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次考察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参观了法国驻上海领事白来尼的居室，初次看到了洋人上层的生活。当天的日记写道：“午初出门，至洋泾回拜法国领事白来尼。倾诚款待，虽其母其妻之卧室亦预为腾出，引余与中丞军门阅看，所居楼阁四层，一一登览。玉宇琼楼，镂金错彩，我中国帝王之居殆不及也。”此次上海考察所见所闻，对曾国藩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仿佛从中看到了中国自强的希望。他在船成后的奏折中极力夸赞此次轮船试制的成就说：“从前上海洋厂自制轮船，其气炉、机器均系购自外洋，带至内地装配船壳，从未有自构式样造成重大机器、汽沪全具者。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闰四月间臣赴上海察看，已有端绪。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由铜沙直出大洋，至舟山而旋。复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馀里，下水行一百二十馀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馀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奏折报至京城，朝廷上下也深受鼓舞，军机处九月二十四日发出廷寄说：“同治七年九月十七日奉上谕：曾国藩奏，新造轮船工竣，并陈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及请奖上海通商委员各折片。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造成。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并陈制器设厂及添建译馆各情形。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马新贻计抵新任，即可会同丁日昌按照曾国藩、李鸿章筹办规模，悉心讲求，以求周妥。设局以来，各该委员等均属著有微劳，所有尤为出力各员，准由曾国藩会同李鸿章、马新贻、丁日昌酌量奏保。其上海通商委员，办理洋务亦臻妥协，并着曾国藩等择优请奖，以示鼓励。”
5曾国藩与中国现代工业
曾国藩经营现代军事工业，不是在组建湘军之初开始，而是直到战争的晚期才开始，这是因为曾国藩所处是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由冷兵器到热兵器，由简单的热兵器到现代工业生产的热兵器，有一个酝酿的过程，其中包括人的认识的思想酝酿和生产条件的酝酿，而这个酝酿都集中发生在曾国藩身上。其思想认识表现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由排斥洋兵器到被迫接受洋兵器，到主动购买洋兵器，到进口制造兵器设备。在进口设备的过程中又由进口轻兵器设备到重兵器设备。因为曾国藩是集个体认识与群体权力于一身的朝廷大员，所以他的思想认识很容易转化为生产条件，当他在安庆意识到进口设备的重要时，容闳出使美国也就紧跟其后了。曾国藩兴办现代军事工业，就其简单过程而言，肇始于安庆，发展于上海，影响于福州。也就是说他亲自在安庆办，支持李鸿章在上海办，影响左宗棠在福州办。他自己也说：“铁厂之开，创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高；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因为曾、李、左三人关系密切，在举办“洋务”的活动时间上又比较接近，所以史家往往三人并称，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说：“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曾、左、李三人并提，但毕竟事有先后。据实而言，三人兴办洋务的先后次序应该是曾国藩始发，李鸿章继起，左宗棠仿效。
这个顺序对照曾国藩自己的说法似有矛盾，似乎曾、左、李搞洋务是三家并列，并无先后，李、左的一些思想和举措，甚至还在曾国藩之前。如左宗棠在福建奏办轮船就早于曾国藩要求截留关税制造轮船的奏折。左宗棠因骆秉章、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鼎力推荐，于咸丰十年以四品京堂随曾国藩襄办军务。因援浙有功，十一年十二月授浙江巡抚，同治二年三月授闽浙总督，五年五月十三日，以《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枪船先陈大概情形》为题，奏报朝廷，要求在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兴建船厂。左宗棠因其性格与才气所关，行文鲜明酣畅，一览无馀，迥不似曾国藩的左右推敲，瞻前顾后。奏折开篇论述中国海陆防的形势特点说：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及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集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彼得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寖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贵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亦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为功。”
