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又名光照，广东人，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十七日生于澳门附近的南屏镇。1835年，因熟人介绍，入英国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在澳门办的“西塾”读书。后又因古夫人的介绍入玛礼孙学校读小学，再后又因玛礼孙学校主持人勃朗博士的关系并两位苏格兰人的资助，意外地获得去美留学的机会。容闳到美国，先入孟松学校补习，后考入美国名校耶鲁大学。留美八年，咸丰四年(1854)学成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学生。
容闳怀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样一个教育救国的宏愿回到祖国，正遇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高涨，清政府借机扩大打击面，对无辜群众施行残酷镇压。眼前事实，使容闳对太平天国深表同情，而对清政府十分反感。后来他在一节回忆文字中写道：“当予在粤时，粤中适有一暴动，秩序因之大乱。此际太平天国之军队方横行内地，所向披靡，而粤乱亦适起于是时。顾粤人之暴动，初与太平军无涉，彼两广总督叶名琛者，于此暴动发生之始，出最残暴之手段以镇压之，意在摧残方茁之花，使无萌芽之患也。统计是夏所杀，凡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予寓去刑场才半英里，一日忽发奇想，思赴刑场一觇其异。至则但见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周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予自刑场归寓后神志懊丧，胸中烦闷万状，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日间所见种种惨状，时时缠绕于予脑中，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正当。予既表同情于太平军，乃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因只“几欲起而为之”，到底未能响应，直至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才偕两位美国教士去苏州、金陵等地访问太平军，颇多赞美之词，并为之献计献策。因见“太平军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故未接受封爵，丢下一句“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又回到了上海。因容闳的所谓计划也只限于教育救国，而太平天国当时战争激烈，无法顾及，因而搁置未论。嗣后容闳在上海茶业公司帮工，直至自己经营茶叶。
同治二年(1863)，容闳在九江开办茶叶公司，生意颇为红火。正在这时，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遇到了困难。幕僚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向曾国藩建议从国外进口洋机器，兴办一所西式机器厂，既可以制造洋枪洋炮，也可以制造洋船。曾国藩极表赞同，但往外洋采办机器，事情重大，既要熟悉外国情况，又要忠诚可靠。曾国藩遍审周围，实在难得其人，于是张、李推荐了他们曾有一面之交的广东留美学生容闳。曾国藩交代彼即写信，召他来安庆。
容闳在九江接到张斯桂的来信，十分紧张，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的回忆中写道：“余得此书，意殊惊诧。盖此人于我初无若交谊，仅人海中泛相植耳。地则劳燕，风则牛马，相隔数年，忽通尺素，而书中所言尤属可疑。彼自言承总督之命，邀余至安庆一行；总督闻余名，亟思一见，故特作此书云。当时总督为曾公国藩，私念此大人物者初无所需于予，急欲一见胡为？予前赴南京识太平军渠帅，后在太平县向革命军购茶，岂彼已有所闻欤？忆一年前湘军驻徽州，为太平军所败，谣言总督已阵亡，时予身近战地，彼遂疑予为奸细，欲置予于法，故以甘言相诱耶？踌躇再三，拟姑复一函，婉辞谢却。但云辱荷总督宠召，无任荣幸，深谢总督礼贤下士之盛意，独惜此时新茶上市，各处订货者多，以商业关系，一时骤难舍去，方命罪甚，他日总当晋谒云云。”直至张斯桂并李善兰第二函，说清原委，容闳才“疑团尽释”，欣然应召前往。但去的目的并非办厂，而在于“不意得此机缘，有文正其人为余助力，予之教育计划不患无实行之时”。直至人到安庆，经李善兰等人把问题说透，容闳才改弦更张，把思路转到办西式机械厂来。
曾国藩素以稳重见称，此次派人去国外购买机器，携带重金，如若择人不慎，携款外逃，无异泥沉大海，而于容闳又全无了解，因而只好借助他的相人术了。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与曾国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说：“早起，予往谒总督曾公，刺人不及一分钟，阍者立即引予入见。寒暄数语后总督命予坐其前，舍笑不语者约数分钟。予察其笑容，知其心甚忻慰。总督又以锐利之眼光将予自顶及踵仔细估量，似欲察予外貌有异常人否。最后乃双眸炯炯，直射予面，若特别注意于予之二目者。予自信此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通过这样一番“审查”，曾国藩认定其诚实可靠，于是给银六万八千两，托其往泰西购买制造机器的机器。曾国藩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记写道：“李壬叙、容纯甫等坐颇久，容名光照，又名闳，广东人，熟于外洋事，曾在花旗国寓居八年。余请之至外洋购买制器之器，将以二十六日成行也。”为了表示容闳是国家官员，代表政府办事，特授与五品军功(曾国藩附片作花翎运同衔，而容闳别处作四品衔候选道)，得戴蓝翎。
容闳以同治二年十一月由上海赴美国，因机械要临时定作，故至同治四年春天始成。当机器运至上海时正逢曾国藩“剿捻”失败，弹劾交至，遵旨退驻徐州，准备交割。于是容闳赴徐州复命。曾国藩此时见到容闳，无异于在诸多失败中看到了自己某次胜利的火焰，因而十分高兴，当即奏请朝廷给予奖励，他于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以《容宏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的附片中说：“花翎运同衔容闳，熟悉泰西各国语言文字，往来花旗最久，颇有胆识。臣于同治二年十月拨给银两，饬令前往西洋采办铁厂机器。四年十月回营，所购机器一百数十件，均交上海制造局收存备用。”事后容闳被保奏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月薪二百五十两”。采购机器一项算是顺利完成了。
