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她没有将信寄出去过。因为不完全放心它们不被偷看。你无法确知，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对别人来说不知更要麻烦多少）。她希望眼下不是三伏天，客房里的白瓷炉就会点起火来，她也就能为保险起见把信件烧掉。最保险的办法自然是干脆不写。如今已经不许畅所欲言了。但是真相到死都仍是真相。这句话是哪儿来的？仿佛是《一报还一报》(莎士比亚戏剧)_。但也可能真相到死才终于苏醒。而到了那时，清算将是严厉的。
她想回家。想回到狐狸角。她本来五月要回去，怎奈弗里妲病了。她计划得很周全，行李都装箱了，箱子就放在床底它们原先空置的位置，这样于尔根没有理由开箱检查。她买好了火车票，也买好了渡船票，谁也没告诉，甚至连克拉拉都蒙在鼓里。她没有将弗里妲和自己的护照——幸而弗里妲1935年去英国时的入境允许还有效——从保存重要文件的豪猪刺工艺盒(原文为“porcupine-quill box”，是一种表面由黑檀木、象牙切片和豪猪刚毛拼图而成的精美装饰盒，相当昂贵)里拿走。她每天都确认一遍护照是否都在。然而准备动身的前一天，她打开盒子，发现护照不见了。她想肯定是自己粗心，于是在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保险合同、保修证书、于尔根的遗嘱（律师毕竟是律师）中一通翻查，箱中什么文件都有，就是没有她要找的那两本。她在逐渐加剧的焦虑中，将箱中所有文件倒在地毯上，一份一份、一遍又一遍地清查。只看到于尔根的护照，却没有她们的。绝望中她搜查了家里每一个抽屉，打开了每一个鞋盒、橱柜，掀起了每一块靠枕、床垫，还是没找到。
他们像往常那样吃了晚饭。她几乎食不下咽。“你生病了吗？”于尔根关切地问。
“没有。”她说。她的声音尖细，仿佛要哭。她能怎么说呢？他知道了，他当然是知道了。
“我想我们该度个假。”他说，“去舒尔特岛。”
“舒尔特岛？”
“对。去舒尔特岛不用护照。”他说。他是否微微一笑？是否露出了笑意？接着，弗里妲病了，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要来了(原文此处为德语：Er kommt！)！”翌日早餐时，伊娃兴奋地说。元首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现在？”
“不，今天下午。”
“真可惜，我们都走了。”她说，感谢上帝我们要走了，她心想，“请一定传达谢意，好吗？”
一辆布拉特霍夫宾馆(坐落在上萨尔斯堡由第三帝国建造的宾馆)派出的黑色奔驰车将她们送下了山。开车的是送她们上伯格霍夫的同一个司机。
翌日，德国入侵波兰。
1945年4月
他们像耗子一样，已经在地窖里住了几个月。英国人值白班，美国人值夜班，轮流轰炸，什么也做不了。萨维尼广场公寓楼下的地窖阴湿脏臭，照明靠煤油灯，大小便靠铅桶。然而地窖比市中心的防空洞又要强多了。她曾在一次白天的空袭中与弗里妲一起被困在动物园附近的巨型防空塔——好几千人挤在里面，靠一支蜡烛判断氧气充足与否（仿佛他们是一群金丝雀），有人告诉她，如果蜡烛熄灭了，所有人就都得到外头去，即便顶着狂轰滥炸。她们被挤得贴在墙上，不远处，一对男女正在相拥（这是礼貌的说法，实际远不止于此），疏散时，又不得不从一个被挤死的老人身上跨过去。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的是防空塔不仅仅防御，还是地对空反击的炮垒。整个空袭期间，屋顶上的数架迫击炮不断轰射，后坐力震得整个防空塔不停颤抖。厄苏拉想自己再也遇不到比这更险恶的经历了。
