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上公寓楼的梯级后，她已经累得不行了，疲倦仿佛沁入了骨髓。她发觉弗里妲正意识不清地睡去醒来，就在她身边躺下了。厄苏拉一边抚摸她潮湿的额发，一边给她讲起了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她说狐狸角春天的森林里，会开一种铃兰花，农田远处的草地上野花遍地——亚麻花、飞燕草、毛茛花、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她给弗里妲说英国夏季的草坪上，新刈的青草是什么香气。希尔维种的玫瑰是什么香气。果园里的苹果，又是如何的一番酸甜的香气。她说小径上的橡树，墓园里的杉树，狐狸角花园里的山毛榉。她讲起狐狸、白兔、松鸡、野兔、母牛和大耕马。讲太阳把它和善的金光照在玉米田和菜地上。黑色的乌鸫唱着明亮的歌，云雀嗓音悦耳，斑尾林鸽的咕咕声柔和低沉，暗夜里还有猫头鹰的啸叫。“把这个吃了吧。”她说着，将一粒药片送到弗里妲嘴里，“我从药店弄来的，吃下去就睡得着了。”
她告诉弗里妲，如果可以保护她，自己愿意余生永远在刀尖上行走；如果能拯救她，她愿在地狱的烈火中煎熬；如果她能够浮起，她愿在最深的河底溺水身亡。现在她要为她做这最后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了。
她搂住女儿，吻着她，在她耳边絮语。她说起泰迪，说起他的童年，他的生日惊喜派对。她说帕米拉是多么聪明，莫里斯多么讨人厌，吉米小时候又是多么滑稽。大厅里的老座钟发出如何的嘀嗒声，风如何吹得烟囱肚膛呼呼作响，圣诞节前夜他们怎样在炉子里点巨大的干柴，又把各自的袜子挂在壁炉台上，转天他们吃烤鹅，吃梅子布丁。到了下一个圣诞节，大家又聚到一起，把这同样的事，再做上一遍。“现在，一切都会好了。”厄苏拉告诉她。
等确信弗里妲睡熟，她拿出药店给的玻璃小药囊，小心翼翼放入弗里妲嘴中，再合上她娇小的下颌。药囊发出“咔”的轻碎声。她咬碎自己嘴里的药囊时，多恩《神圣十四行诗》的两行印入脑海：我奔向死神，死神也飞快将我迎接，像昨天一般逝去了，我的全部愉悦。她紧紧搂住弗里妲，很快，黑蝙蝠天鹅绒般柔暖的双翼包围了她们，此世就过去了，变得不再真实。
她从没有过丢弃生命而投奔死亡的时候，在弥留之际，她感觉到什么东西“咔”的一声碎裂，秩序颠倒。接着，黑暗抹去了最后一点思绪。
漫漫艰难战
1940年9月
“看啊，看，基督的血在半空中涌流！”一个声音在近旁说。厄苏拉心想，原文说的应是“在天穹内流淌”。天边燃着旭日般的红光，仿佛黎明，说明东边正起大火。海德公园内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英军的地对空迫击炮在地表制造了不输上空飞机的震耳噪声。炮弹仿佛烟火般嗖嗖有声地向空中飞去，在头顶上方的高处轰然炸裂，发出“咔啦啦啦啦”的巨响。而地面上，炮兵发射时可怕的对地后坐力此起彼伏，震颤大地，发出一种每每令厄苏拉感到恶心想吐的嗡鸣。
一篮燃烧弹乘着降落伞飘飘摇摇落下来，落在已炸得不成模样的街上，开出烈焰的花。一名防空指挥官抱着一卷消防皮带向燃烧弹跑去。厄苏拉认不出他的脸。要是周遭没有噪声，这夜色下的景观或许看起来很美。然而事实是噪声不绝。仿佛有人打开了地狱之门，放出恶灵野兽般的咆哮。
“不对，此处即地狱，我亦从未离开。”那声音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又说。四周很黑，她看不清是谁在说话，虽然她毫不怀疑，说话的人应该是她所在小队的防空指挥官德金先生。他是退休英语教师，喜欢引经据典，但常常引错。那声音——或者说德金先生——又引了几句，恐怕仍出自《浮士德》，但因几条街外一颗炸弹炸响而听不见了。
地面震动了，一个在废墟顶工作的人喊道：“小心！”她听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紧接着是山体滑坡的巨响，仿佛雪崩的前兆。然而滑下来的不是山体，而是碎石和垃圾。碎石和垃圾也不是从山上滑下来的，而是从自身堆成的废墟上。它们原本是房子，是好几所房子。好几所房子塌陷到一起，组成了这堆废墟。半小时前，这废墟还是好几户人的家，如今已经成为汇聚各色或折或碎的砖块、楼骨、地板、家具、照片、地毯、床单、被套、书籍、瓷器、油毡、地垫、玻璃碴的地狱般的一大堆。这其中，还有人。这些被碾碎的生命，将再也无法复原。
