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之际，直军饷项异常艰困。一日，有盐商李某，系余在山东大学堂读书时德文教习李襄臣之弟，携王试功介绍信到洛阳见余。李表示此行乃代表前四川盐运使张英华而来，张愿向吴帅献银70万两，以供直军作战之需，但须在战胜之后发表张英华为盐务署长，作为交换条件。当时高在田部正奉令准备出发，吴仅批给军费3000元，高以数目相差甚远，不肯出发，甚至大哭。吴佩孚正在为难时，突闻此讯，喜出望外，立即命余偕李某来见。李谓吴曰：“张英华侦知有河东盐款现银70万两，即将运缴北京盐务署，可由保定派遣军队，在石家庄至保定途中，等候截留；至于盐款起运日期，张英华当随时来电报告。”吴表示即电保定照办，并对张英华所提条件，当面允诺。嗣后，此款果由曹锟派队截留，但即时运往天津，入其私囊，而直军军费，依然艰窘如故。
战争结束后，张英华前来保定，要求吴佩孚履行条件。余陪同见吴，吴颇感为难，经高恩洪献策，允许畀以苏州关监督之职，张以吴未免失信，付之一笑。后来张英华频频催询，吴迫不得已，命余转请财政总长董康，任命张为盐务署长。董康谓余曰：“张英华在四川时因贪污案褫职，永不叙用，我在财政部一日，决不署名发表张英华任何职务。”直至王宠惠组阁，余到京就任内务总长时，吴佩孚当面吩咐，到京后先办两件事，一为以陶立任崇文门监督，一为即请阁议通过张英华为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余抵京接洽后，黎元洪即发表陶立为崇文门监督，财政总长罗文干亦将张英华任命案提请国务会议通过，并签署发表张为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殊不料张英华竟与津保派相勾结，参与对王宠惠内阁之颠覆活动，而陶立则为“二七惨案”之煽动者，且为曹锟驱黎之导火线，此不可不为之记载者也。
直系自津保派与洛派分裂之后，津保派为利于曹锟贿选总统，亟思推倒王宠惠内阁，易之以津保派为后台之内阁。1922年11月，罗案发生。先一日，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本宅举行宴会，余到张宅时，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爵及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吸食鸦片，举枪让余，余辞以不会吸烟。少顷，彼等入座打牌，又让余参加，余仍以不谙赌博辞之。吴景濂以讽刺口吻对余曰：“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余对倒阁消息，已略有所闻，一听吴景濂之言，怒不可遏，本想行使内务部职权，夺取烟具、赌具，连同现行犯一并逮捕，送交法院按律治罪，转念余仅随带警察二人，不易动手，若调动内务部警察，则张宅曲折深密，倘包围不牢，使众犯潜逃，将无以善其后，因而未敢轻动。客人到齐入座时，余托词自作主人，另有宴会，告辞而归。是夜，辗转不寐。余住大方家胡同，距张英华宅近在咫尺，但闻车声往来不断，车灯掩映楼窗，忽明忽暗。翌日夜半，王宠惠忽来余寓，谓罗文干已被黎元洪手谕逮捕，同时被捕者尚有财政部司长黄友濂，邀余同往警厅探视罗文干。至此，余方知昨夜张英华宅通宵集会之所由来也。
余等到达警厅时，罗文于正在大客厅吸纸烟，神色自若，对于余等深夜来此表示感谢，并云：“我在此处甚好，只要准许吸纸烟看报纸，不妨多住几日。”问其案情，罗则茫然不知所以，余等拂晓始归。
