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宗教问题上，巴黎与伦敦一样冷酷无情。任命罗斯柴尔德兄弟之中的一个作为奥地利驻伦敦总领事对于君主政体的商业和金融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此外，罗斯柴尔德放弃了获得领事签证费的权利，他希望得到总领事这一职位只是为了给领事馆带来荣誉，并保护自己免受这座城市的自由党的憎恨和迫害。”
施塔迪的报告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罗斯柴尔德家族实际上已经使自己在海外的自由党中变得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到处与反动政府建立关系。施塔迪并未认识到，尽管他们怀有极端保守的情绪，他们还是与其他许多政党建立了关系，尤其是在奥地利，他们四处贷款，以求在随时有可能发生的政治反动中保护自己。
其他银行对他们家族势力奇迹般的崛起产生了嫉妒心理。在巴黎他们的地位尤其微妙。对于波旁王朝来说，懦弱的路易十八和极端激进分子这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都非常不受欢迎。
而坚定的保皇主义者维莱尔作为政府首脑，被大部分民众所憎恨。然而，罗斯柴尔德兄弟与这个新政权的关系却变得密切。此外，作为神圣同盟的银行家，他们正将一大批法国的金币运送到国外。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经常成为暗中袭击的目标，有一次他感到不得不拜访警务总监，对收到一大堆恐吓信件一事进行投诉。“通过得到总领事委任状，他所希望的不仅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声誉，并且在国际法下得到更大的安全保障。不管是在巴黎法庭还是维也纳法庭，这一点确实都没有实现。因此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与思想开明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后来成为法国国王）保持密切的联系。詹姆斯经常在货币问题上给他提出建议，并频繁地到他家中做客。
弗郎西斯皇帝让他就罗斯柴尔德申请总领事职位一事征求财政部商业分部的意见，命令他们表达对这件事的看法。里特尔·冯·施塔尔当然非常乐意做这件事。他立即将申请书和以下的意见书传达给施塔迪。
“英国和法国是迄今为止欧洲最富饶的国家；它们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兴旺繁荣，和谐发展。因此在它们的首都拥有商业代理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代理人必须是经验丰富、享有诚信声誉的人。至于工商业方面的问题，我再不能为陛下推荐一个比巴黎领事馆的总领事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更为合适的人选了。
“我与他的相识是他上次来这里的时候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与巴黎理工学院、国立工艺学院的成员以及许多有教养的法国制造商和生意人熟识。此外，他曾向我表示要像他在伦敦的兄弟那样，准备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我们之间的工商业合作。为了这个目的，他立即订购了一些有趣的机器，准备捐赠给我们的理工学院，并且向我保证在证明自己对奥地利领事馆的忠诚上，他不希望落后于在伦敦的兄弟。
“最后，考虑到他是个犹太人，以我的愚见，他所面临的困难不会比他在伦敦的兄弟少。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申请做领事之时，陛下确实已经明确下令继续执行不得聘任犹太人做领事的规定。但事实证明陛下同意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的请求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此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应该也是一样的。
“驻巴黎的总领事没有一个特别的代表人物……在法国宪法的保护下，犹太人享受到了与其他法国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我的意见是希望陛下仁慈地允许为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破一次例，就像您已经仁慈地允许为身在伦敦的罗斯柴尔德破例那样。