轰隆隆的塌陷慢下来，窸窸窣窣地收了尾。雪崩停止。同一个声音又喊：“好了，继续！”这天晚上没有月亮。重型救援队面具上的小电筒作为唯一的光源，仿佛鬼火一般在废墟顶端移动。造成这无边而又可怖的黑暗的另一个原因，是漫天深重的烟尘，它仿佛丝幕一般垂挂下来。臭气依然浓重。不只是煤气和高爆速炸药的气味，还有楼宇被炸得粉碎时所释放出的恶臭。这气味避无可避。她已在口鼻上像缠绷带一样蒙了一块旧丝巾，却挡不住灰尘和恶臭钻入她的肺叶。死亡和腐朽无时无刻不附着在她的肤表、发间、鼻孔里、肺泡中和指甲盖下面。它们已然成为她的一部分。
发放背带裤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背带裤呈海军蓝，款式难看。在那以前，厄苏拉一直穿着宣战后希尔维一时兴起在辛普森之家买的防护服，还在腰间系了一条休的旧皮带，用来挂她的“配饰”——电筒、防毒面具、急救包和便笺本。在防护服的一个口袋里，厄苏拉放了一柄小折刀和一块手帕，在另一个里，她放了一副厚皮手套和一支唇膏。“噢，多好的主意。”伍尔芙小姐看见小折刀时说。还是面对现实吧，厄苏拉心想，虽然名义上是一支正规军，他们其实还是得就地取材。
那个声音果真是德金先生，此时他从阴沉的雾霾中走了出来，将电筒的光照在笔记本上，纸上晕上一层昏黄的光。“这条街上住着许多人嘛。”他看着一份名单说，这名单上的姓名和门牌号，与周遭废墟再无关联。“威尔森一家住在1号。”他说，仿佛按顺序从头报起还有什么意义。
“已经没有1号了。”厄苏拉说，“已经没有所谓门牌号了。”街道已经无法辨认，所有熟悉的事物均化为乌有。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可能认出它来。它不再是一条街道，而只是“废墟”罢了。废墟达二十英尺，甚至更高，表面覆盖木板、梯子，以便重型救援队员攀爬。他们组成人的链条，透露着原始的感觉，用篮筐将垃圾从堆顶往堆底运送下来。看起来完全可以是一群建造金字塔的奴隶——或者按照眼下的情况看，更像是在拆除金字塔的奴隶。厄苏拉突然想起了以前摄政公园里展览的切叶蚁，每一只都尽职尽责地背负着自己的负担。切叶蚁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被转移了吗？抑或它们都自行就地解散了呢？它们是热带昆虫，也许无法熬过摄政公园里的自然气候。她曾在1938年的夏天，在摄政公园看过一次梅丽在露天主演的《仲夏夜之梦》。
“托德小姐？”
“什么事，德金先生？我又想远了。”这几天，她总是这样——身处可怕境地，却泛起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仿佛漆黑中发出一缕缕银色的光。
两人疲惫地向废墟走去。德金先生将街道住户表递给她，加入人链一道运起了垃圾。没有人用铲子挖，大家都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在用手捡。“上面很容易塌。”排在废墟底端的一个救援队员解释说。一根梁柱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正在往废墟（与其说是废墟，不如说是火山更确切，厄苏拉想）下运。许多重型救援队员从前都是建筑工人——砌砖匠、搬运工之类——厄苏拉心想不知他们攀爬被拆解的楼体时会不会奇怪、是否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说来这些人也都很切实际，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梦幻的想法。