奏折立论高远，从中国三面环海的特点，从东南与东北的依存关系，从海上交通对国计民生和御敌缉盗的重要作用和目今船搁朽腐，商业萧条，税厘减色的现状，提出设局造船的紧迫，接着提出开设船厂的规划，如设备进口，人才引进，经费预算，可行性论证等等。并批判各种顽固保守思想说：
“至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然臣愚窃有说焉。防海必用海船，海船不敌轮船之灵捷。西洋各国与俄罗斯、咪利坚，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未暇议及。虽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奉谕购雇轮船，然皆未为了局。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骑骏而我骑驴，可乎？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可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长，不可也。”
这里的批判，自然也包括对曾国藩的八股杂艺之说，而“前此有代造之举，近复谕购雇轮船”等，自然是指曾国藩在安庆试制轮船及购买洋船各节了。最后大胆估算设厂造船的得失说：
“如虑糜费之多，则自道光十九年以来所糜之费已难数计。昔因无轮船，致所费不可得而节矣；今仿造轮船，正所以预节异时之费，而尚容靳乎？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而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计闽浙粤三省通力合作，五年之久，费数百万，尚非力所难能，疆臣谊在体国奉公，何敢惜小费而忘至计？”
左宗棠的奏报很快得到了批复，并主动提出解决经费的具体办法。批复说：“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在战各折片，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完，而库储支绌，仍须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并尽悉洋人制造驾驭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批复可谓是全面肯定了左宗棠的奏报。
由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施政措施及奏折情况是互相通气的，所以左宗棠的奏折尚未批示之前曾国藩已经得信。也正因为是受左宗棠的启示，所以曾国藩抢在左宗棠前具奏(也可能彼此所记时间有误)，曾国藩在同治六年四月初七日的附片中明确地说：“至制造轮船等事，福建尚奏拨巨款新立铁厂，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办！”按此口气，曾国藩的奏报应该在左宗棠的奏报并批复之后。如此一来，是否可以说左宗棠造船在前而曾国藩在后呢？不是，因为曾国藩同治元年与二年间驻扎安庆时就设局制造洋器，而且居然造成了一只小轮船，虽然“行驶迟钝，不甚得法”。至于“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一节，曾国藩早在同治二年十一月派容闳由上海赴美国，并于同治四年采办最关紧要者百数十件运回上海，投入使用了。所以曾国藩才敢于说：“江南已有铁厂，岂可置之不用！”
至于李鸿章，其经办洋务最多，时间最长，是因为他的年龄优势所致。李鸿章比曾国藩小十一岁，晚去世十八年，曾国藩在世时即已先后任两江、湖广等地总督，他不仅仕途受曾国藩的荐举，而且学问亦出曾国藩之门。早在曾国藩官京师时李鸿章以“年家子”从曾氏学。咸丰七年，李鸿章以按察使留曾国藩营襄赞营务。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密陈李鸿章才可大用。会上海求救甚急，曾国藩再三劝曾国荃率队前往，曾国荃坚不肯去，于是命李鸿章回淮募师，组建淮军。同治元年正月，李鸿章率所募淮勇来安庆。“公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银之数，悉仿湘军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拨湘勇数营以助之。两省将卒，若出一家然，公所教也。”在曾国藩的指导下，李鸿章的淮勇粗已成军，于同年三月陆续以轮船从安庆运送上海。曾国藩二月二十八日记：“二更后，江苏有绅士钱鼎铭、潘馥复来请援，带火轮船，将潜载少荃之兵直赴上海。随后更有轮船六号续至，每次七船，计可载三千人，将分作三次迎接少荃之兵。”三月十三日日记：“酉刻出城，至洋船送淮勇树字、铭字两营之行。”三月三十日又记：“中饭后又写少荃信一件，至洋船送林字营之行。”可知李鸿章之去上海全是由曾国藩一于安排的。因为有了上海这块基地，李鸿章才手此时被“趋署江苏巡抚”。二年正月，又兼署五口通商大臣。
