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除5万敌人由塘沽海路逃跑外，共歼灭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至此，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基本被解放，国民党只能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了。“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三大战役规模宏大，交战双方总兵力均在百万以上，战局变化万千，战斗空前激烈。毛泽东完全控制了战局的发展变化，并按照他的设计展开。趁敌犹豫不决时发动辽沈战役，辽沈战役胜利在即又发动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接近尾声又部署了平津战役。三大战役相互连接，此伏彼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战争的进程、发展，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真可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三大战役，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一次大检阅。在这里，不仅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正规军直接参战，而且还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他们随军而行，运送粮食、炮弹，修复公路、桥梁，抬担架、送伤兵，人民解放军走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大战役，又是毛泽东灵活机动战略战术原则的再度体现。兵贵神速，出其不意，乃是这场决战的重大特点。每次战役的发起都具有突然性，敌人始料未及。辽沈战役发动之时，东北野战军奉命南下，千里奔袭，突然包围东北最南端的锦州。虽是大兵团行动却极其神速隐蔽。淮海战役发动之时，东北野战军在台儿庄一带渡过运河后，由北向南直插而下，迅速切断了黄伯韬撤守徐州的退路。平津战役发动时更是神速隐蔽，致使傅作义判断屡生错误。毛泽东从率领几万红军灵活机动，诱敌深入，到此时指挥几十万大军灵活机动地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围歼战、奔袭战，仍然得心应手，指挥若定。
三大战役，使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艺术色彩纷呈、竞相升华，也迎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高瞻远瞩、多谋善断的政治家
（一）“敌人”、“我们”、“朋友”
1928年12月，正当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掀起高潮之时，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里，毛泽东以“敌人”、“我们”、“朋友”这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并列的概念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人。“敌人”就是革命要打倒的对象，“我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而“朋友”则是革命应该团结争取的力量。通过对各阶级的科学分析之后，毛泽东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敌、我、友”概念的提出，是毛泽东政治斗争艺术的一个鲜明特色。众所周知，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下产生的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十分复杂，就是同一个阶级，由于他们经济地位的差别而产生了不同的特性，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的态度。分析这些阶级的状况，分清每一个阶级内部的差别，分清每次革命高潮到来之时涌现的各类政治派别及每一政治派别自身的状况，就成为制定革命战略的前提，也就成为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处在这一时代的毛泽东，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之所以始终具有那么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分析力和正确的判断力，之所以既果敢坚定又灵活善变，就在于在长期的革命、建设生涯中，他牢牢把握着这一概念。
依据这一视角，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旧中国各社会阶层的基本状况：
他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按其经济地位及政治态度划分为“大、中、小”三大类别。“大资产阶级”亦称“买办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代表了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在政治上，则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因此，是革命的对象。“中产阶级”亦即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代表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又有联系，决定了他们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双重品格，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小资产阶级”包括的范围广泛，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其经济地位最低下，因此，当革命高潮到来之时，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革命。
他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划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大类别。那些有足够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殷实之家是“富农”，他们在农村占7％左右，由于这部分人生活富裕，因此，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占农村人口20％，由于他们经济上自给自足，因此，对待革命的态度是游离的。“贫农”在农村人数最多，约占70％，他们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因此是农村中最革命的因素。上述分析，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他还将中国的无产阶级划分为三个部分，即“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所以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他们虽然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因此，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游民无产者”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大多参加了民间的帮会组织，勇敢不怕死，但也有破坏性，这部分人数不多，如加以正确引导，可以变为一种革命的力量。
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依据不同阶级所代表的利益及其政治态度，在纷乱芜杂的时代大潮中，毛泽东为斗争经验还不甚丰富的幼年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方向，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战略定下了基调。
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但是在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中的少数人却不断挑起事端反对共产党，特别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这种反共倾向愈演愈烈。如何认识国民党？当时许多人认识不清。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有人主张妥协退让。毛泽东根据当时国民党内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而表现出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将国民党一分为三，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在他看来，以廖仲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人为代表的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是国民党左派；那些反共最力的如西山会议派、戴季陶、蒋介石则是国民党右派；其他的则为中派。而且，他还将国民党右派视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此，中国共产党相应制定了“联合左派，团结中派，坚决地反对右派”的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抗日阶级、政党、团体及爱国人士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也带来了它的复杂性。对此，毛泽东根据各派政治力量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及其抗战的态度，将统一战线中各种力量划分为三种势力，即进步势力、中间势力、顽固势力。进步势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顽固势力，他们一方面抗日，另一方面又限制削弱人民的力量。据此，中国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略策总方针。这一方针的坚持，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扩大，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即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与此相对应，中国也出现三种政治前途：共产党主张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包括几个革命阶级在内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将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国民党主张继续其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这将给中国带来黑暗的前途；中间党派则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团结中间党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力争光明的前途的策略。
毛泽东将社会上所有的人群、阶级及政治势力划分为“敌、我、友”三大阵营，但是，这三大阵营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敌人”和“朋友”，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对象。
从“敌人”这个类别看，总体上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具体的对象看则有所不同。大革命时期主要指北洋军阀势力，北伐战争就是为了铲除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则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革命的主要对象。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反动派则成为革命的敌人。
从“朋友”这个阵营看，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均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而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不仅包括以上三个阶级，还包括亲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从某一政治势力来看，由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态度和政治主张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亦不相同，因此有所变化。如国民党，就曾在“敌人”和“朋友”间多次变换。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力量，遂成为革命的“朋友”。其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成为革命的“敌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蒋介石在共产党的敦促和全国人民压力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成为革命的“朋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发动反革命内战，于是又转化为革命的“敌人”。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一些政治势力也不断分化和组合，毛泽东根据变化不断提出新的概念，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的中间势力，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地方实力派”和“开明绅士”等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代表。
尽管社会上人群纷繁复杂，形形色色，但是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却只有三种，即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敌，我、友”三大类别囊括了社会上所有的人，“大、中、小”三个层次使社会上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无一遗漏，既简单又严谨，既全面又明确地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为革命者指明了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向。
（二）审时度势，“危”中求“机”
历史为政治家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时机，最好的时机往往就是危机出现之时。只有在重大事件中，才能显出英雄的本色。
1927年春夏之际，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内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蒋介石建立了南京政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了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有人认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中国革命形势仍然是高涨的，中国共产党应在城市组织工人罢工或举行暴动，以此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有人主张，走大革命时期的老路，重占广东，尔后北伐蒋介石，等等。
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出路。
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全面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估计了形势发展的趋势。在革命危机面前，他明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上，他认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除了建立和扩大革命的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别无出路。
秋收起义会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又毅然将部队拉向湘赣边的罗霄山脉。在探寻革命队伍落脚点的时候，毛泽东带领部队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经过比较，最后确定了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为革命的基地。这里地势险要，有易守难攻的黄洋界，有包括大小五井的井冈山，千岩万壑，重峦叠障，方圆数百里，极有利于军事割据。毛泽东正是利用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屈求伸的策略，革命由城市退向了农村，但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根据地，从而走出了危机，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革命的中心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因此，革命的内容就转变为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变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既是发动、组织和领导这个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起来革命的动力，也是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内容。土地革命的深入进行、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以及根据地的不断巩固扩大，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围剿”和反“围剿”的殊死斗争的时候，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其侵略魔爪又伸向关内广大地区。1935年，日寇又发动了“华北事变”，企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进而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革命也再次遭到严重挫折。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作战略大转移，革命力量遭到空前惨重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