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本章中探讨的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在什么时候紧要？有的时候，文化无关紧要，有的时候文化至关重要。虽然我们在本书中着重探讨文化，但也告诫读者看到其他因素。
职业的相同常常抵消文化的影响。例如两位医生在一起工作，他们的医学背景就可以帮助他们密切配合，不论他们的文化背景如何。社会阶层的相同也可降低文化的重要性。例如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家庭都倾向于使用积极加强的方式教育子女，为子女提供开发技能的机会，培养他们强烈的自尊心。这样的家庭可能会为子女加音乐课，让孩子为客人表演，引起客人的热情回应。相反，世界各地的蓝领家庭则倾向于使用消极加强和惩罚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于技能的开发、自尊心的培养以及担任公职或领导职务的机会都有负面影响。
然而有的时候，强势集团会排斥他人，不让他们得到机会，然后对他们加以消极的塑造，以此把他们永久固定在较低的地位上。爱尔兰在英国人统治下的几百年里就是这种情况。南非的种族隔离起初是对工作岗位不足的一种反应，后来导致持续了将近100年的对当地非洲人的歧视。如果竞赛条件平等，就像真正的竞争市场一样，这样的后果就会减轻。
有的时候，在来访者的头脑中，社会阶层或职业的相同与文化差异缠绕在一起。例如有些美国人抱怨巴黎的店主粗鲁，而另外一些美国人则对他们的法国同行称赞不已。这种情况所反映的，如果不是社会阶层或职业相同的影响大于文化差异的影响，大概就是社会阶层或职业相同的影响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不相上下。
有的时候，问题的性质将文化差异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例如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若干公司共同做一个由它们的最高管理层大力推动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项目的人员很有可能会忘记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特别是如果完成项目就可以得到奖赏，完不成就要受到惩罚的话。
有了信任，文化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贾文帕、诺尔和莱德纳通过因特网研究了世界各地75个虚拟的工作小组，主要发现就是，如果能够迅速建立信任，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贾文帕、诺尔和莱德纳，1998年）。
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像因特网这样的技术发展影响文化的程度有多大。正如华莱士指出，情况表明，因特网还没有导致地球村的出现（华莱士，1999年）。相反，个人却可以在因特网上寻找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包括犯罪的伙伴，日益扩张的犯罪组织就是如此。这样，因特网所带来的就是差异的增加，而不是融合的增加。不过，任何像E-mall这样的非直接沟通形式都呈现出特殊的困难。例如印度尼西亚一位高背景的高级经理如果收到其美国同事的一封言简意赅的信就会生气，生气的原因不在于信的内容，而在于表达内容的方式。此外，似乎任何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在其成熟的晚期对文化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因特网目前尚处于成熟的早期（休斯，1994年）。一般来说，技术的和经济的变化确实有影响，特别是在它们打破文化模式的时候。然而如果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并且不直接伤害深层价值，问题就会降至最低程度。
正如在前言中所说，文化之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引发导致行动的无意识的价值观念。如此看来，在个人必须直接沟通的时候文化起着重要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人们期待着外来者遵从他们固有的文化规则，不愿意通过开发可以为所有人都接受的新规则来改善关系，沟通就很有可能失败。大型跨国能源企业安然公司的国际运营部高级副总裁丽贝卡．马克曾经负责一个在印度的合作项目，项目金额为30亿美元。起初，丽贝卡公开藐视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在保守的印度政府下令该公司停止活动后她改变了态度。她的一位印度朋友婉言劝她穿上印度的纱丽服（saris），而不要穿她所喜爱的短裙，还劝她对印度菜肴表现出兴趣，以此表明对印度文化的赞赏。丽贝卡接受了这位朋友的劝告，她的做法表明她愿意沟通，表明她承认了印度文化的重要性（见卡普和克兰霍尔德，1999年）。一位得克萨斯女生意人在中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她穿上了中国人最喜欢的红色服装，她的困难处境才有所改善。这种小的改变往往可以引发积极的反应，甚至是无意识的积极反应。
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文化在跨文化谈判中尤其重要。了解不同谈判者所代表的不同文化的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是推动互动和达到目的的良好方法。例如美国人以在交流信息时直率和低背景闻名，当沟通只限于说“要么接受，要么拉倒”时就成问题了。上十亿美元的生意就因为这样的态度死在了谈判桌上。
在个人到另外一个国家或文化环境中居住较长时间的情况下，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的文化休克现象的确存在，处理得不好就会带来大问题。被派到国外分公司工作一段时间的经理人员抱守着他们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甚至把自己孤立在所谓的“黄金居住区”中，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存在扭曲的成见，文化也是重要的。成见的概念有些混乱，但最起码是对团体及其假定的特点的扭曲看法或心理构图，我们往往根据成见评价来自各个团体的个人。成见可能是错误的，可能导致没有根据的结论，特别是如果不允许存在例外情况的话。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成见就是一个普遍应用的三段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团体成员常常利用成见作为一种幽默形式，但是如果外团体成员使用成见，内团体成员就会作出非常负面的反应。几年前我和我的妻子访问了北爱尔兰，会见了一组抱有如此成见的北爱尔兰人，听到了这样一番描述：何东西；爱尔兰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愿意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拼命；英格兰人都是白手起家，这倒减去了上帝的沉重负担。
这样的描述如果来自一位美洲人、亚洲人或非洲人，那是非常伤人的。然而所有的人都使用成见，因为成见是将我们所受到的大量刺激分门别类的便捷方式。问题不在于成见本身，而在于成见是否准确。