是日，黎元洪召开紧急国务会议，宣布罗案经过，谓众议院吴景濂议长及张伯烈副议长，检举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业经逮捕看管。余明知津保派边守靖、高凌霨等，勾结吴景濂、张英华辈，故设陷阱，罗织罗文干之罪名，借以倒阁，对于黎元洪之偏袒津保派非常气愤，立即起立发言：“责任内阁，何劳总统亲下手谕逮捕阁员，古今中外，无此先例！”黎曰：“陈****、许世英，皆系总统手谕逮捕，谁谓无前例？”余曰：“合法者可以援例，违法者不能援例；若凡事均可援例，则洪宪帝制时袁世凯封尔为武义亲王，尔能援例再一次受封为王乎？张勋复辟时，尔逃往日本使馆，尔能援例再一次托庇外人之手乎？”余提议将罗案移交法院审讯处理，实则严惩，虚则反坐。余之提议经国务会议通过后，由于吴景濂、张伯烈阻止黎元洪在致法院的命令上盖印，命令未能下达。是时，吴佩孚亦来电责难黎元洪，略谓罗文干为财政总长，并未免职，亦未确定罪名，遽然逮捕看管，殊属不成事体云云。黎元洪亦复电反唇相讥，以致黎、吴之间，发生严重矛盾。数日后，罗文干即被释放，而曹锟复通电攻罗倒王，王宠惠内阁终被推翻。从此，吴佩孚不再过问中枢政局，而黎、吴关系，亦即断绝。
当黎元洪召开紧急国务会议时，余见外交总长顾维钧面容沮丧。事后，罗文干告余：奥国借款展期一案，彼完全交由顾维钧主持办理；王宠惠则谓借款展期，曾经批示缓办，罗案发生后，彼质问******秘书长梁宓，追查签订合同之责任，梁无以解答，哭泣不止。按当时对外交涉，例由外交部与主管部会同办理，而罗文干对于此案，未作深刻研究，一任司长黄友濂商承顾维钧办理，以致引起轩然大波。是否顾维钧与黄友濂狼狈为奸，从中贪污，则非余之所敢臆断者也。
黎元洪复任总统时，纵情声色，秽德彰闻，事关其个人隐私，不愿多赘。但黎初由吴佩孚拥戴出山，不旋踵即借罗案以推倒吴所支持之内阁，逼其下台之后，又思借重吴佩孚，大作其卷土重来之迷梦，翻云覆雨，惟利是图，可谓无聊之至矣。
在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之后，黎元洪以余与吴佩孚、孙传芳关系密切，曾亲笔书写万年红对联一副，联语为“松花捣药遗高土，柿叶题诗寄远人”，派其亲信胡英初携赴上海赠余留念，并托余为黎元洪活动总统职位，谓就职之后，将以余为国务总理。余痛诋黎之险诈无良，立予拒绝。胡临行时，余回赠黎元洪景德镇五彩磁缸一口，意在请君入瓮也。
下面谈一谈有关陶立之史料。陶立亦蓬莱县人，与吴佩孚及余系幼年同学，曾在云南滇越铁路任站长，因殴伤工人，致被黜职，后经吴佩孚介绍，得任京汉铁路局会计处长。在陶立兼任崇文门监督后不久，有刘恩源者，以10万元贿赠曹锟，运动崇文门监督之职。吴佩孚承曹之命，电余向黎元洪接洽刘恩源出任崇文门监督问题。不料黎元洪坚持不予发表，致令曹锟无以回答刘恩源，恼羞成怒。1923年，曹锟驱逐黎元洪出京，固系为贿选总统，而黎元洪未能撤换陶立崇文门监督之兼差，实为引起曹锟驱黎之导火线也。陶立外廉内贪，吴佩孚以其衣履朴素，认为忠实可靠。陶在京汉铁路局供职时，经常向吴写信，报告消息，淆惑视听。路局局长赵继贤，以陶与吴关系较深，并因自己贪污路款，畏陶举发，听之任之。“二七惨案”之发生，当然由于吴佩孚阶级本质所造成，而陶立向吴写信，极尽其煽惑鼓动之能事，实亦发生惨案之重要原因。以上两事，为补史实之不足，因特表而出之。
吴、孙结仇始末
一、吴佩孚与孙传芳矛盾之起因