一颗巨型炸弹在动物园附近爆炸，防空塔摇起来。她感到了气压的浪潮，吸拽、推压着她的身体，担心弗里妲的肺要炸了。气浪终于过去后，几个人开始吐，虽然可以呕吐的地方一个也没有，只好吐在自己脚上，或更不堪地，吐在别人脚上。厄苏拉立即对自己发誓再也不进防空塔。宁可死在外面街上，与弗里妲一起，还要更痛快。最近她常常想到这件事：将弗里妲卷在怀里，痛快地死去。
也许在天上投弹的人里就有泰迪。她希望是他，因为那代表他还活着。1943年11月英国展开对德轰炸以前，曾经有一天，家里响起过敲门声——当时房子和门都还在。厄苏拉打开门，发现门前站着一个十五六岁模样的瘦削少年。他看起来很绝望，厄苏拉心想他也许犯了事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但他只将一个信封塞到她手里，她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跑了。
信封油腻肮脏。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地址。那是帕米拉的字迹。她一见就哭了。几张薄薄的蓝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家里发生的事，日期是几周前——吉米参军了，希尔维在家乡后方作着正义之战。（“用的是新型武器——小鸡崽！”）帕米拉住在狐狸角，一切安好，她说，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泰迪加入了皇家空军，带领一支中队，因出色完成飞行任务获过一枚十字勋章。这是一封美好的长信，信末一页，几乎像突然想起来似的，她写“我故意把坏消息留在最后说”，休“于1940年秋，因心脏病，几无痛苦地”去世了。厄苏拉后悔自己收到这封信。她希望自己以为休还活着，以为吉米和泰迪并入了不上前线的闲职，正躲在某个煤矿或民防结构里等待战争最终过去。
“我常想你。”帕米拉说。她不针锋相对，不说“我早就告诉过你”，没有怪她“为什么你有机会的时候不回来”。她努力过，但是努力得晚了。德国向波兰宣战翌日，她遵照战争将至的一般做法，进城储备了电池、电筒和蜡烛。她买了罐头食品、隔光材料，去韦尔特海姆百货给弗里妲买了几身大一两号的衣服，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虽然看到许多大衣、皮靴、丝袜和体面的长外套，她自己却什么也没买，对此她现在很是悔不当初。
她在BBC听到张伯伦讲话，听到他郑重地说“眼下，我们与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听完长达好几个小时后，她竟毫无感觉。她想给帕米拉打个电话，但线路不通。接近傍晚时（于尔根一整天都在部里上班）她突然明白了，白雪公主醒悟过来了。她必须走，有没有护照她都必须回到英格兰去。她匆匆打了一件行李，拽着弗里妲上了一辆电车，去火车站。只要上了火车，一切就都好办了。可是没有火车，一个车站工作人员对她说。已经封锁边境了。“我们在打仗，您不知道吗？”他说。
她拽着可怜的弗里妲，跑向威廉大街的英使馆。她们是德国公民，但她相信使馆工作人员会怜悯她的。他们当然有办法，不管怎么说，她仍然是个英国女人。当时天已渐黑，使馆大门紧闭，楼内灯火全都熄灭着。“他们走了。”一个路人告诉她，“你没赶上。”
