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六年三月五日，曾国藩因“剿捻”无功，在一片弹劾声中回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回任两江的主要任务本来是为李鸿章“剿捻”筹措军饷，但他回任后在请求截留关税二成的奏折中竟把支持上海铁厂的运作放在第一位。曾国藩在奏折中说：“臣回任后，通计饷需款目一年入数较之出数甚巨。且有万不容缓之事须另行筹款者，约计数端。如制造轮船，实为救时要策。上海开设铁厂，在沪及外洋购买机器两副，大致已属全备，而造船一事则以无款可筹，尚未兴办。臣前在安庆曾试造一小轮船，不甚得法。李鸿章苦心经营，独得要领。现在江宁、上海各局制造洋炮、洋枪、洋火等项，均用内地匠人，能学外洋机巧。以必应速办之事，又有可乘之时，有可用之人，而坐困于无可拨之银，殊觉机会可惜。”从曾国藩的奏折看，上海铁厂制造轮船已是万事俱备了，那么如何解决它的坐困局面呢？曾国藩于奏折的最后提出方案说：“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再四思维，实有万难周转之势。查江海关洋税一项，自扣款清结以后，提解四成，另款存储部库，本系奏定专拨之款，未敢动用丝毫。惟现当饷需万紧，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洋税解部之四成酌留二成，以济要需。如蒙俞允，臣拟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以一成酌济淮军及添兵等事。其余二成，仍随时按结报解。俟轮船办有头绪，各军饷项稍裕，即当奏明，仍按四成全数解部，以符初议。”
我们知道，截留解部关税，是需要胆略和勇气的，尤其是以其中的一成支持铁厂制造轮船，数量竟与接济淮军及添兵费用相等，更需要胆略和勇气。那末，上海铁厂究竟在何时何种情况下组建，与曾国藩又有哪些关系呢？这就有必要追溯清季洋务的历史了。
1官办洋务的提出
这里的所谓“洋务”指的是学习外洋先进方法开办军事工业，特别是制造船炮之类的军事重工业。鸦片战争期间西方侵略者依仗他们的坚船利炮取得了胜利，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满清的统治者在一阵惊慌之后似乎又回归到了宁静，以为可以按照老习惯过他们过去的生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十四年后英、法侵略者再次依仗他们的坚船利炮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将咸丰帝赶到了热河承德。但这毕竟在一十四年之后，情况稍有不同了，麻木的满清统治集团居然也有人痛定思痛，这就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全面负责议和事宜的恭亲王奕。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首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在与英法列强的接触中深感自己国家的积弱，为了不受制于人，提出要购买外国船炮，意在以自己的坚船利炮来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并上折建议朝廷下令让曾国藩等人照办。由于曾国藩当时正在皖南与太平军激战，几致性命不保，无由顾及。咸丰帝也刚从北京逃到热河，惊魂未定，因而反响不大。咸丰十一年五月，奕等人旧事重提。这回因为暂时没有了洋人的威胁，而清政府又始终以太平天国为主要敌人，所以奕等人的奏折事由径作“为剿贼亟宜乘时，请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恭折仰祈圣鉴事”。奏折写道：
“臣等查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推原其始，道光年间沿海不靖，其时遣散之潮勇，从逆之汉奸，窥见国家兵力不足，遂勾结煽惑，乘间抵隙，一发而不可骤制。迨用兵既久，财用渐匮，外国从而生心，得步进步，要求无已。是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同。臣等自去秋办理以来，为目前保全大局，极意羁縻。虽英、法渐见信服，有昵而就我之意，而为国家谋久安之计，则防患正不可不深。伏思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如木腐虫生，善治者必先培养根本，根本固而蟊贼自消。臣等办理外国各事不过治其枝叶，而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然购买船炮之议，曾国藩等现在是否办理，无从询知，而当此时事孔亟之时，何可再事因循！”
