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这件事出力的人应该得到一些嘉奖。梅特涅写信给奈伯格说道：“沃克雷恩可能跟您说过，罗斯柴尔德先生想为自己的职员请求一枚‘圣乔治勋章’。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他在这方面有所欠缺。罗斯柴尔德家族尽管拥有千万资产和耿耿赤诚，却从未得到一些荣誉或得到什么表彰。但是我觉得，给一个小职员请求授予这样的嘉奖不太合适。我建议你回复这个请求时说：康斯坦丁奖（the order of Constantine）是赏给爵士的。这个奖是为了加强真诚而亲密的兄弟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嘉奖。就像犹太教禁止信徒冒险违反规定而遭受诅咒，大臣也不能违反规定而使人获罪。你在拒绝的时候要适当地表达深深的遗憾，这样事情就解决了。照上面所说的那样给所罗门先生写信，但不要提到我。因为没有人可以反对法律的规定，但是由一个人的个别陈述却可能引起很多麻烦，而我却似乎一直在顶风作案，没有让罗斯柴尔德家族获得奥地利的嘉奖。如果他认为我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他肯定会把我看作一个彻底的食人兽。”
梅特涅始终留给罗斯柴尔德一个印象，就是他已经准备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为利奥波德·凡·沃特姆斯坦（Leopold von Wertheimstein）弄到个封赏，但是所罗门自己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不太真诚。在推荐自己下属的同时，他也在为自己考虑。因为如果沃特姆斯坦被封了个友伴（Companion），自己至少能得个司令官的称号。他对梅特涅表面上的奉承话信以为真，从没有对上述的信件往来有任何猜测。他给在帕尔玛的沃克雷恩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我刚刚找到机会请求我们尊敬的王子殿下，希望他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来支持我的要求。然后我收到了殿下亲切的回信，正如我所期望的，他告诉我如果您能好心建议此事，那么殿下将不会反对……并会欣然同意此事。
“具体选择怎样最合适的时机来提出这个建议，将由您决定。我对您我之间的友谊和情感充满信心，我也知道应该怎样珍惜这份感情。我很自然地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场合来报答这份情谊，如果您想证明您珍视这份友情的话，那么请您一定尽早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您效劳。”
利奥波德·凡·沃特姆斯坦动身去了帕尔玛，带着所有的权力去处理这件事。他身上带着梅特涅写给奈伯格的一封密信。“令我十分满意的是，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信中写道，“必须为送信的人做些什么。他是罗斯柴尔德的得力助手，也是个头脑十分精明的不错的小伙子。他想获得小的十字勋章，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可以给他一个有用点的漂亮礼物。”
协议签署之后就被密封起来，寄了出去。两个签了协议的公司承诺支付284000里拉……就是一共要付4260000里弗，以每月付355000里弗的形式分期付清。罗斯柴尔德和米拉波德如果能在六个月之内把所有债券卖掉，他们就能得到相当于帕尔玛全部国债的名义资本（共12008000里弗）的2%的佣金，也就是说他们能得到240160里弗。玛丽·露意丝写信告诉她父亲说，他们已经与罗斯柴尔德和米拉波德签署了协议，就是梅特涅在维也纳起草的那个协议，她现在非常放心。
协议刚刚签署，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就开始合计玛丽·露意丝到底怎样用那笔即将到手的财产进行投资。他打算背着他的搭档米拉波德，自己做这笔生意。于是他向梅特涅提出建议，让公爵夫人通过罗斯柴尔德的公司以固定的平均价格从奥地利国家银行购买股票，再将这些股票存到维也纳银行。梅特涅赞成罗斯柴尔德的建议，因为他当然希望那笔钱能够留在维也纳，而不是像皇帝也担心的那样，被公爵夫人给挥霍了。因此，他利用自己跟玛丽·露意丝和奈伯格的关系，极力支持所罗门的提议，并使之实现。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所罗门想从这次交易中得到更多的利润。
在沃特姆斯坦去往帕尔玛的路上，梅特涅写信给公爵夫人，这样说的：“罗斯柴尔德对这笔交易还有另外一些想法，简单地说，是对陛下您有利的。这一次他还是希望能跟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进行慎重的谈判。米拉波德先生在帕尔玛，因此，罗斯柴尔德的全权代理人探讨这件事时，他就不能到场了。我知道罗斯柴尔德心里有数，我保证，只要陛下您听从他的建议，就肯定不会错。”
梅特涅也以同样的立场给奈伯格写了一封信，并让他派遣沃克雷恩去维也纳。沃克雷恩又给梅特涅捎了一封玛丽·露意丝的信，她在信中写道：“你总是能给我提出最好的建议，使我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现在，我对未来可以完全放心了。”
他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奈伯格的信：“在这件事上，沃特姆斯坦先生表现出极大的热诚，陛下希望他能得到一枚价值3000法郎的戒指作为奖赏。”