“走了？”
“回英国了。”
她用手捂住嘴，堵住内心深处涌上的号哭。她怎么这样傻？怎么预见不到即将发生的事呢？真是个“等一切麻烦都过去方始起了担忧的傻子”。这又是伊丽莎白一世说的话了。
收到帕米拉的信后，她断断续续哭了两天。于尔根很同情，带了些上好的咖啡回来给她，她没有问他来源。一杯好咖啡（虽然它的出现仿佛神迹）却无法缓解一点她为休、为弗里妲以及为自己、为所有人所感到的悲痛。于尔根死于1944年的一次美军空袭。厄苏拉听到消息竟松了口气，在弗里妲的难过面前，她感到了内疚。弗里妲爱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也爱她。这是他们不幸婚姻中唯一留存的一小块幸福。
弗里妲又病了。她像当时街市上大多数人一样，体质虚弱、面色苍白。她的肺里堵满了痰，时常猛咳一通，听起来像是再也不会好。厄苏拉听她胸音时，仿佛听到三桅大帆船在海浪中航行，桅杆吱呀，船帆鼓动。要是有条件让她坐在暖洋洋的火堆边，喝杯热可可，吃些炖牛肉、煮饺子、胡萝卜就好了。她想着，不知伯格霍夫的人们吃得是否还那样好？不知伯格霍夫是否还住着人？
头顶上方，公寓楼矗立依然，虽然临街外墙已被炸毁。她们仍回到楼中寻找有用的东西。楼梯布满碎石乱砖，给上楼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没有人上去趁乱打劫。她和弗里妲用布条将软垫绑在膝盖上，戴上曾经属于于尔根的厚皮手套，如此在碎石乱砖中攀爬，仿佛笨拙的猴。
公寓缺少她们唯一想要的东西——食物。昨天为一块面包，两人在队伍里排了三个小时。吃到嘴里的面包却似乎不是拿面粉做的，虽然也实在说不清究竟放了什么——难道是水泥粉和石灰浆？至少味道很像。厄苏拉记起家宅附近村子里的罗杰森烘焙屋，那面包的香气，可以飘过几条街，橱窗里一条一条的面包，又白又软，镀着金光油亮的表面。又想起格洛弗太太尚在时狐狸角的厨房——想起希尔维坚持让全家吃的粗粮面包条，也想起海绵蛋糕、水果挞和面包卷。她想象自己吃下一片暖烘烘的杂粮面包，上面涂了厚厚一层黄油，和用狐狸角的黑加仑子、红加仑子制作的果酱。（她不停地拿美食的回忆来折磨自己。）马上就要喝不到牛奶了，队伍里的人告诉她。
今天早上，法贝尔小姐和她姐姐迈耶夫人给了厄苏拉两个马铃薯，还给了弗里妲一片香肠，Aus Anstand，她们说，出于好心。她们曾经同住阁楼，如今很少走出地下室。地下室的另一个成员莱希特先生告诉她，两姐妹已经决定绝食。（在没有食物的时候这不难办到，厄苏拉心想。）她们受够了，他说，不愿再去面对俄国人来了以后的局面。
传言说东边的人已经开始吃草。真幸运，厄苏拉想，柏林连草都没有，只有轰炸了一座自豪美丽的城市后，所剩下来的焦黑的钢筋森林。伦敦也变成这样了吗？似乎不太会，但也并非没有可能。斯佩尔得到了他残破的城市，只是早了一千年。
厄苏拉自己的肚子里，只有昨日那块难以下咽的面包，和前日两个半生不熟的马铃薯。其他所有食物——虽然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她都给了弗里妲。但厄苏拉把自己饿死了，对弗里妲有什么好处呢？她不能把弗里妲一个人留在这个可怕的世上。
英军炸了动物园后，她们去动物园找可以吃的动物，但被许多人抢了先。（家乡也发生这等事吗？伦敦市民总不至于也在摄政公园的动物园里争相觅食吧？可是又为什么不呢？）
她们偶尔看到一只鸟，显然不属于柏林的常住民，不知为何还活着，甚至有次看见一只低眉顺目、乱毛板结的东西，她们以为是狗，后来发觉是只狼。弗里妲很想把它带回地窖当作宠物养起来。厄苏拉难以想象窖里最老的贾格尔太太对此会有什么反应。