接着，奕等提供市场信息说：“据称，伊国(按指法国)火轮船一只，大者数十万两，可载数百人；小者每只数万两，可载百数十人。若用小火轮船十余号，益以精利枪炮，其费不过数十万两。如欲购买，其价值先领一半，俟购齐验收后再行全给。”于是清政府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分寄钦差大臣大学士湖广总督官文、头品顶戴湖北巡抚胡林翼、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头品顶戴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广东巡抚耆龄。上谕称：“前因恭亲王奕等奏，法夷枪炮，现肯售卖，并肯派匠役教习制造。当谕令曾国藩、薛焕酌量办理。本日复据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一折。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惟各路军饷不足，必须预筹银款以资购办。著劳崇光、耆龄、薛焕，并传谕毓清，即按照所奏，预为筹计。其应酌配兵丁并统带大员，及陆路进攻各事宜，并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先行妥为筹议。”清政府官办洋务本是从购买枪支开始的，然后由购买枪枝发展到购买船炮。但无论是购买枪枝还是购买船炮，都是为了镇压太平军。奕的奏折虽然也提到“外忧内患”，但最终目的还是要达到“蟊贼自消”。尽管如此，但毕竟提出了购买外国船炮用先进武器武装自己的紧迫问题。
上谕寄出，曾国藩积极响应，但在指导思想上作了重大修改。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开头便说：“臣查发逆盘据金陵，蔓延苏、浙、皖、鄂等省，所占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金陵，曰安庆，曰芜湖；不傍江各城为我所必争者有三：曰苏州，曰庐州，曰宁国。不傍江之处，所用师船不过舢板、长龙之类。其或支流小港，岸峻桥多，即舢板小划尚无所施其技，断不容火轮船。傍江三城小火轮船尽可施展，然亦只能制水面之贼，不能制岸上之贼。目下贼氛虽炽，然江面实鲜炮船，不能与我水师争衡。臣去冬复奏一疏有云：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而不在水；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系属实在情形。”
按照曾国藩的观点，镇压太平天国根本无须购买外洋船炮，因为目下所争，在陆而不在水。那么曾国藩是否反对购买外洋船炮呢？不是，他是积极主张的。他在奏折中接着说：“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的前瞻性，虽然也离不开“可以剿发逆”的眼前目标。
曾国藩对购买洋船炮不仅深表赞同，而且以积极行动响应。他听说上海有两艘破旧洋船，欲当即开来安庆一带，提前训练各色官弁员工，待洋船一到，即可投入使用。他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奏折的另片中奏道：“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海上‘土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使用，督令楚师将弁，预为练习，俟明年洋船购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遗憾的是他手中拮据，无法开支。于是接着提出要求说：“惟臣处缺饷日甚，该轮船驶赴上游，弁勇工匠口粮，仍照向章在于上海支领。其损坏轮船一只，如何修理，亦全速修完好，驶赴安庆一带，相应请旨饬下江苏抚臣薛焕，迅派干员，刻日押令上驶，以资演习。”只是当时曾国藩还只是名义上的两江总督，连总督关防还在驻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手上，此议或者朝廷并未饬下薛焕，或者是薛焕并未执行，总之并无下文，而清政府官办洋务之议，也就到此打住了。
2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早期运作
曾国藩对所谓“洋务”的认识以及兴办洋务的热情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虽然早在衡阳组建水师之初就将从广东购得的“夷炮”一百二十尊编入建制，但曾国藩对夷人夷物却从无好感，特别是洋枪洋炮，一再鄙薄，以为不及自己的土枪土炮。他在咸丰八年(1858)十月二十一日给袁芳英的信中说：“洋枪不甚得用，近始知之，祈阁下少买，或十支，二十支足矣。如已买难退，则只得听之。”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九日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洋枪机栝，弟营既善收拾，又勤于擦洗，余当令筱泉于粤厘项下购买。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至嘱。”
曾国荃的部队本来习惯了洋枪，而且已经善于擦洗，收拾，但经曾国藩八股杂艺的比附游说之后居然又“深以为然”。为此曾国藩特别高兴，于十月初八日去信大讲劈山炮的优越与使用秘诀说：“吾以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若食群子五十颗以外，实可无坚不摧。去年吾寄弟信，言劈山炮食满群子之后须要稻草球子封之，并须用搠杖多杵几下，将草球紧紧贴子，子紧紧贴药，药紧紧贴膛，及群子之所及，又远又宽矣。”