玛丽·露意丝还问梅特涅，应该给所罗门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奖给他圣乔治勋章实在是不可能。
梅特涅和罗斯柴尔德在维也纳同沃克雷恩讨论了如何投资的事。沃克雷恩于是带给玛丽·露意丝一份报告，里面详细阐述了罗斯柴尔德的观点：如果她将帕尔玛的债券卖了的话，将对她有利。之后她可以把钱投资到其他公共安全事业上。其中他指出，在帕尔玛的股票，不像在其他大国那样安全。因为一旦发生什么重要的政治运动，都是小点的国家首先受到威胁。他提出国家银行的那些股票最好是换作另外一种更加有益而安全的投资。
所罗门提出，应该以1825到1826年期间的股票平均买进价格为基础，来进行这笔交易。如果在每年的分红中他也能得到一支股的话，他可以保证，这个价格能在未来各种变化中免受干扰。玛丽·露意丝接受了他的提案，只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把股票的1/3给她寄到帕尔玛，剩下的存到维也纳的国库里。
玛丽·露意丝一直跟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商业上的关系，甚至持续到她的第二任丈夫奈伯格去世之后。
贷款的事和帕尔玛的预算问题都进展得很顺利，1828年，罗斯柴尔德用300万法郎买了国家银行的1054股。玛丽·露意丝委托所罗门解决波希米亚——就是莱克斯达公爵的领地——收取贡金的问题。所罗门的第二秘书也是他的私人助手——莫里兹·戈德斯密特（Moritz Goldschmidt）必须数次前往帕尔玛。
1828年7月，所罗门很荣幸地得到了呆在维也纳的玛丽·露意丝的亲自接见。到1829年底，所罗门把玛丽·露意丝的股票卖了，并把收入的钱分成三部分。他用360股卖得的484824基尔德给孩子们——就是威廉·艾尔伯特和艾伯丁·蒙特诺波——开了个单独的账户“M”。另外两个账户是为玛丽·露意丝和莱克斯达公爵开的。这些钱首先将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利用合适的时机以其他形式进行投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这样成了蒙特诺波家庭的财物保管人，考虑到蒙特诺波王子将要占有的重要位置，由于他们与奥地利皇室的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这个家庭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看到朋友所罗门的成功，金斯（Gentz）感到十分高兴。因为不久当自己的同伴兴隆了之后，他也不会受到冷落。在这种时候，罗斯柴尔德在处理礼物问题上会轻松一些，金斯从不会让罗斯柴尔德的来访落空，每次都会从他那儿得到一笔可能不用偿还的贷款。作为回报，金斯运用自己同梅特涅的关系给予罗斯柴尔德一定的帮助。
在这些次拜访的谈话中，有一次提到了歌德。歌德曾经要求奥地利政府禁止自己的作品在奥地利出版。金斯问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否与这位诗人有什么联系，因为他也出生在法兰克福。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偶尔会在一起开个会。这首先是由于歌德在1796年到1814年期间没有呆在法兰克福。而这段时间，罗斯柴尔德刚刚在这个地区有点影响，之后的几年，他每次到这个城市都只是短暂的停留。他确实跟自己的出生地没什么关系，这一点从他1817年宣布放弃自己的法兰克福公民身份一事中可见一斑。
尽管如此，正如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歌德也听说了这个出自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地区家族的非凡成就。出身于贵族家庭的歌德，很少关注犹太人区，他把它视为一个奇怪的世界，他从小就这样被教育，他也曾在多种场合中这样表示过。
他早年就在一个对犹太人充满敌意的环境里长大，在他的智力成熟之后，他对他们也没有产生任何好感。这种情绪经常可以从他的言谈中表现出来，而犹太人争取解放的努力总是会遭到严厉苛责。随着罗斯柴尔德进入晚年，他家族的成就也日趋显著。这再一次使歌德表达了自己对犹太问题的态度。1823年9月23日，法兰克福一部新法律——允许基督徒和犹太人通婚——的提出导致了与大臣马勒（Chancellor von Muller）之间的争论。
在1823年时歌德就已经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看作是“无所不能”的了，并认为他们运用自己的金钱和影响力，同时又以外国力量做后盾，才使犹太人能够进行反对法兰克福参议院和法兰克福公民的活动。诗人还推断，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创造的神话：如此轻易地一举成为巨富，纯粹是运用手段而得来的。
