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智斗勇，还表现在谈判桌上。在谈判期间，毛泽东利用各种场合，如欢迎会、宴会、招待会等广泛结交朋友，并亲自拜会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及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立场。在这期间，毛泽东先后拜会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谭平山、柳亚子等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及民主党派领导人，同他们亲切交谈，支持他们提出的关于召开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等主张。毛泽东还拜会了许多国民党要人，如于右任、孙科、吴稚晖、白崇禧等。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冯玉祥即是在此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赞赏中共的主张，称此为中国和平的保障。毛泽东不但接见国民党内倾向进步的人士，还主动与那些反共积极的右派人物打交道。如陈立夫、戴季陶、何应钦等。开始，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感到意外，因这些人是反共专家，是我们的死对头，有什么好会见的呢？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
毛泽东还利用谈判的间歇时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他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向他们阐明中共的内外政策；他专门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他们在抗战期间给予解放区八路军的支援表示感谢。在此期间，他还接见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池田幸子等人，表达了对所有在华的日本进步人士的慰问。毛泽东还特别接见了当时在中国服役的3名普通的美国飞行员，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重庆谈判从8月29日至10月10日签订“双十协定”止，共进行了43天，虽是谈判桌上的斗争，但却表现得极其尖锐复杂，毛泽东既要为了人民的利益与蒋介石“讨价还价”，又要为真正和平的实现作出重大让步。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还夹杂着战场上的硝烟。毛泽东从和平、民主、团结出发，充分发挥了他那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的才能，驾驭了整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充分展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和谈判技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和平建国方针，被迫承认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以及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协会议，释放政治犯等。这些都载入了“双十协定”之中，蒋介石如果发动内战，他就在全国人民面前输了理。
（四）“争取中间势力”
在政治斗争的天平上，中间派别如同一个砝码，它在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方倾斜，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它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中间派别自身又具有很大的动摇性，容易产生分化。因此，任何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将争取中间派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中间派别的重要作用，一贯主张团结他们共同对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情况，毛泽东都将团结中间派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并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正因如此，进步的革命力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而顽固的反动的势力则因受到孤立而陷于失败。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事业的正义性外，他团结争取中间派别的艺术手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尊重照顾中间派的利益，倾听其呼声，采纳其建议，是毛泽东争取团结中间派的重要手法。
中间派是一定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也有政治的经济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尊重还是损害其利益，是能否使中间派别站在自己一边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注重这个问题。例如，在抗战时期，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此时的中间势力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毛泽东将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一战线中极重要的任务，视其为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和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如何争取他们？毛泽东在尊重照顾其利益方而巧作文章。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1/3，其目的是多方容纳、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毛泽东强调说：“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典型的例子就是对陕北着名开明人士李鼎铭先生的信用。李鼎铭是前清廪生，曾任榆林道尹公署科长。抗战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他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成为陕北着名的开明人士。为此，中共推选他担任米脂县财务委员会主席、米脂县参议会议长，他全心效力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1941年11月，他又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在工作上，李鼎铭先生与共产党密切配合，在边区享有很高的威望。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李鼎铭先生针对当时边区行政机构与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向大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认为，“在今日人民困难，资源薄弱之状况下”，“对于政府应实行精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构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李鼎铭先生的这一提案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坚持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得知后十分重视，他用红笔把其中的重要段落圈起来，又把它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旁边还加了一段批语：这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根据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党中央、毛泽东将“精兵简政”作为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并于当年12月初，向各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减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这一政策的贯彻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基本上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又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强调继续贯彻此项政策的必要性。毛泽东对开明绅士及其他中间派别的尊重、信任，消除了中间派别的疑虑，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其才干得到充分发挥，这一团结也不断巩固、发展。