偶尔一个声音会要求大家安静——虽然不可能安静，因为头顶的空袭仍在进行——然而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静候废墟顶端的人努力捕捉废墟中生命的迹象。这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闪电轰炸教会了人们一件事：即便最不可能生还的境况里，也会有生还者；而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也会有人遇难。
厄苏拉在昏沉中寻找标识事故管理人员岗亭的蓝灯，却看见伍尔芙小姐踏着碎砖径直向她走来。“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不知为何似乎听不懂这句话。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后，她加入了防空部，成为一名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欧洲已经完蛋。（“你真是个悲观的卡珊德拉。”希尔维说，但厄苏拉在内政部防空署工作，的确能更清晰地预见未来。）二战伊始，防空指挥官一职一度只是个笑话，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伦敦防御力量的中流砥柱”——此话出自莫里斯。
她的同事过去干什么的都有。高级指挥官伍尔芙小姐曾是医院护士长，又痩又高，像把火筷子，铁灰色的头发干干净净梳成一个发髻，不怒自威。副指挥官有前文所说的德金先生，后勤部工作的西姆斯先生，还有曾任银行经理的帕尔默先生。后两人曾参加一战，如今再打二战已嫌太老（德金先生则强调自己“因体质问题无法服役”）。此外还有曾在剧院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由于歌剧院都没了，就常唱些《女人善变》或《快给大忙人让路》之类的轻快曲子让他们取乐。“都是些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他对厄苏拉坦白说，“多数人都不喜欢太耗费脑力的东西。”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听阿尔·波利的老歌。”勃洛克先生说。勃洛克先生的名字取得与他本人相得益彰（他叫“约翰”(“勃洛克”（Bullock）在英语俚语中有“狗屁”之意；而“约翰”（John）则有“****”的意思)）。按照伍尔芙小姐的说法，他这个人“有问题”。诚然，他身强体壮——参加摔跤比赛，在本地健身房练举重，也常光顾几家不入流的夜总会，认识些美艳的“舞者”，其中一两个还“偶尔造访”过他的棚屋，被伍尔芙小姐像赶小鸡一样轰出去了。（“是跳舞的才怪。”她说。）
最后，队上还有个柏林人齐默曼先生（“请叫我嘉比。”他说，但谁也不这么叫），曾是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大家提到他，都称“我们的难民”（希尔维家的转移儿童也因他们的境况被冠以相同的名字）。1935年乐团巡演时他“跳了船”。伍尔芙小姐在难民委员会认识他后，费很大劲才保住了他和提琴，使他既未遭关押，也不被遣送到大西洋致命海水的另一端去。大家跟随伍尔芙小姐的领导，从不用英语称他先生，而始终叫“Herr”(德语：先生)。厄苏拉知道伍尔芙小姐这样做是为了叫他有回家的感觉，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让他更觉得自己身处异地。
伍尔芙小姐认识齐默曼先生时，自己正在英国德籍犹太人基金中心工作（“这名字恐怕长得有些拗口”）。厄苏拉一直搞不清伍尔芙小姐自视不容辩驳，究竟是因为她很有影响力，还是单纯因为她不接受被拒绝的情况。也许二者的因素都有。
“我们队真有文化，不是吗？”勃洛克先生自嘲地说，“还打什么仗，不如去演出。”（“勃洛克先生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伍尔芙小姐说。饮酒也很激烈，厄苏拉心想。事实上任何方面都十分激烈。）
伍尔芙小姐将一座循道宗小礼堂指定为大家的驻扎点（她自己信循道宗），大家在里面摆上几张行军床，一台小炉子，上备茶具，又加了几把形形色色、或硬或软的椅子。与某些站点相比，或者说与多数站点相比，这里都称得起豪华。