李鸿章到上海，虽说是封疆大吏，但因一则江苏属两江辖地，二则李鸿章为曾国藩门生，三则李鸿章所率之淮军为曾国藩所直接派遣，故李鸿章一切进止均待请示曾国藩而后定。李鸿章初到上海，对“洋务”颇感兴趣，多在信中言及有关问题。同治元年三月初十日曾国藩日记写道：“接少荃上海来信，言夷务事颇详。”李鸿章因为受曾国藩在安庆办“洋务”的影响，又看到了上海的好条件，可能萌发了急于办“洋务”的想法，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去信劝止说：“阁下此次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又说：“阁下此时除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政事；除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工夫。”曾国藩的意见自然是正确的，因为李鸿章初到上海，周围尽是太平军，“洋人”队伍也非止一处，情况复杂，首先必须立稳脚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好转，李鸿章的“洋务”思想自然要付诸行动，但也没有立即实现，直至同治四年五月才买下美国商人在上海虹口开设的小型机器厂。这就是曾国藩在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奏折中所说的：“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彼此讲求御侮之策，制器之方。四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由此可知，李鸿章最初在上海办洋务，是曾国藩洋务思想与实施计划的一部分，并非离开曾国藩的独立行动，更不是自立门户的另外一家。
容闳曾经说过：“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这话乍看似乎有些过头，然而事实确是如此。所谓“今日”，指的是容闳说话的当时，即曾国藩决定扩大机器厂、新迁厂址至高昌庙的“今日”，而不是我们所处的今日。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中国迟早有自己的机器厂，他曾国藩不创办自有他人创办。但在当时，在同治初年，这个创办的任务却历史地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这个所谓的“历史”，有着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战争需要的紧迫性。溯其源流，中国的现代工业是由军事工业发源的，当时的最大军事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而曾国藩又处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前沿，身上的担子最重，承受的压力最大。加之湘军的作战能力本不太强，在同等条件下几乎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所以战争一开始曾国藩就在寻找更好的武器装备，而愈到后期愈加迫切。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清政府的满朝文武中，曾国藩追求新的武器装备最为迫切，因而最富有试制新装备的积极性。
因素之二，是个体认知的条件。自恭亲王奕提出购买洋船炮问题，接触的人非止曾国藩一人。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上谕及奕等人原折抄件，在发给曾国藩的同时发至了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两广总督劳崇光，江苏巡抚薛焕，广东巡抚耆龄，并传谕海关监督毓清，且明确要求“广东、江苏各督抚，雇内地人学习驾驶，酌配兵丁并统带大员，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但反应却不一样，如时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虽然也主张购买船炮，但却反对内地人学习驾驶，“其意欲全用外人，不参杂用之”。惟有曾国藩，极力主张“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舵、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
曾国藩认知的另一表现是反映在他的战略思想上。无论是奕的奏折或是朝廷购买船炮的目标都锁定在消灭太平军上。曾国藩虽然也积极赞成购买船炮，但主要不是用来对付太平军，因为他认定此时对付太平军无需如此坚船利炮。他反复向朝廷并奕等人说明情况说：“至轮船攻剿发匪，声威雄壮而地势多不相宜。发匪之猖獗在陆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不在水。顷于三月克复鲁港、西梁山、裕溪口等处，贼之船炮焚夺殆尽，目下除九洑洲尚有贼船外，余则长江上下一律肃清。仰仗国家威福，水面已无足虑。现已调派师船由金柱关驶入内河，河窄水浅，长龙、舢板尚嫌其大。若强用轮船，尤不相宜。”作为“剿发匪”的最高统帅，明知“强用轮船尤不相宜”，但却又十分热情于轮船购买和试造，这就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因为他在死盯着“发匪”的同时开始注意海外了，尽管他实际执行的是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种注意虽然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并无太大的加强，但却因此引进了外洋的现代先进工业技术，伴随而来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同时也逐步造就了与封建体系绝不相容的中国首批工业无产者。所以我们说曾国藩是我国现代工业试办的先行者，为中国的现代工业鸣响了第一声汽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