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对成见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被指责抱有成见是非常难堪的事，特别是因为这样的指责常常难以反驳。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指责非常频繁，结果导致探讨真正的差异变得十分困难。不过现在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认识到团体与团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而与成见相联系的负面含义却引导我们轻视这些正当的差异。从这一观点来看，成见仅仅是一个有待于严格审视并根据团体的授权加以改变的起点。南希。艾德勒令人信服地主张，如果成见是描述性的而非评价性的，是第一个最佳推测，以数据和观察为依据，并可以随有价值的新信息而改变的话，使用成见就是正当的，有益的（艾德勒，1997年）。
象征不是成见。象征只是依赖一个社会中一种重大现象的特征对整个社会进行描述。不过象征也有可能包括一些不准确的成见，为了防范这种危险，我们将本书各章交给被描述社会的当地人或长期居住者审查。对于有的社会，我们无法创建一个让当地人、长期居住者或我们自己满意的象征。因此本书仅仅收纳了可以取得共识的象征。
不可否认，要实地验证这些象征是否有效是非常困难的，至少此时此刻是如此。我们的验证分两方面进行：（1）共识；（2）除了我们选择的象征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象征可以增加我们对某一社会的了解。我们还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并非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忠实于由一个象征所代表的行为模式，所以我们使用了诸如“有些德国人”、“许多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往往……”这样一些语句。实际上，我们着重介绍的是某一社会所表现出来并且可以用一个简单易记的象征清晰地描绘出来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模式。因此，来访者可以把象征当作向导、地图或灯标来使用，以便避免文化错误，促进跨文化交流和互动。
总之，文化通常无关紧要，但是有的时候影响重大。我们仅仅描述了文化紧要和不紧要的一些事例。在缺乏资源、机会和公平感的时候，文化大概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遭到强势团体排斥的时候，处境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总能得到些许安慰。亨廷顿令人信服地证明，世界安全的主要威胁就是伴随着全球化和私有化而来的种族战争的增加（亨廷顿，1996年）。当文化差异伴随着极端的宗教和意识形态观点时就会变得格外严重。从长远来说，许多文化问题都可以随着通婚和社会、商业接触的增加而解决，但是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却妨碍通婚，妨碍社会和商业接触。
上述所有因素，以及由于篇幅限制没有论及的其他一些因素，对于评估文化什么时候紧要、什么时候不紧要都是重要的。本书的观点是，文化是重要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至关重要，但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重要。文化还与政治、社会、经济力量互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文化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运用对文化的理解加强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本书其余部分，我们将运用本章所描述的方法，包括跨文化理解的四段模式，表明文化象征可以如何加强理解，表明文化象征与不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处世态度和行为举止如何联系。
本书的组织结构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某个国家会被归入某一类中，因为有的国家显然可以归入两个或更多的类别当中。霍夫斯泰德按照权力距离的低（水平型）还是高（垂直型）以及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这样两个标准将53个国家划分为四个类型。该表还反映了本书中的三个类别：权威排列国家文化（垂直型集体主义），平等竞争国家文化（水平型个人主义）和市场定价国家文化（垂直型个人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国家列入“集体共享”类，这就告诉我们水平型集体主义这种文化组织形式可能不适合于像国家这么大的实体。
接下去，我深入考察那些劈裂的（cleft）国家。按照亨廷顿的主张，劈裂的国家就是其不同的民族群体因文化差异太大而难以融人一个共同的国家文化的国家（亨廷顿，1996年）。这个定义显然适用于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和比利时。我将亨廷顿的定义加以扩大，又加进两个国家，这就是以色列和意大利。以色列的意识形态集团和政党太多，这就使它看上去像一个由观念和生活方式根本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国家（戴维，1998年）。同样，从基本习俗和文化倾向来说，意大利的南方和北方之间长期存在根本差异，而且这些差异一直延续到现代（普特南，1991年）。
亨廷顿认为，撕裂的（torn）国家就是至少一度被撕离其文化根源的国家，也就是说指导这个国家的许多基本文化价值被摧毁了（亨廷顿，1996年）。俄罗斯和墨西哥可以归人这一类，二者合在一起构成本书的一个单独部分。
本书还有一部分探索了同一个象征在不同的国家反映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这就是葡萄牙的斗牛和西班牙的斗牛。最后，我们超越了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界限，利用中国的家庭祭堂描述和分析了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价值观念。
尽管我这样安排本书的八个部分，但是读者可以根据愿望或需要来选读。我还在有关的章节内说明了什么时候一个国家可以归入两个以上的类别。本书的分篇是一个基本的分类方式，但是读者对于某一个国家可以归入两个或更多类别的情况必须敏感。
第二编 权威排列型文化
本编集中探讨权威排列型文化，这种文化中有高度的集体主义，但是也有高度的权力距离。权威排列型文化与市场定价型文化的差别在于：在市场定价型文化中，上下级关系基本上是单向关系；权威排列型文化则强调，不论什么样的工作，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承担义务的关系。像日本和泰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如此，像波兰和巴西这样的国家程度稍微轻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顺序衡量尺度支配着，也就是说乙比甲重要，丙比乙重要，但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度量单位，因此不可能说丙比甲重要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