一天晚上，勃洛克先生弄来了一张绿呢牌桌，伍尔芙小姐宣布自己其实爱打桥牌。于是，法国沦陷后到九月第一次空袭开始前，勃洛克先生教会了大家如何玩扑克。“真会出老千。”西姆斯先生说，他和帕尔默先生都输了勃洛克先生好几先令。相反，到闪电轰炸开始之前，伍尔芙小姐已经赢了两英镑。勃洛克先生大感惊讶，表示不理解为何循道宗允许信徒赌博。伍尔芙小姐说自己用赢来的钱买了一副飞镖游戏，所以勃洛克先生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一天，大家正清理礼堂角落的一大堆箱盒时，发现了一直藏在那里的钢琴，伍尔芙小姐——事实证明此女委实多才多艺——竟极善弹奏。虽然她自己喜欢的是肖邦和李斯特，却很愿意“敲几段小曲”——勃洛克先生如是说——让大家来唱。
他们用沙包将驻地防御起来，虽然谁也不信遭袭击时它们能有什么用。除了厄苏拉一个人觉得采取防御措施必不可少外，其余人等均同勃洛克先生一样，认为“命里有时终须有”，这种佛教中的超然态度，必定会赢得科莱特大夫的赞赏。是年夏季，《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讣告。厄苏拉很高兴科莱特大夫不用再经历一遍战争，不然他势必发觉盖伊在阿拉斯所失去的一切都白白失去了。
除了伍尔芙小姐外，队上所有人都是自愿帮衬的志愿者。伍尔芙小姐不同，她干全职，拿薪水，对待职责一丝不苟。她对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确保大家都训练有素——反毒气弹、灭燃烧弹、如何进入起火大楼、将伤员抬上担架、给伤员上夹板、包扎伤口。她考核大家对她布置阅读的手册的掌握程度，要求大家熟练掌握人事归档的方法，无论对方是死是活，以便将他们以包裹的形式，附上所有正确信息，送往医院或停尸间。模拟空袭时他们在露天操练了几次。（“不过是舞台表演。”勃洛克先生嗤之以鼻，情绪上无法投入。）在一次操演中，厄苏拉两次扮演伤员，一次假装断腿，一次假装昏迷。在另一次操演中，她分在“对立面”，作为指挥官应对阿米蒂奇先生扮演的因震惊而导致的精神错乱者。一定是因为对方的舞台经验，帮助他演出了活灵活现的可怖效果，直到操演结束都很难令他走出角色。
他们必须熟知负责区域内所有的住户，了解他们是否有私人避难处，抑或去公共避难处，或者干脆也是宿命论者，根本不想避难。区内无论谁离家、搬迁、结婚、生子、死亡，他们都得知道。还必须了解所有消防龙头的位置，所有死巷和窄弄的位置，所有地窖和公路服务区的位置。
“巡逻与监察”是伍尔芙小姐的座右铭。大家一般两人一组巡视街区，至午夜，通常就有了一段安静期，如果再往下没有炸弹炸在他们负责的街道，大家就开始礼貌争论起究竟谁应该睡行军床。当然，如果确有空袭炸到了“他们地段”，那么大家就要像伍尔芙小姐说的那样，“全体手拿水泵”。有时大家爬到她的公寓里进行“监察”，公寓位于三楼，临街角处有面大窗，视野开阔。
伍尔芙小姐还给大家做额外的急救训练。她除了曾是医院护士长，在一战中也还办过一个战地医院，因此解释给大家说，战争中的伤亡与人们在和平时期看到的普通事故十分不同（“你们当中实际见过那场可怕冲突的先生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要恶心得多。”她说，“我们必须做好目睹恶形恶状的准备。”当然，伍尔芙小姐发现恶形恶状事关普通市民而非战地兵士，事关一铲一铲清理不知是谁的血糊肉块和从废墟中捡拾儿童纤小的肢体时，自己也大大地感到了意外。
“我们不能退缩。”伍尔芙小姐告诉她，“我们必须继续工作，必须做历史的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厄苏拉心想。“意思就是，未来当我们安稳过活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死去的人。”
“那如果我们也被杀了呢？”
“那其他人就必须记住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