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军队总指挥的压力下，那不勒斯政府忽略了巴拜亚的报价，尽管这个米兰人拿出了一封那不勒斯国王命令他办理贷款的信。国王本能地意识到罗斯柴尔德是为奥地利效力而不是他自己；但由于奥地利的恩赐，他才得以继续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因此，决定权完全掌握在奥地利手中。
罗斯柴尔德银行声明，他们预备准许1000万达卡的贷款额，并补充道，他们只能首先发放600万贷款，剩余款项要在首批贷款落实后才能支付。债券以54的价格发行，支付3%的佣金；并保证在协议有效期间不能办理新的贷款。而且，在今后的贷款中必须给予罗斯柴尔德银行优先权。
为了获得偿债基金和更大的保障，他们要求以国家领土做抵押。这些都是极为苛刻的条件。那不勒斯的公债价格仅为票面价格的60%，因此发行价格很低。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最为有利的是，他们打算通过设在伦敦和巴黎的家族银行将这些债券投放到这些城市的市场（在此之前这些债券只在那不勒斯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那不勒斯财政部长丹德瑞侯爵（Marchesed′Andrea）认为这项提议所带来的利益远远低于某些那不勒斯银行，因而他完全不能接受。他的看法是，这非但不能帮助国家，反而会给金融业带来严重的打击。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对以如此低廉的价格发行公债的政府产生信任。他坚持认为既然法定价格为60，就没有理由以54的价格出售公债。政府不像那些相信提议者的人那样急于得到钱。
这时，人们接到了那不勒斯革命已经宣告失败的消息。菲克尔蒙会见卡尔·罗斯柴尔德，告诉他奥地利非常希望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办理贷款。这位大使请求他不要阻碍奥地利对那不勒斯政府施加必要的压力，而是适度调整他提出的条件。
罗斯柴尔德回答说在这件事情上，他起初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他是被人请求并经过公开谈判后才提出这些条件的。从皮德蒙特传来的好消息使他现在有能力提供更好的条件。大使还请求罗斯柴尔德如有可能，不要提出以领土做担保这个条件。卡尔答应尽力去做自己能做到的。菲克尔蒙向他保证，他和那不勒斯政府都会鼎力支持他的。那不勒斯政府的生死存亡掌握在奥地利手中，很明显它不得不与奥地利所希望的人选签订协议。
这位奥地利驻那不勒斯大使完全了解维也纳那些当权者们内心的想法。“如果由罗斯柴尔德家族来办理贷款，”他在给梅特涅的信中写道，“那将会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由于我们尚未对我们所支付的军费提出任何直接或明确的赔偿要求，我认为贷款合同中要包含直接付款给奥地利这一项是不可能的。罗斯柴尔德先生一向在谈判中顾及到我们的利益，因此他已经在合同草案中增加了这样一句话：‘应付予将来被授权收款者。’等我们在最后谈判中商定应付给我们的军费总额后，这一条款就生效了。”
大使非常希望那不勒斯的资金尽可能地闲置下来，这样他对那不勒斯支付给奥地利远征军军费的能力就不会产生任何怀疑。
他在给梅特涅的信中说：“如果我方军队所需要的维持费用的满足，能够超过这个国家的正常收入，那么全部贷款就能够支付给我们的国库了，除非那不勒斯政府为了使税收系统恢复正常秩序而可能要求分为两期或三期付款……”
贷款发行后不久，罗斯柴尔德就发行了1600万达卡公债。他为了平息公众的强烈反对，允许其他奥地利银行从中抽取一小部分利润。那不勒斯政府承诺在1824年之前不再办理任何贷款。如果将来它要求办理贷款，必须对罗斯柴尔德银行给予优先权。
卡尔愉快地将事情的结果报告给梅特涅。他强调，按照梅特涅的意愿，他从未提出以领土做担保。他在信中写道：“另外，如果和平仅仅维持了一段很短的时间，我认为贷款不久就能够按时定期交付，并且不再对剩余款项要求任何担保，因为那样的话所有的国债都将升值，那不勒斯的公债就会紧随其后……”
计划取得成功，奥地利使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此掌握了那不勒斯的控制权。但这并非出于友谊的无私帮助，罗斯柴尔德兄弟为优先权的取得付出了代价，只不过用的是那不勒斯的钱财。同时，镇压军队给那不勒斯带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成千上万人被逮捕，许多烧炭党人和革命领袖都被处以死刑或者长期监禁。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也形成了。这种境况一直持续到王国的光复，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奥地利刺刀的保护下进行的。外国军队对这个国家没有丝毫同情。除了保守的上层阶级之外，所有的阶层都将它们视为不受欢迎的客人。而利用一个聪明的外邦人来迫使自己的国家向占领军队交纳巨额军费，这一事实更激起了民众对奥地利的愤恨。这一次，死神降临到一个扶植罗斯柴尔德强大起来的人身上。1821年2月27日，黑塞选侯威廉心脏病发作。“我将输掉这场战争！”他说完这样一句话之后，便与世长辞了。对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他的死并不如他在10年以前那么重要。当时，他们与这位选侯之间的交易几乎构成了他们唯一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业务。