1828年10月20日，他跟埃克曼（Eckermann）谈话时提到这个时期需要文化上的和其他很多方面的成就。他说：“是的，我亲爱的朋友，的确需要这些。要想做伟大的事，你必须先做个伟大的人。我们认为但丁很伟大，但是他的成就是由多少世纪的文化积淀而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很富有，但是积累起这些财富也是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来的。这种事情都不是单一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不管怎么说，这番言论表明歌德在为自己法兰克福同乡家族的兴起寻找原因。歌德跟贝斯曼（Bethmann）家族更亲密些，他对两家最主要的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很感兴趣。然而，他对金融上的事情却是知之甚少，与其说他关心两家间的竞争，倒不如说他是对这种竞争感到惊奇。他还热衷于把罗斯柴尔德和贝斯曼两个家族的事迹和两大家族怎样在竞争中互相践踏的事当作很好的笑料讲给法兰克福的市民听。
直到歌德的生命进入尾声，他才正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见面。在他的日记中粗略地记载着1827年5月2日，两个小罗斯柴尔德跟着他们的家庭教师约翰·达比（John Darby）来拜访歌德。他们是内森的两个儿子莱昂内尔（Lionel）和安东尼（Anthony），当时他们一个23岁，一个21岁。1831年8月7日，歌德记载着：“之后有罗斯柴尔德夫人来访，她是一个年轻而又伶俐的人。”这个人可能是在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妻子贝蒂，或者更可能是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姆（Anselm）的妻子，她是内森24岁的女儿，也就是安塞姆的堂妹。
歌德根本没有提到法兰克福一支的罗斯柴尔德成员。他日记里的其他记载我们只能发现一段文字，大意如下：1832年3月14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几天，歌德在凝视一幅放在画架上的油画，画的是一座布拉格的桥，通往住在“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男爵”的家。
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我们有理由设想这种私人会面都只是表面性的。这两位来自同一座故城的精神巨匠和财富巨人之间仅仅具有很稀松的交往关系。有关他们之间的事我们也只能通过阅读和传闻来获得了。
对于那些数不清的仅仅是怀着强烈好奇心的拜访者来说，日记中提到的那几个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无疑是很典型的。歌德每天都必须接待很多这样的访客，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能亲眼见见这位著名的老诗人是一种殊荣，这种拜访也会对社会漫长的进步起到一点推动的作用。
在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同社会发展相结合这方面，巴黎的詹姆斯相对来说做得最成功。因为尽管巴黎社会也曾受到社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但是它却与发生在英国和奥地利的情况不同。除了个别情况以外，在詹姆斯家中可以找到各个党派和阶级的代表。梅特涅的儿子维克多（Victor）是奥地利驻巴黎大使的随员，当时感染了严重的肺病。他受父亲的嘱托跟詹姆斯取得了联系。他跟他父亲讲了他对罗斯柴尔德的一次亲密拜访。他写道：“昨天早上，我去詹姆斯伯爵那里拜访。他的办公室就像一部放映机，因为有形形色色的人出入其中。就在那天，来来往往的人都很着急的样子，因为交易所的股票报价暴跌。但是这位伟大的银行家却一直保持着具有威严的冷静，没有丝毫紧张的迹象。我们的谈话经常被进来向他们的上司报价的助手打断。达尔伯格（Dalberg）公爵也在，他沉湎于自由主义的爆发。”
维克多·梅特涅王子还描述了把詹姆斯拉到一边说话的陌生访客们，他们想要的是同一样东西——钱和更多的钱。对这位巴黎富豪办公室的一番描写展示了这个家族是怎样扩展自己的影响范围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巴黎和伦敦兴起了一股反对势力，来检测这个集团日渐增长的力量。
内森·罗斯柴尔德并没有得到奥地利的男爵头衔，因为他必须办完一系列的手续才能成为大不列颠公民。而他担心如果自己用一个外国的头衔会对自己新近得到的大不列颠公民身份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他仍然向奥地利大使伊斯特哈奇（Esterhazy）表达了自己想得到男爵头衔的愿望。于是大使向皮尔（Peel）和艾伯迪恩勋爵（Lord Aberdeen）请示，问他们是否可以给内森这个头衔。他们回答说，无论从法律还是惯例上来说他们都赞成给他这个头衔。但是内森在这件事上却没有继续要求什么，他担心他的新伙伴可能把他看作反动派梅特涅的工具，或者是以奥地利政府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支持者。
1827年卡宁（Canning）逝世之后财政部进行了调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朋友赫里斯（Herries）被选为财政大臣，反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势力在此时突显出来。对一个完全听命于国王的保守党人的委任，引起了辉格党的强烈不满。事实上，这次对赫里斯的任命是得到了国王的认可的，他曾经做过温莎公爵的随从。因此，兰斯唐勋爵（Lord Lansdowne）和他的同党立即表示反对，并竭力说服赫里斯以健康为由不去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