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当三路大军在中原展开攻势作战之际，其他各战场也先后转入反攻，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
（五）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凭借自己数倍于人民军队的军事力量、优良的武器装备及美国的支持，企图发动全面内战，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行径，为了争取中国光明的前途，除了以武力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外，毛泽东还利用国民党发动内战丧失人心的弱点，以我党我军长期以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国民党军队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心战，以唤起国民党军队中那些不愿内战的爱国官兵的觉悟，将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以此壮大自己，削弱敌人。
194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这是一个专门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工作的秘密机构。同时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进行训练后打入国民党军队、军事学校及军事机关中工作，实行长期埋伏、交结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国民党军队集中的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地区，加派得力人员。
1945年12月25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方针》的党内指示，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即：“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要求各地党组织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
为贯彻这一指示，中共各级党组织、各城工部、各野战军党委均成立专门机构，选派合适人员专做此项工作。他们认真分析国民党军队的状况，根据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寻找突破口。一些过去曾与中共有过良好合作关系，有爱国历史，与蒋介石嫡系有矛盾的将领，被列为首先争取的对象，然后便开展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的政治争取工作。他们或通过亲友关系了解争取对象的思想状况，传递信息；或派员打入该部队，直接对某一将领进行思想转化；或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秘密党员，组织积极分子，形成一股进步力量推动起义。许多重大起义则由毛泽东直接指示，甚至亲自做争取工作。
1948年初，当傅作义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就分析了他的基本情况，认为他是一位爱国将领，并且素与蒋介石有矛盾，不是国民党“嫡系”。于是，决定通过政治争取，使他认清形势，明辨是非，改变立场，抛弃国民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这一方针确定后，平津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去作傅作义的思想转化工作。这期间，曾通过傅作义过去的同学、老师、同乡、部下及同僚等各种关系去接近了解傅作义的思想状祝，劝其认清形势，早作抉择。平津地下党组织还特派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其父辛身边，直接了解傅作义思想变化，并由她转达了毛泽东向傅作义提出的“放下武器与中共合作”重要决策。经过将近一年的各种方式的政治争取，傅作义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并派遣代表与中共联系谈判有关起义事宜，但思想上仍处于犹豫动摇状态。为了促使傅作义下定最后的决心，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后，人民解放军迅速打下了张家口、新保安和天津，华北广大地区仅剩北平这座孤城，使傅作义陷入了退不能退，守不能守，战不能战的困境，加速了傅思想上的转化。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终于决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和平改编的条件，率部起义，将20多万军队和北平城完整地交给共产党。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起义。这些起义打乱了国民党总体计划，动摇了军心。如，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将军，经过有关人员近两年的政治争取，终于转化思想，于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率2万余人起义，将其防守的西线阵地完整地交给解放军，使国民党“固若金汤”的济南防御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解放军趁此有利条件，一举攻克济南，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中共一年多的政治争取下，于1948年10月在长春率部起义，将其防守的长春东部地区交给解放军。这一起义使防守长春西部的国民党新七军军心动摇，无意坚守，许多中下级将士纷纷与解放军联系要求放下武器，迫使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成功地争取了一批国民党地方军政首脑。这些地方军政首脑率部起义后，使湖南、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一批省市和平解放，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据统计，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师以上重大起义达60余起，起义兵力达114万人，占蒋介石总兵力1/7，和平解放的国土达553万平方公里，超过全国总面积的1/2。
在争取国民党中上层首脑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还通过对国民党官兵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来瓦解国民党军中的中下层官兵。
1948年12月初，在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三个兵团，弃徐州西逃，即被解放军包围在永城、萧县一带方圆仅几十里的狭小地区。蒋介石派出的援兵或被解放军消灭或掉头逃窜，企图突围的部队即遭歼灭。此时，近30万国民党军队已成孤军，给养困难，仅靠空投接济，加之数日后，天气骤变，连降大雪，空投停止，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饥寒交迫，毫无斗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12月17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指出国民党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此函以广播形式播出后，给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以极大的震动。人民解放军随即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了强大的火线政治攻势。在国民党军工事周围散发各式传单，树起巨幅标语牌、宣传牌，用话筒喊话，号召国民党士兵越过工事，到解放军这边来。在前线，解放军还设立“投诚官兵招待所”，对投诚过来的国民党官兵负责安顿、招待。解放军还组织了“火线音乐队”，在风雪交加之夜，向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队演奏《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从心灵上予以感召，同时配以喊话宣传。
强大的政治攻势，唤起了那些被迫当兵的穷苦子弟的觉悟，他们再也不愿为国民党充当炮灰了，或三五成群，或整班整排地跳出工事蔽体，投向解放军的阵地。那些多日没吃上饭的士兵接过解放军送到他们手上的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中有的拿起话筒，现身说法，号召国民党士兵快快来投解放军，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兵团司令邱清泉为阻止士兵投向解放军，将边缘阵地换上其亲信“敢死队”，结果，“敢死队”中也有20多人投向了解放军。这一强大的政治攻势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国民党军土崩瓦解。在被围困的20多天内，共有1.4万名下级官兵投向了解放军。
