效用”的组织。阿齐兹告诉联邦调查局探员，萨达姆认为本·拉登和其他宗教极端分子是“机会主义者”，是“伪善者”。
阿齐兹说，萨达姆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基地”组织建立起某种联系，因为他根本“瞧不上”他们。联邦调查局问讯阿齐兹后在总结中写道：“在阿齐兹看来，萨达姆对本·拉登从来只有负面评价。”
而本·拉登对萨达姆显然也无好感可言。本·拉登的第四子奥玛·本·拉登在《本·拉登传》一书中说：“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萨达姆·侯赛因，因为这个独裁者没有在这片穆斯林土地上建立一个宗教政府。他常常嘲笑萨达姆，认为他‘并非信徒’。对于一个穆斯林，这是莫大的侮辱。他对萨达姆的好斗寻衅嗤之以鼻，说道：‘这个拥军甚众的领导人一刻也停不下来去惹是生非。’”
战争的结果，美国在伊拉克没有获得萨达姆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武器的证据，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政府和基地组织的联系证据，于是美国人就从萨达姆当政期间的暴政入手，找到治死萨达姆的证据。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12月16日的报道：布什总统对被抓获的萨达姆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表述——“这是很好的解脱，这个世界没有你会更好！”他在采访中多次将萨达姆称作“一个折磨别人的人”“一个凶手”，对死刑的暗示非常明显。
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其中的荒谬之处：美国以萨达姆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本·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有关联为理由，向伊拉克开战，但被美军抓获的萨达姆最终却因一桩1982年的“凶杀案”被判处死刑。
2005年10月19日，在历经多次推迟后，伊拉克特别法庭正式对萨达姆进行审判，被控主要罪名是萨达姆在巴格达北部小镇杜贾尔村屠杀了一百四十三名什叶派人士，犯下反人类罪。
2006年11月5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终因杜贾尔村案被伊拉克高等法庭判处绞刑。萨达姆死了。
事实上，使萨达姆被绞死的“杜贾尔村屠杀事件”并不著名，不但前往伊拉克关注审判的外国记者对它知之甚少，就是在伊拉克，也很少有人知道1982年发生在杜贾尔村的屠杀事件。参与审萨的伊拉克官员对美国《纽约时报》表示，这很大程度上是伊新政府压力作用的结果。因为杜贾尔村案案情非常清晰，控方起诉非常容易，整个过程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如果作为伊战战俘，或者是曾入侵科威特的总统进行审判，那就有可能闹上国际法庭，想处死萨达姆就比较困难了。对此，特别法庭这么做是为了简化审判。他表示，伊拉克当局不想搞马拉松审判，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萨达姆的死刑罪名成立。
萨达姆死了——不是因为本·拉登，不是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是因为科威特，而是因为杜贾尔村的一百多号人，萨达姆下令杀了他们——这很荒谬，如果不是因为小布什在白宫下令，那十万九千名伊拉克人、四千四百一十九名美国大兵，怎么会死？如今，萨达姆有罪，他需要以死赎罪，那小布什呢？全球舆论认为，战争和暴力实际上永远不能够解决本质问题，谁为伊拉克战争死难者负责？镇压和抵抗运动之间的殊死较量，如何去界定责任，这好像只有美国人说了算。这其中的微妙之处，正如美国五角大楼代首席发言人劳伦斯·迪瑞塔在2004年1月9日的说法一样：“萨达姆的身份是敌方战俘。”萨达姆实际上成了一个战俘，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无法调动任何资源和国家机器来为自己辩护了。
作为萨达姆最好的朋友，阿齐兹的命运也是注定的，2010年10月26日，伊拉克高等刑事法庭就以“迫害什叶派政党”的罪名，判处阿齐兹绞刑。
显然，这位习惯戴黑框眼镜、英语流利的伊拉克前副总统，是个聪明人。他说，自己掌握萨达姆政权的所有秘密，他还说，自己会遭毒手死在监狱里。基本上，他都说对了。
美国人对于全球对手的剿灭是最有耐心的，从削弱萨达姆和两次攻打伊拉克的事实，我们可以认为美国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同样的对伊政策，无论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上台，都在持续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消灭掉美国的竞争对手，扼住世界经济发展的咽喉。
美国是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在美国，隐藏在背后的精英统治集团实际上也是时刻企图一个霸占世界市场，获得垄断地位的战略谋划者，始终如一地维护美国人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主要盟友的利益。确实，萨达姆和这样的国家同时存在，那是萨达姆命运的不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