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他们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进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忠心了。不能直言时,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然后再择机进评语谏,达到进言之目的。
从某种角度讲,一个社会是正直之风盛行,还是奸邪小人当道,统治者的作用是绝对。作为一个统治者应该认识到启用正直之士,也许时常受到他的指责和批评,心里不受用,但就对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耿直之士要比那些善于溜须拍马之辈有用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遭贬,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君主自己一时的心里快活,国家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他看得很轻,灾祸也就来临了。
《论语》中举了柳下惠做士师,三次受到贬黜的例子。有人认为也许柳下惠生不逢时,没有找到发展自己才能的地方,于是向他建议:“你难道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吗?”柳下惠说:“根据正直之道供职,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有时候正直的道义和原则很难被人容忍,即使是别的国家也一样;不正直的道义和原则与别人合拍,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官位,那么在自己的国家同样可以苟取,自然也不用到别的地方去。
谁都知道,凡是心怀私利,以权谋私者,必然做事的时候心怀鬼胎,他们的所作所为必为正直的君子所不屑,所鄙视。正直的人,心中无私,与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时,少不了要受到他们诡计的陷害。尽管如此,耿介之士不以为意、,能够忍受住自己的名利地位的损失,而为国家民众谋利,虽然知道直言面对社会的黑暗、腐败会受到打击,也依然我行我素,是心中光明磊落的表现。
史鱼,是卫国的大夫。据《家语?困誓篇》记载,卫国蘧伯玉贤德而不为卫灵公所用,弥子瑕很坏,反而受到重用。史鱼劝告卫灵公,而卫灵公不听。史鱼病得快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我在卫国朝廷做官,不能推举蘧伯玉而贬退弥子瑕,这是我作为臣子的不能帮助我的君主行正道。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帮助君主行正道,那么,死了不能以礼来埋葬我。所以,我死了之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下,就算完事了。”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卫灵公来吊丧,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的儿子是怎么回事。史鱼的儿子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说:
“这是我的过错啊!”于是,叫人把史鱼埋葬了,并且提拔蘧伯玉做官,又贬退弥子瑕并且疏远了他。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古时候的谏者,死了就算了,没有像史鱼这样的人,死了,还要尸谏。”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发出感叹:“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这是孔子发自内心的赞叹。孔子表扬了史鱼之后,知道这件事的人,受到感动,纷纷仿效史鱼。
东汉《五行志》记载:顺帝晚年,京都流传一首童谣说:“正直如弦,死于道边;弯曲如钩,反而封侯。”后来,梁冀独把朝政,独出号令。李固被长期关在狱中而死,死后尸体被扔在路边,无人收拾;而胡广、赵戒却都被封了侯,前面童谣说的内容,全都应验了。李固等人,都有做将帅的才能,但就是因方坚持道义,被别人诬陷,被逮捕并且死在狱中;而胡广、赵戒等人,没有自己的立场,一味顺从,反而得了宠任。
这些史实看了令人寒心,也让我们警觉,应该引为教训,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同样要明白“忠言逆耳”的道理,才能杜绝自己的失误。
(五)争强斗狠
匹夫之莽
伸张正义时畏缩不前,挟私报复则拼死相斗,这叫争强斗狠;而真正的勇敢是为了道义,即使刀锯斧钺加颈项,此心不动,此志不移,这就是所谓的义勇或智勇。
勇敢指有胆气,又有见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误用其勇,争强斗狠,危害甚大。
《鲁论》记孔子说:“君子如果只有勇,而无道义,便会作乱;小人如果有勇敢而无道义,便会做强盗。”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根据地位说的,是说在上位的君子,为他的血气本性所驱使,如果不以义理来控制,就会违反义理地争强斗狠;如果下边的小人,为其本性血气所驱使,又不用义理来加以控制,就会为所欲为,变成强盗了。
要说勇武,自古没有比军中大将更为勇武的了,但要真能以勇胜敌,单靠争强斗狠是不行的。无论是哪朝哪代,真正勇敢的将帅、兵士,都明白怎样克制无谓的争强斗狠,才能胜敌。所以为将为帅,他们具有的是大智大勇。他们也能忍住一时的激愤,一时的冲动,不争强斗狠,而是蓄锐待时而动,最终获胜。匹夫之莽斗怎么能不忍呢?