新任选侯大肆挥霍家财，却没有他父亲那样的商业才能，与罗斯柴尔德之间的关系也仅限于无足轻重的一般******。阿姆斯洛在法兰克福开展大规模的贷款活动，为王子以及其他他想要扶植的重要人物办理贷款。詹姆斯和内森将那不勒斯公债分别投放到伦敦和巴黎市场，在伦敦公债的利息可以英国货币支付。这实际吸引了许多人对他们的债券进行投资，就好像它们的利率很高一样。结果公债没发行多久，价格就大幅度攀升。
内森在获取别人的支持和为自己寻找出名的机会方面很有天赋。1820年夏季，一位名叫安东·罗林（Anton Laurin）的维也纳财政部商业分部的年轻职员，被派往英国进行为期几个月的学习，在此期间自然被引见给奥地利驻伦敦领事内森·罗斯柴尔德。内森对安东·罗林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好热情，因为他算准罗林一定会打报告回国的。内森担任他的导师，并频繁地邀请他参加各种宴会。
他是如此成功地赢得了这个年轻人的感情，以至于罗林回国后以近乎狂喜的心情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他给上司写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报告，于是上司决定将报告的主要内容连同特别举荐内森的要求一并呈报皇帝。
在整理完内森帮助罗林的事迹后，财政部商业分部的部长着手将其写入呈报君主的报告当中：“罗林同时还报告了这位领事所做的不计回报的工作，以及他希望成为奥地利的信贷、工业和商业的得力助手的所做出的努力。他陈述了罗斯柴尔德放弃所有的领事签证费，积极协助办理奥地利事务……他已经取得了一份奥地利公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报告，并以自己的私人财产对奥地利水手慷慨相助……内森准备用自己的船只在伦敦与的里雅斯特（Trieste）之间建立一条直接航线。他还为陛下的花园送来了一批珍稀植物的种子，并向理工学院无偿捐赠了一些趣味工业产品和美术作品；他现在仍然在搜集这类货物，目的是将它们捐赠给理工学院。
“至于罗斯柴尔德领事为奥地利国的信贷服务的价值，我是不能发表任何意见的；在这一点上，我所能做的只能是谦卑地为陛下呈上他寄给我的上个月6日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报告。在这份报告里，仁慈的陛下将会愉快地观察到里面特别提到了奥地利国的证券，以及它们在奥地利银行指定下的价格。考虑到以上所提到的罗斯柴尔德领事为促进和扩展奥地利贸易的其他方面的努力，他履行领事职责的勤奋而无私的奉献，恳请仁慈的陛下委任他；他对奥地利失业水手的慷慨相助，以及他为丰富陛下的花园和理工学院所做出的努力，应该得到适当的认可。
“通过在伦敦建立一种直接的货币交易，罗斯柴尔德已经极大地推动了商业和金融的交易，这是毫无争议余地的。如果他成功了——毫无疑问他会成功的——鉴于他的目标和做事方法上所表现出的无私的爱国精神，建立伦敦与的里雅斯特之间的直接交流给我们的商业带来的有利结果将更为显著。通过推行这一理念，他将理所当然地赢得奥地利的贸易社区和消费大众极大的感激之情……
“我请求仁慈的陛下能够从这几行字句中，认识到此人作为奥地利领事对我君主国的贸易和工业正产生多么重大而有利的影响……我国驻该国的前几任领事是如此地适合从事贸易和工业，却从未对君主国做过任何事情，而是将活动范围限制在从我们的仆人那里取得大笔费用……新任领事罗斯柴尔德在很短的时间内所完成的工作比所有的前任领事加起来的还要多。因此，我感到有责任将他这些令人称道的表现报告给陛下。同时最忠诚地乞求能够将陛下的满意评价传达给他。”
在1821年3月6日的上书中，施塔迪伯爵证实了里特尔·冯·施塔尔（Ritter von Stahl）所陈述的事实，并且补充道，罗斯柴尔德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极力地帮助驻扎在奥地利的军队的资金需求，这一点同样应该得到嘉奖。
这两份文件还被送给兹奇伯爵（Count Zichy）供其批阅，兹奇伯爵又把它们送到枢密院顾问巴伦·冯·莱德勒男爵（Baron von Lederer）手中。冯·莱德勒男爵给出的意见与当初在考虑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授予爵位时一样持有怀疑态度。
“文件中所陈述的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的特别服务，”他写道，“一部分与他作为奥地利驻伦敦领事有关联，另一部分是出于他与财政部的关系。如果奥地利政府债券能够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报告中被提及都是罗斯柴尔德的功劳；如果与奥地利的货币兑换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推动的，那么必须记住的是，罗斯柴尔德兄弟所得到的利益与这些财政部门是同样多的。罗斯柴尔德兄弟不久以前与奥地利财政部合作，达成了两次贷款协议，他们当然对奥地利公债海外市场的取得十分感兴趣，尤其是伦敦市场，如果由他们的银行承当汇款业务，他们就能够得到一笔佣金，并通过汇率的差额获取利润。因此，如果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合适的话，我会更加强调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不计回报地执行奥地利领事职责的重要性，并且不顾一切立即同意他应受到陛下的赞赏的建议。