总之，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动摇国民党的军心、瓦解其斗志、加速其失败起了重大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六）战略决战——军事艺术的升华
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1948年秋到1949年初，敌我双方进行的一场规模巨大、气势磅礴的战略决战。这场决战以1948年9月12日人民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四个半月，共歼敌154万。这场决战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歼敌数量之多而历时之短，在中外战争史均属罕见。毛泽东正是这场决战的设计者和导演者。
自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一年后，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全面防御体系被打破，其分区防御体系也已处于崩溃状态，到1948年夏秋之季，不得不收缩兵力，实施重点防御。其兵力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中、华东、西北五个地区的战略要点上。整个战争形势，敌已处于不利的地位。虽然如此，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人民解放军并不占优势。此时，国民党仍有军队365万，其主力部队多为美械装备。人民解放军虽呈上升趋势，但仅有军队280万，从数量和装备上看，仍未达到或超过国民党。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军力的对比不仅是数量的对比，还有质量与人心的对比。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处劣势，但政治素质好，战斗力也大为提高，已积累了使用大兵团在运动中作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有广大人民的支援。而敌人数量虽多，但能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0万，大多处于被动防御地位，整个军营上下，已为失败主义情绪所笼罩。形势表明，人民解放军已具备与敌决战的能力。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在东北，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相比占优势。东北野战军连同地方武装总共70万人，敌人为55万人，其中正规军48万，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的据点上。根据敌我基本状况和东北的地理特征，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打下锦州以封闭敌人逃往内地的门户，关上东北通往内地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并准备趁势歼灭由长春、沈阳倾巢来援之敌，以达将东北之敌就地全歼，使之无法逃往内地的目的。
9月12日，由北满奔袭南下的东北野战军发动攻势包围了锦州。锦州被围，国民党由东北撤向华北的咽喉被钳，东北境内的敌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心急如火，遂率三军总司令及高级幕僚飞抵北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调兵遣将，组织援锦东进兵团。接着，又飞抵沈阳，组织援锦西进兵团，企图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但东进兵团行至塔山、西进兵团行至黑山、大虎山一带，均被解放军阻击钳制。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歼敌10余万人，活捉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锦州被攻克，关闭了敌逃往内地的大门，整个东北的敌军一片惊慌，早已被解放军围困的长春之敌自行瓦解，防守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2.6万余人于10月18日起义。剩下蒋的嫡系，另一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率新七军7万余人被迫于次日放下武器投诚。长春被解放后，东北全境只剩沈阳一地。此时，蒋介石下令沈阳之敌夺回锦州，以打开通向关内的咽喉之道。此举正中毛泽东“调敌离沈，运动中歼敌”的计策。10月28日，当全副美械装备的廖耀湘兵团10万余人离开沈阳到达辽西时，即遭解放军包围并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也成了俘虏。解放军趁势于11月2日解放了沈阳、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万。辽沈战役胜利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民解放军增加到300余万。这一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使中国共产党原来预计“5年左右(从1946年7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毛泽东说：“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二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辽沈战役激战犹酣，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就为淮海战役作了部署，制定了作战方针，其基本点是集中兵力，中间突破，重点打援，分段歼敌于长江以北。
其时，国民党刘峙集团有兵力60万(后增至80万)以徐州为中心，同时陈兵于商丘到连云港的陇海线和南到蚌埠的津浦线。以此“一点两线”阻止解放军南下，屏障南京。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计60余万人。1948年11月6日，敌我双方共计100多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迄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
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实施中间突破，在碾庄地区将正在向徐州靠拢的敌黄百韬兵团包围，而以1/2的兵力阻挡从徐州出动的援兵。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用了11天时间，付出了1万人的代价，只向东前进了30里。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使被围的黄兵团孤立无援，22日被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黄百韬被击毙。蒋介石见形势危机，遂从华中调黄维兵团增援。此兵团行至徐州西南宿县一带，又被解放军包围。为救黄维兵团，蒋又令徐州之敌南进，蚌埠之敌北上，均遭解放军阻挡不能前进。黄维兵团反复突围未果，12月15日被全歼，黄维被俘。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遂命徐州守敌向西南撤退。12月4日，华中“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率3个兵团近30万人行至永城、萧县一带，又遭解放军包围。其后，毛泽东命令对此敌围而不打两周，其目的在于稳定华北之敌，为平津战役顺利进行打好基础。其间，人民解放军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许多士兵放下武器投诚。但是杜聿明拒绝放下武器。1949年1月6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歼敌25万余人，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逃跑。淮海战役历时65天，共歼敌55万余人，使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完全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的惨败，使华北约60万敌军大为震惊，蒋介石随时可能将此部队海运南撤。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60万军队沿平绥线摆开一字长蛇阵，准备在不利情况下南撤或西逃。因此，平津战役能否胜利展开关键就在于不让60万敌军跑掉。为稳住敌军，就地解决，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首先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对北平、天津实施战略切割；又命令华北野战军包围张家口，并对敌采取“围而不打”(对张家口、新保安)、“隔而不围”(对北平、天津)的原则。兵贵神速，出其不意，傅作义根本没有料到东北野战军刚打完辽沈战役未经休整就入关作战。其后，解放军首先打下新保安、张家口，又用29小时解放了天津。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已走投无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争取下，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