1920年春直皖战争，直系军阀战胜了皖系军阀，吴佩孚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军旅之事，无敌于中原，于是骄横跋扈，目空一切，欲以武力统一中国。彼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软弱无能，军政措施完全为曹锟、吴佩孚所控制。吴佩孚以为武汉居全国之中枢，欲以武力统一中国必先取得武汉，乃易进行。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系由辛亥革命战功升任者，坐镇武汉已有10余年历史，他与曹锟都是行伍出身，系属同年弟兄，虽属直系，但吴佩孚感觉指挥不便，因蓄意图之。
湖北省长孙振家系王占元之乡戚，虽名为省长，而实际政权则操之于王占元。吴佩孚以“鄂人治鄂”为借口，保荐鄂人夏寿康为湖北省长，调孙振家为京兆尹。表面上是派夏调孙，而实际上等于撤消了王占元湖北省的政权，使今后筹措粮饷、补充兵额以及关于经济方面的种种措施，均无法进行。因事出吴佩孚之阴谋．事前并未通过王占元之同意即行内定。明令发表后，王占元派杨文恺为代表赴京向府方转圜，请求收回调派之令，末获邀准。同时吴佩孚复催促夏寿康赴湖北接省长任。夏因得吴之有力保证，即携带随员饶汉祥等(名字确否已记忆不清)前往武昌行辕。
王占元得悉杨文恺在京进行无效，夏寿康已由吴佩孚促令来鄂，异常震愤，当即召集师长孙传芳和独立团长以上10余位高级将领，在督军署开紧急会议。孙传芳素为王占元所信赖，军政大计多半取决于孙。王占元对与会各将领当场宣布：“北京政府命令，调湖北省长孙振家为京兆尹，派夏寿康为湖北省长，此刻夏寿康已到武昌，准备接任，这很明显的是吴佩孚企图夺取武汉之开端。为武汉免遭涂炭计，我决即辞却湖北督军职位。”于是与会各将领哗然，认为北京政府调派之令，完全出于吴佩孚主使，一致表示反对。乃公推孙传芳师长领导主持应付一切，倘无转圜余地，即以武力解决。与会团长王金王提议：①对夏寿康来鄂接任省长坚决挡驾，应采取先礼后兵的方式，预备渡轮靠近武昌江岸，限夏寿康即刻离开武昌；②公推孙传芳师长领衔备函：派代表携往武昌贡院街行辕会夏谈判；③推荐王铸民为代表(我当时在孙师充书记长)；以上三项均经大家一致赞成通过。
孙传芳由督军署返回师司令部即召见我说明一切。我对于代表一层固辞未获，孙又口头指示：“对夏寿康挡驾之事，最主要的是限夏寿康当晚必须离开武昌，此一条必须要达到。同时还应注意到这件事是又吃鱼又嫌腥，也就是又要夏寿康即刻离开武昌，又希望别抓破脸，但是到了万不得已时，即使抓破脸皮，亦在所不惜，惟主要目的不要变更。”谈话毕，随即交我致夏简函一纸，内略叙因紧急事件派王铸民代表持函晋谒，详由王代表面达等语。我于听受孙之指示后，即携函并带马弁二人，前往夏之行辕请求面见。夏闻悉我带武装马弁，心怀戒惧，不肯亲出接见，派其随员烧汉祥全权代表接谈。自晚8时至夜半后20分共计4时余，谈判始告圆满解决，夏寿康于当夜乘轮离武昌驶往汉口。
在我与饶汉祥谈判遇有难题时，饶曾三次退往夏室，请示可否，窥其意旨。先是夏认为既奉有北京政府明令，又有吴佩孚大力撑腰，此来一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虽有孙传芳等将领派代表挡驾，并不十分介意，故态度坚强，一再表示他是奉北京政府派令而来，必须再奉到北京政府调离之令，方可离去云云。这便是夏寿康自始至终的不变主张。最后经我向饶汉祥反复表达孙传芳等各将领坚强态度和不容变更的铁的主张，请其婉致于夏，务希明达时务，速速自决，以保双方情面，而免发生意外。夏始惧而醒悟，表示完全接受孙等各将领之意见，即刻乘轮离去。