“一个名叫罗林的财政部商务分部的职员获得假期前往英格兰旅行。他得到一封给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的介绍信，内森对他热情款待，并帮助他努力增长工商业领域的知识。他回国后对内森的款待赞不绝口，并趁这个机会高度评价了内森·梅耶·罗斯柴尔德作为领事的无私和热忱的工作。
“我并不想对他所说的这些事提出任何怀疑，但他这次出行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执行任何官方派遣的任务，他不应该通过官方的途径把这些事情陈述出来，并且为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承担责任。以我的愚见，他的报告应该通过奥地利领事馆进行一番调查以核实确认，我认为这个错误应该是可以纠正的。”
皇帝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政治首脑们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何等的忠心耿耿，但确实下令对罗斯柴尔德以如此无私的态度履行职责一事做进一步调查。然而，里特尔·冯·施塔尔坚持己见，并尤其迫切地维护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利益。因为他知道，身在巴黎的詹姆斯希望得到作为一个总领事的职位，他在伦敦的兄弟也是如此。他建议在3月30日委任詹姆斯。最高统治者并没有立即对这件事做出任何决定，但那不勒斯革命爆发了，没过多久就引发了梅特涅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密切合作。从此不再存在任何拒绝罗斯柴尔德兄弟要求的想法和可能性，因为奥地利能否收回花费在远征军的费用还要取决于他们的态度。所罗门告知他在巴黎的兄弟詹姆斯重新提出被委任为总领事的要求，因为现在是关键时刻，奥地利政府多少有些进退两难。由于它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负有义务并与其关系密切，它当然不会拒绝这个要求。
由于所罗门在维也纳站得十分稳当，詹姆斯请求他代为提出这个要求。所罗门起草了一份申请书，并转交给施塔迪。施塔迪考虑到所罗门与自己家族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便将申请书连同这样一份报告一起呈送皇帝：
“出于以下与目前形势密切相关的原因，以及在过去几年中获得的条件，我甘愿冒险支持这份之前陛下对它感到不悦的申请书。陛下已经充分地理解到，在当前所面临的复杂的困境下，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各个建立在欧洲许多重要都城的罗斯柴尔德旗下公司的效劳的极端重要性。
“我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及时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必要的物资，而不影响到我们的内部服务和恢复我国信贷业的措施，这些都归功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力量和资源，他们在可以立即逆潮流而行的时候，却不遗余力地将大笔资金提供给我们。最近的事件造成了奥地利财政的危急状况，在他们的帮助下公众的想法和政府的信用才能够保持在目前的状况。通过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巧妙处理，这次军事行动中的大量资金周转产生的费用比其他任何一种汇款方式都要低。
“罗斯柴尔德各公司在这个多事之秋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服务，他们与奥地利的君主政体的生死存亡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招致了嫉妒和仇恨，以及整个欧洲革命政党的一定程度的迫害。尽管他们的财力，他们在整个欧洲建立起来的良好声誉，以及他们在生意上一贯的诚信，到目前为止保护了自己免受恶毒阴谋的损害，但是他们的效力应该得到我们议会的认可，并且在世界资本市场上应该享受到陛下明确的保护。这样他们才能有足够的力量去跟这些阴谋诡计做抵抗，并在将来继续为君主政体发挥作用，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
“特别是巴黎是欧洲一切革命活动的中心，而它的证券交易所办理着各个国家的贷款，这些对他们的利益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罗斯柴尔德已经被委任为驻伦敦总领事，财政部商务分部的部长已经把他为推动我国贸易所做工作的证据呈报陛下。他努力开拓我国证券在英国的销售市场，并为大不列颠与奥地利之间建立直接的票据贴现制度，而且做得更加成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