“虽然同意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请求对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出于金融业上的考虑则更为重要。这点我就不必多言了；陛下已经充分意识到自从最近奥地利发生的重大事件以来，罗斯柴尔德兄弟联手为我们做出的贡献甚至比当初陛下委任伦敦罗斯柴尔德为总领事时更大了。此次至关重要的操作能够取得成功，这些富有的公司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报告的结尾，里特尔·冯·施塔尔极力催促梅特涅应该发表意见，反驳任何出于政治目的的反对意见，这样呈送给他的陛下的进一步报告才能够尽快完成。梅特涅在冯·施塔尔先生的信中写道：“既然出于一切商业、工业和金融方面的考虑，都需要同意他的请求，那么我只有从出于政治目的做补充——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请求。”
1821年8月11日，詹姆斯·冯·罗斯柴尔德如期在巴黎被委任为总领事。于是其他五位兄弟的社会地位也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以奥地利皇帝为受益人的立即付款要求被提出来了。自从奥地利军队进入那不勒斯后，那不勒斯政府总是满足军队的所有费用，包括报酬；但在如此热心地支持那份申请书之后的第十天，梅特涅就指示驻那不勒斯大使菲克尔蒙伯爵一旦军队撤退之后，就要立即从那不勒斯政府那里取得贷款。财政部长已经迫不及待要为这些开支获得补偿了。这件事所取得的最新进展是，赔款大约465万，在维也纳进行分期付款，分为六期每月支付一次，1821年8月1日开始付款。梅特涅把一封私密信件和这些指令一同寄给菲克尔蒙伯爵。
这位大臣在信中写道：“财政部高度重视贷款支付的准时性和可靠性，这里命令你向那不勒斯政府提出要求，并且绝不容许任何拖欠贷款的理由。为此，我们已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达成了协议……在那不勒斯的卡尔·罗斯柴尔德先生已经被政府授权，做出促进这笔贷款支付的安排……我很荣幸地要求你在这件事上与卡尔·罗斯柴尔德先生取得联系。如果他认为需要对那不勒斯政府做出让步，你要支持他这一提议，目的是为了使那不勒斯政府更容易地支付贷款。如果没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援助，那不勒斯政府恐怕会陷入无法支付的窘迫境地。同时确保我国库能按时收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绝不允许有任何拖欠的事情发生，因为它构成了我国年度预算的一部分。”
尽管菲克尔蒙伯爵未能成功地使那不勒斯政府全部支付这笔贷款，但他想方设法将赔款增加到400万基尔德，其中50万应于1881年8月31日支付，70万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每月支付一次，剩下的140万应于1822年1月份支付。第一笔赔款被支付给卡尔·罗斯柴尔德，再经由他的兄弟所罗门转交奥地利政府。虽然现有资金已经足够支付这第一笔赔款了，但剩下的赔款只能通过向罗斯柴尔德家族贷款才能够偿还。因而这些贷款根本没有进入那不勒斯的国库，就被罗斯柴尔德银行直接送到奥地利，尽管这是那不勒斯承担全部贷款的负担。
这时那不勒斯政府对罗斯柴尔德提出一个要求，考虑到他可能获得的额外利益，如有可能请在比协议规定更早的时间将贷款交给奥地利。罗斯柴尔德同意了，那不勒斯无条件允许他扣除前两次分期付款的70万基尔德，并将其直接转交奥地利。卡尔把这个协议的结果报告给菲克尔蒙伯爵，信中写道：
“我非常高兴能够为阁下争取到前两期付款的支付保障。我将把贷款交给阁下，而不用通过我在维也纳的兄弟来办理。
我满足了阁下的愿望，将这笔赔款安全送到奥地利财政部，同时以此表明我在将来为国王陛下的利益做出一切努力的忠心。至于规定在1月份支付的140万余额（400万基尔德中的一部分），我将通过发放新一轮贷款来解决，那不勒斯政府对此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样，卡尔·罗斯柴尔德尽量给各方提供方便。他使得奥地利更容易地得到他们的赔款，并且在协议日期之前就将分期贷款借给那不勒斯。他做得不错，因为在1821年6月，那不勒斯公债的价格已经从60涨到了76.5。那不勒斯政府由于这笔赔款，紧急需要提前支付贷款，卡尔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财政部长的特殊来信。
信中写道：“陛下命令我以他的名义与你进行交涉，他对你在这件影响到国库的事情上的表现感到十分满意。”
那不勒斯国王对奥地利皇帝的欠款还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贷款中扣除一部分来解决。至于剩余的款项没有用于军费开支，而是被任意地挥霍了。因此，尽管得到了巨额赔款，奥地利仍然继续遭受财政紧迫的压力；那不勒斯大臣们不断地抱怨每年用于维持奥地利军队的费用（达900万达卡），这使得任何正常的金融活动都无法进行。
但奥地利仍然坚持穷追猛打的政策，当卡尔将三个月的赔款以票据形式如期交给奥地利的时候，施塔迪所表现出的态度尤其小气，这位财政部长要求立即以现金支付。
卡尔则认为，如果不是他的干预和意愿，那不勒斯政府绝对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这已经导致它向奥地利法庭交纳了400万基尔德，所以他认为自己有理由选择汇款的方式。然而，如果今后他以现金支付，就会把汇款费用和与那不勒斯国库进行兑换所造成的损失记入借方。