夏寿康被挡驾离去后，曹锟为保持北京政府威信，并贯彻“鄂人治鄂”的主张计，拟保荐鄂人刘承恩(字浩春)为湖北省长。因刘承思与曹锟、王占元都是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并系联盟弟兄，刘与王私谊亦厚。为事易进行计，于明令发表前，曹锟将王占元的代表杨文恺召去，请其赴鄂向王禀告。杨文恺即衔曹面命去鄂，向王婉致曹意，王表示赞同，杨文恺电曹复命，北京政府于1920年冬明令发表刘承恩为湖北省长，孙振家到北京任京兆尹。
此次吴佩孚给夏寿康撑腰来武昌接湖北省长任，遭到孙传芳领衔挡驾，完全出乎意外，吴、孙间虽未演成兵戎相见，而双方矛盾裂痕已由此生根。
二、吴佩孚与孙传芳矛盾之加深
1921年夏湘鄂战役，孙传芳奉派为新嘉蒲通警备总司令，指挥鄂军务部与湘军作战，指挥部设于粤汉铁路赵李桥车站。湘鄂两军阵线在羊楼峒镇(羊楼司)一带。吴佩孚派靳云鹗为援鄂军前敌总司令，率部进驻赵李桥的直后方15华里茶庵岭一带，指挥部设于茶庵岭车站；派赵三麻子旅(赵的名字已忘，谨以外号代名)进驻武昌城南20华里粤汉铁路两侧；派萧耀南率第二十五师进驻武汉三镇，并令萧耀南派兵分驻武昌车站，汉阳兵工厂，同时吴佩孚给汉阳兵工厂杨文恺总办下令：“非有本副使批发手谕，不准发给任何部队枪弹。”吴对于孙传芳调运增援部队的粮弹运输，不仅不予协助，并多方阻挠，孙因而起疑窦。为探得吴之真实，乃派其参谋长戈宝琛、参谋王铸民(时王已由书记长改任参谋)和与靳云鹗有乡谊关系的团长关际云三人为代表，专车赴茶庵岭车站谒见靳云鹗，伪以右翼战况激烈，而我右翼兵力单薄，请靳拨派一团兵力控置右翼阵地后方，以备不虞。靳坚不允可，口称鄂军系奉吴副使命令开来，必须奉到吴副使命令，方可参加战斗。我等曾婉向靳质之曰：“请问靳总司令，如果敌军攻到贵部阵前，是否尚须等待吴副使命令才肯还击？”靳立即变色曰：“此话真算锋利，但是我也不知道吴佩孚(靳于发急时称吴佩孚而未称副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等听其语意模糊，得悉吴佩孚派兵援鄂并非真诚，确实别有用心，遂返回赵李桥向孙传芳汇报经过。孙听后，复证以吴佩孚派援鄂军入鄂后，从吴本人和他的部队表现行动看，判定其援鄂是虚，欲取渔人之利是实。遂下命令全线各作战部队，分向鄂东武穴一带转进，到达目的地后，集结待命。
孙传芳的部队调动如此神速，靳云鹗绝未料到。孙下令部队撤退，是为了闪开正面阵地，使湘军与靳军直接冲突，故当孙军撤退时，湘军果然乘势尾追猛进，扑向靳军阵地，靳军仓促应战，吃亏很大，中上级军官伤亡四五位，士兵伤亡惨重。靳遂连电告急，吴命赵旅、萧师兼程驰援。此时孙军已脱离战场，陆续到达武穴附近集结，前线对战者已改为吴军与湘军矣。
吴佩孚乘湘鄂战役派兵援鄂之便，调派大军控制了武汉，尤其是严格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枪弹批发权、武昌车站调拨车辆运输权，使王占元深感形势逼人。同时曹锟授意杨文恺转致王休息，王遂于1921年10月呈请辞却督军职，吴佩孚保荐萧耀南接任湖北督军。此时吴佩孚垂涎武汉之念既达，又顾虑孙传芳尚拥有相当实力，须有妥善安插，方保无虞。乃派员说项，提出长江上游总司令职位，征求孙之同意。孙对吴恼恨在心，但以所部各军刚由战线撤退，尚需休整补充，不得已与吴妥协，允就长江上游总司令职。孙、吴间矛盾从此复加深矣。
三、吴佩孚与孙传芳矛盾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