曾国藩还曾与人辩论过洋炮与劈山炮的优劣，他认为洋炮只能击远，而不能“食群子”，也就是说洋炮只有射程远的优点，而杀伤力不及用散子的劈山炮。他说：“水陆战事，击远者固属要贵，多食群子者尤为可贵；二者不可得兼，则舍击远而取食群子者。”当然，他也想到要利用洋炮的优点，但仍是八股杂艺的原则，“意欲择散口洋装，舁以陆战，以辅劈山炮之不逮”。但曾国藩毕竟挡不住新事物的潮流，因为洋枪比土枪优越，将士纷纷弃旧图新，特别在他的胞弟曾国荃营与在上海的李鸿章淮军，已成风气。对曾国荃的要求曾国藩无法遏止，只好适当满足，他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初六日致信李鸿章说：“洋枪风气，开自尊处与舍弟营。今各营纷纷请领，不可遏止。意于沪中购买五百支，以应众将之求。”四月初六日又去信说：“洋枪求者极多，风气既开，万难禁遏。敬求惠协二千杆。”
曾国藩虽然鄙薄洋枪洋炮，但对洋船却历来向往，这在上述响应恭亲王奕的倡议中可见一斑，只是条件不允许，未能实现。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曾国荃攻克安庆。初七日，曾国藩由东流移驻安庆。十月十八日奉上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官员，悉归节制。”从此，曾国藩不仅有了安庆这个据长江要冲的根据之地，而且直接掌握了长江下游各省，自然也就有了购买乃至试制轮船的条件。同治元年(1862)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藩用五万五千金购买外洋火轮一只。他当天的日记写道：“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至眉生处与筱泉围棋。尚未终局，接周弢甫信，买洋船一只，湾泊城下，欲余登船阅看定夺，其价已议定五万五千金，委员朱筱山别驾押坐来皖。因与朱同登舟一看，无一物不工致。其用火激水转轮之处，仓卒不能得其要领。少荃、申夫、眉生等亦均往阅看。”
曾国藩在安庆买船可能不止这一只。黎庶昌的《年谱》于此事写道：“二十一日，新购外洋火轮船第一号到安庆。”既然是第一号，自然还有第二号，第三号。曾国藩于四月初九日给奕、桂良的信中说明他几次买船的情况说：“国藩以苏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只，以为运送子药、飞递文报之用，札派周主事腾虎往沪购买。初购宝顺一只，价已议定，至立契日，嫌小退还。旋购吧吡船一只，因被售者所欺，诡易其名曰‘博云’，实不可用。又订定威林密船一只，较吧吡船略好，现尚未乘驾来皖，不知果合用否。”可知时至四月，曾国藩还派周腾虎在上海继续买船。
曾国藩不仅买船，而且极有兴趣自己造船，甚至买船就是为了造船，这个思想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已经有了反映。现在既有轮船，有了范本，于是在安庆开设军械所，于制造枪炮之余试造轮船。他的军械所尽用华人，不用洋工。先从仿造轮船蒸汽机开始，居然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记写道：“中饭后，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演试，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演试约一个小时，虽然只是蒸汽机单件，但曾国藩似乎看到了整个轮船的自制成功。他高兴地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曾国藩随着对洋人、洋物接触的增多(如吴竹庄从上海乘轮船至安庆“去来各仅二日”，曾国藩深叹“洋船之神速”。李鸿章率淮军驻上海，“来信言夷务颇详”等)，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洋人洋务的深层次观点，他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这是曾国藩“论强弱而不论是非”观点的典型表述。这一观点在政治上导致他对外的屈膝投降，而在科学技术上又促使他对“洋务”不断增强认识，提高了他办洋务的热情。这实际上是一个由排洋、仇洋到德洋、亲洋，同时又在船炮制作上努力学洋的过程。
3购买机器与装备铁厂
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通过一段试验，虽然也造出了小火轮，但“不甚得法”，远不如洋船。除了人的技术差距外，关键是缺少设备。经人提醒，他想到了向外洋购买设备。曾国藩后来于同治七年(1868)在奏折中回顾这段历史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华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渐有扩充之意。”然则容闳又是何许人？何以能出洋购买机器？又何以能为曾国藩所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