《劝忍百箴》中说,城门外的事情,都由将军主持;即使将军****轻敌,别人也不能违抗。卫青不斩偏将,而把他交给天子处理;周亚夫不轻易出战,而以深沟高垒坚守,人们不认为这是软弱,公共舆论也赞同他们。甘延寿和陈汤声称得到皇帝之命,发兵攻打匈奴,杀掉了匈奴郅支单于,威震万里西域。但对他们的功赏还没有兑现,陈汤就被下到狱中,几乎死在里面。自古以来,为将者以持重为贵;两军对阵,最忌的是轻举妄动。因此,三国时诸葛亮送给司马懿妇女的衣帽,司马懿忍受下来,尚且害怕已死的诸葛亮;孟明视能忍受战败的耻辱,终于得到穆公三次重用,而最终打败晋国,报了前仇。
唐代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
也就是不能争强斗狠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真正的勇敢,是不盲目争强斗狠的。
汉景帝时,周亚夫拜为太尉。当时吴王与其余7国举兵叛乱。汉景帝命令周亚夫率领36员大将攻打吴楚诸国。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国的士兵剽悍而且灵活,我们的军队不能跟他们正面交锋。建议把梁国丢给他们,然后断绝他们的粮草之道。”景帝同意了他的想法。于是吴国军队猛烈地攻击梁国。梁国几次派人求救,周亚夫都不派兵。梁国于是派韩安国、张羽为将军。张羽敢拼敢打,韩安国比较稳重,两人使吴兵受到重挫。吴国的军队准备向西攻打,却因梁国坚守不下,不敢引兵向西,随之攻击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守在城中,却不与交战。一天晚上,周亚夫军队发生内讧,叛乱的军队一直冲到周亚夫的营帐下,周亚夫躺在床上镇定如常。过了一会儿,军营中便平静了。吴国军队冲向东南角,周亚夫却在西北角防备,果然,吴国的精兵冲向西北角,却冲不进去。吴国和楚国的军队饿死的人很多,军队随即叛逃散去。这一年的2月,周亚夫派精兵追击,一举打败了他们。吴王丢掉军队,在夜里逃走,楚王刘戊自杀了。
周亚夫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他知道应该把勇武与争斗用在何处、何时。
西汉卫青,汉武帝时为大将军,曾经率领6位将军攻击匈奴,杀死敌人万余人。
右将军苏建的军队几乎都被敌人消灭干净,他自己却脱身逃回来了。军中议郎周霸说:“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没有杀过一个偏将。现在苏建丢掉了自己的军队,可以杀掉他以明军威。”卫青说:“我蒙皇上信任,率军出征,哪怕没有军威呢?我的职责虽然应当斩逃跑的将军,但是我身受皇帝的恩宠,还是不敢独断专行,在境外斩杀自己的将领。作为臣子不敢专权,不也是容许的吗?”于是将苏建关起来,送到汉武帝所在的地方。武帝下诏,免苏建之死,贬为普通百姓。卫青是一个深明大理的人,他忍住一时的争强斗狠,把有过错的部下抬手放过,不是他治军不严,威风不够,相反是他为人能忍的一个方面。
据《左传》记载:晋国军队在郩地打败了秦军,活捉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回到晋国。秦穆公请求晋国放回三员大将,晋国同意了。秦穆公穿着白色的衣服,来到郊外的秦军驻地,哭着对全军说:“我不听蹇叔的话,使你们几位受到侮辱,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不是孟明视的错。”文公元年,秦国的大夫以及秦王左右的侍从对秦穆公说:“这次败仗是孟明视的过错,一定要杀掉他。”秦穆公说:
“是我的错,我因为贪心而害了他,他有什么错呢?”于是重新让孟明视统兵。文公二年,孟明视率领军队讨伐晋国,要报晋国打败秦军之仇。晋王率军抵抗秦军,秦军大败而归。秦穆公还是重用孟明视,孟明视加强了国家政治的整顿,并使老百姓富起来。文公三年,秦穆公再次讨晋国,秦军过了河以后,烧毁了渡船,做决一死战的准备,秦军攻占了王宫及郊地。晋国军队坚守不出战。秦军于是渡河,掩埋了原来在郩地死亡的秦国战士的尸体,回师秦国,秦穆公实现了吞并西戎的霸业,这是由于重用了孟明视。世人因此知道秦穆公是一个好的国君。他是一个明君,不因一次过错而放弃一员大将,不争一时之强,这种勇气也不是人人都具备的。
徒有匹夫之勇的人尽管有一定的勇武之名,争强斗狠,表面上可怕,但时常会因此坏事;有智谋的人就能利用这一弱点,达到他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