然则上海铁厂与上海制造局又是怎么回事呢？上海铁厂乃上海制造局前身，铁厂为李鸿章、丁日昌等人所建。曾国藩在《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交代其过程说：“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
李鸿章是同治元年三月由曾国藩派遣进驻上海的。到达上海后不久即署江苏巡抚，于是与上海道丁日昌等“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在虹桥购得洋人铁厂一座，委员制造。开始专造枪炮。曾国藩在上述奏折中报告铁厂筹建初期的生产情况说：“开局之初，军事孔亟，李鸿章饬令先造枪、炮两项，以应急需。惟制造枪炮必须有制造枪炮之器乃能举办，查原购铁厂，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以此机器以铸炮炉，高三丈，围愈一丈，以风轮煽炽火力，去渣存液，一气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辗卷枪筒，车刮外光，钻空内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器之情形也。”至于工厂的地址迁移，规模扩大情况，曾国藩在同一奏折中说：“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气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颇多，规矩亦肃。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由此可知，上海制造局虽然在同治四、五年间能制造枪炮，而且其质量居然“能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但工厂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曾国藩回任的同治六年夏季之后。也就在这时，工厂由专造枪炮向试造轮船发展。曾国藩在同一奏折中说明其原委说：“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不足，难兴船工。至六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仰蒙圣慈允准，于是拨款渐裕，购料渐多，苏松太道应宝时及冯焌光、沈保靖等朝夕讨论，期于必成。”至此，上海制造局从厂房设备至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一定规模了。
4上海之行的意义和影响
因为有了安庆试制轮船的经验教训，他对上海铁厂此次试制既抱有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怀着极大的担心，因为此项工程是他奏拨专款特意支持的。为了了解情况，他必须亲自去上海看看。
上海虽是两江辖地，但总督离署外巡，照例要事先奏报，于是在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的诸多奏折中附了一份《拟赴上海查阅铁厂制造轮船片》。附片虽以查阅铁厂制造轮船为题，但文中直接提到铁厂造轮船的文字很少，而大谈洋面不靖，用船孔急，以为铺垫。奏折开头就说：“江南外海水师，向设战船一百七十一号。道光二十四年前任两江督臣璧昌奏称一概腐烂，漂荡无存。彼时虽奏请减船加工，另行修造，而其费出于摊捐，故其船成者极少。咸丰三年兵燹以后，毁弃殆尽。近年洋面不靖，屡有劫案，亟应归复水师，出洋捕剿。惟外洋开仗，较之长江开仗其难数倍，臣往年所用之长龙、舢板，均不便于出洋。”现有船只不能出洋，而洋面不靖，必须出洋捕剿，自然只有另想办法了。于是曾国藩接着说：“现于上海铁厂制造轮船，又于芜湖等处试造广东艇船。俟船成之后，仍须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一船设一专官，乃可角逐海上，日起有功。”最后才说：“臣拟于近日亲至上海一行，会同抚臣丁日昌，周历履勘，博询洋面战争之道，细查铁厂制造之工，再行酌议外海水师章程，会核具奏。”
曾国藩的奏折虽然如此小心翼翼，但出巡却大张旗鼓。他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南京出发，经扬州，过丹阳，走常州，一路登山揽胜，闰四月初三日船泊省城苏州，江苏巡抚丁日昌从。初十日到达上海，驻住铁厂，也不见“博询洋面战事”，而是一股脑儿扎进铁厂，仔细观览考察。他在闰四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旋出门至机器局，观一切制造机器。屋宇虽不大，而机器颇备。旋观新造之轮船，长十六丈，宽三丈许。最要者惟船底之龙骨。中间龙骨夹层，两边各龙骨三根，中骨直而径达两头，两边骨曲而次第缩短。骨之下板一层，骨之上板一层，是为夹板，板厚三寸。龙骨之外惟船肋最为要紧，约每肋宽厚三寸有奇，皆用极坚之木。计此船七月可下水。”尽管曾国藩对轮船的构造不甚了了，但他确实在认真观察并企图全面看懂它。特别是“此船七月可下水”，使他深受鼓舞，因为既有船下水，不仅他多年经营的心血没有白费，而且上年奏请拨留洋税一成专造轮船一事也有了交代，自然是欣喜无既，甚而至以此联想到自己的家运和前途，以至兴奋不已，夜既深而不能入睡。当天日记写道“近年从无似此夜深始睡者，幸尚能成寐。吾每虑吾兄弟功名太盛，发泄殆尽，观近年添丁之渐多，子弟之向学，或者祖泽尚厚，方兴未艾，且喜且惴惴也。”
这次考察虽然有当时的上海道、兴办铁厂的具体施行者丁日昌在场，但与曾国藩最初商讨上海“夷务”的李鸿章却无缘到达，他此时正被拴在紧张的“剿捻”前线，清政府责令他在一个月内将捻军消灭，“限一个月不灭，则重治其罪”，以致曾国藩为之感慨说：“克期剿贼，是明末之弊政，既为大局虑，尤为少泉危，忧系无已。”然而却有另外一位同样与铁厂有关的人士在场，这就是当年赴外洋采办机器的容闳。他后来在《西学东渐记》中回忆道：“文正来沪视察此局时似有非常兴趣。予知其于机器多创见，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曾国藩在《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折》中也说：“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傅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气机发轫》、《气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由此可知，翻译一事即前此有之，而学馆之立却是曾国藩上海之行时发自容闳，而曾国藩“亦可引伸，另勒成书”的思想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打开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