她们自己的公寓娃娃屋似的敞开在世人眼前。家庭生活最私密的细节尽可一览无余——眠床和沙发，墙上的照片，甚至有轰炸后侥幸完好的一两件装饰品。她们搜走了所有尚且有用的东西，但还有几件衣服和几本书可拿，且就在昨天，她在一堆瓷器碎片下还找到了躲在那里的几支蜡烛。厄苏拉决定拿它们去换弗里妲的药。浴室里还有一个马桶，偶尔不知为何，水龙头里能拧出自来水。两人轮流举着块布为对方遮挡。但此时颜面真的还有关系吗？
厄苏拉做了一个决定，准备搬回家里。虽然公寓房中很冷，但至少空气无异味，她权衡后认为这样对弗里妲更好。她们还有毯被可裹，可以同睡一个床垫，用餐桌和椅子挡住房间洞开的一面。厄苏拉心里不停回想在这张餐桌上吃过的饭，她的梦中全是肉，大块大块，或煎或烘或烤的猪肉和牛肉。
她们家住三楼，加之部分楼梯受堵，或许能够拦住俄国人。但是另一方面，她们会成为展览在玩偶之家里的玩偶，一个携着女儿的妇女，两个唾手可得的尤物。弗里妲即将十一岁，但只要东边来的传言里有一成是真的，那么这个年龄并不能在俄国人面前保证她的安全。贾格尔太太成天紧张兮兮不停唠叨苏联向柏林一路奸杀而来的事。无线电已经切断，消息只靠听传获取，偶尔能读到一份单薄若蝉翼的新闻纸。Nemmersdorf(奈莫斯多夫，位于东普鲁士，是苏联红军二战时在德国境内攻陷的第一处)这个名字一直挂在贾格尔太太嘴边。（“那可是大屠杀！”）“噢，闭嘴吧。”一次厄苏拉这样回答她，而且用了英语，她当然没有听懂，但应该听出了厄苏拉语气中的反感。贾格尔太太因为有人用敌人的语言对她说话，显出了掩饰不住的惊讶。厄苏拉感到自责起来，对方只是个恐惧难当的老妇人，她提醒自己。
东边的攻势日益推近。西线已无战事，只有东边还需忧心。原本遥远的一两声枪响，如今已是成天不断的战火咆哮。没有人会来解救她们。抵抗苏联150万大军的，只有德军区区8万人，其中大多还只是孩子和老头。也许可怜的贾格尔太太将不得不借助扫帚柄来击退敌军。也许就是这几天的事了，第一个苏联人，就要出现在视野之中。
传言又说希特勒已经死了。“早就该死。”莱希特先生说。厄苏拉想起伯格霍夫露台上他熟睡的样子。他在舞台上夸张做作一番，却招致了何等代价！几乎是世界的末日。欧洲的死亡。
但莎翁所说夸张做作的，其实是人生自己。她纠正自己说。原话是，人生不过是行路的影子，是舞台上夸张做作的蹩脚艺人。在柏林，他们都是行路的影子。人生一度事关重大，如今便宜得三钱不值二钱。她又顺便想到伊娃，想到她对自杀总是轻描淡写，不知这回是否伴着领袖一起去了地狱呢？
弗里妲的情况很糟糕。感冒，发烧，且不住抱怨头疼。要不是她的病，她们本可以加入向西逃难的人。但弗里妲绝不可能受得住路上的奔波。
“我受够了，妈妈。”弗里妲轻声地，说出阁楼上姐妹们也说过的那句可怕的话来。
厄苏拉叫她一个人好好的，心急火燎地赶往药店，跨过满街碎石垃圾，偶尔跨过一具死尸——她对死人已经没有了感觉。枪声近了，她就躲进就近的门廊，再风也似的窜到下一个街角。药店开着，但药师没有药，既不要她那宝贵的几支蜡烛，也不要她的钱。她一无所成地回家了。
离开弗里妲后她一直担心自己不在时要出什么事，并发誓再也不离开她的左右。她在两条街外看见一辆苏军坦克，被那景象吓坏了。她都被吓坏了，弗里妲不知要吓成什么样。开炮的声音不绝于耳，她的心揪紧了，感到世界即将终结。果真如此，那么弗里妲不该一个人死去，她必须死在自己怀里。可是她能死在谁的怀里呢？她渴望父亲的怀抱，一想到休，她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