在这种情况下，首期贷款自然很快就消耗殆尽了。那不勒斯财政部长认为有必要向卡尔·罗斯柴尔德申请第二次贷款。经过漫长的协商后，1680万达卡的有名无实的贷款在1821年10月底发放了。为了扩大公债市场，罗斯柴尔德将此次贷款的价格上升到67.3，而不顾及那不勒斯已经增加的债务负担。
1822年1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不勒斯没能还清140万基尔德的债务，财政部长亲自请求罗斯柴尔德代为支付，因为那不勒斯无法筹集到资金，维持奥地利军队的开支已经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施塔迪对那不勒斯的财政计划开展得冷酷无情，而梅特涅能够向这位财政部长指出，幸亏有了他所建议的罗斯柴尔德的干预，这件令施塔迪非常惧怕的事情才得以完成，那不勒斯的赔款才能得到。梅特涅十分欣赏罗斯柴尔德家族提供的服务，并准备应所罗门的急切要求，在今后保证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中********的精力。一些富裕的犹太银行家在罗斯柴尔德的引荐下接触到法兰克福的议会代表，他们缓慢却无疑地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尽管起初议会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在1820年1月期间，事情转变越来越明显。罗斯柴尔德兄弟与其他商业代表一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许多贵族和各个部门的高级官员都与他们同席而坐。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经常得到一些能够运用到生意上的信息。不莱梅市长史密特（Bremen burgomaster Smidt）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中写道：“自从来到这儿后，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这里诸如贝斯曼、康达德、布伦塔诺等家族与一些杰出的犹太人一同进餐，还邀请到家中做客并接受回请。当我表达了自己的惊讶之情后，人们告诉我，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任何一笔重要的金融交易都无法达成；必须把他们当作朋友来对待，谁都不希望与他们发生纠纷，出于这些原因，罗斯柴尔德的家人已经被一些大使邀请过了。”
在这一时期，阿姆斯洛·梅耶·罗斯柴尔德的妻子受到邀请参加普鲁士驻法兰克福公使馆的一个舞会。史密特在与议会代表布诺伯爵的交谈中发表了自己对罗斯柴尔德的看法，并特意记录了下来。
他评论说：“这个家族通过庞大的金融交易及其银行和信贷连接点，实际上得到了真正的权势地位。它已经取得了对货币市场强大的控制力，无论它倾向于阻碍或是推动权势者的活动和操作，它都有能力进行干预，甚至欧洲最强大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奥地利在目前反对那不勒斯的示威游行中需要罗斯柴尔德兄弟的帮助；如果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助普鲁士渡过难关，恐怕它早已丢弃了自己的宪法；有些中小国家在困难时期也需要依赖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力。这些使得他们取得了寻求支持强有力的优势，特别是为居住在一些小国中的犹太人取得最基本的人身权利。”
1820年5月底，梅特涅命令极不情愿的布诺在议会中支持大多数犹太人的愿望。然而，布诺仍然坚持自己的偏见，因此形势还是没有立即发生改变；参议院的确表现出了为解决犹太问题增加困难的倾向。结果议会对参议院下了最后通牒，因此梅特涅告诫布诺结束这种局面。
这位使臣的做法更进了一步，他亲自前往法兰克福，公开拜会罗斯柴尔德，并接受邀请参加他们的宴会。他已经通过维也纳的所罗门让阿姆斯洛·梅耶知道这些。阿姆斯洛·梅耶不久以前刚刚通过一次行动脱颖而出，并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和认可。那不勒斯剧院再一次失去了租户，而唯一的申请人多梅尼科·巴尔巴亚又无法筹集到租赁合同中规定的5万基尔德现金，罗斯柴尔德家族表示愿意担保并将这笔资金支付给那不勒斯剧院。正如担保书中所写的那样：“娱乐业必须继续发展才能配得上皇家剧院和首都的尊严。”
梅特涅到达法兰克福后，接到了一封来自阿姆斯洛·梅耶·罗斯柴尔德的来信：“最杰出的亲王！最高尚的亲王和上帝！
我冒昧地请求殿下准许我的请求，请您今天中午与我共进午餐，并恳求殿下不要把这个请求视为无礼或非分之举。
这个请求将标志着我人生一个******的开端我在维也纳的兄弟恳求您答应我的邀请，如果不是他告知我您尚未明确表示拒绝我的请求，我是不会冒昧地提出这个不情之请的。
这里的奥地利绅士已经向我保证，这样隆重的宴会他们一定会出席的。如果今后殿下再次光临，请通知我，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会乐于陪伴殿下的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