其次，又团结又斗争，是毛泽东争取、团结中间派的基本策略。
中间派具有动摇性，容易为反动派势力所拉拢而产生妥协和动摇，因此，团结并不意味着无原则的迁就，而应该在团结他们的同时，与其妥协动摇性作斗争。当然，这种斗争是建立在善意的批评和充分的说理基础上的。1939年，毛泽东总结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
这种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充分表现在解放战争中对民主党派的争取上。抗战胜利前后，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又产生了一批新的党派，以中国民主同盟最具代表性。它们基本上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间势力。对于这批站在中间立场上的民主党派(此时亦称中间党派)毛泽东十分重视，一开始就制定了团结争取的方针。如支持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赞成他们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问题，成立联合政府等解决国是的主张。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协会议上，中共代表团结民主党派共同与国民党作斗争，终使会议通过了不利于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而有利于和平民主局面形成的五项决议。此后，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为决议的实施而继续团结战斗。
但是，国民党蒋介石也在千方百计地拉拢民主党派，以孤立共产党。在这种拉锯战中，民主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往往看不清事物的本质，丧失原则立场而产生动摇性。例如：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并于1946年10月占领张家口后，便认为军事胜利已成定局，于是单方面下令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其目的是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合法化。显然，此举严重违反了政协决议。中共坚决反对。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民主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背着中共拟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此方案明显迎合国民党而使共产党处于不利的军事地位。方案拟好后他们分送国民党、美方代表和中共方面。对于这一错误的做法及方案，中共驻南京代表周恩来等当即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批评他们丧失原则，不讲信义和落井下石的做法，指出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他们自己选择。经过中共代表的批评斗争，这部分人认识到这一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做法，决定收回方案。
蒋介石也加紧对民主党派的胁逼利诱，企图在召开国大问题上孤立共产党，因此要民盟交出参加国大名单，并声称交出名单就停战，召开国民大会。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士在交名单以换取停战问题上被蒋迷惑，产生幻想和动摇。他们背着中共给蒋介石写信，以“弟等先交名单”建议国大延期召开。中共代表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批评，明确指出，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拿停战作交换名单的诱饵，其用心很清楚，这是假停战，中共决不接受，我们要的是真停战、真和平。经过耐心的说服和批评斗争，绝大多数民主党派转变了态度，坚定了立场，被国民党拉过去的只有青年党和民社党两个小党派。1947年11月14日，就在伪国大召开的前一天，民盟总部发出紧急通告，主席张澜向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表明决不参加伪国大的立场，其他民主党派与民盟一起，与共产党站在了同一立场上。伪国大召开后，这些党派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伪国大及其制定的伪宪法。这就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大失人心。
在对民主党派的动摇性进行批评斗争的同时加紧对其团结帮助。自民盟拒绝参加伪国大后，国民党蒋介石便公开打击迫害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并于1947年10月公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勒令其解散，停止一切活动。民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党派亦被迫转入地下。在民主党派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共产党给予了热情支持，鼓励他们继续斗争，帮助他们重建组织，恢复活动。1947年11月，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化装秘密离开上海赴香港，筹备民盟的重建工作。1948年1月，中共中央对上海局等有关部门发出指示，对民盟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等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的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和错误成分，我们应该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的态度。这一指示下达后，有关方面加紧了争取团结工作。经过团结与斗争，逐渐将民主党派引向了正确的道路。
对于中间势力的动摇性，不是经过一两次斗争就能彻底打消的，在一定条件下，少数人还会有新的动摇表现。1948年底，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另一方面则“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此时，已靠拢共产党的民主党派中的个别人受此影响，对与共产党的一致合作产生动摇。针对时局及种种错误观点，毛泽东于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批判一些使革命半途而废的谬论及其危害。他强调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真诚的劝告和善意的批评，打消了个别人存在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广大民主党派是个极大的鼓舞。
再次，求大同存小异，合作建国，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后期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他团结民主党派，孤立国民党的又一高超艺术手法。
民主党派都具独立的政治主张，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前途问题上，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而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国共两党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但是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不仅以武力消灭共产党，也不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组织尚不能生存，更淡何政治理想？现实无情地打破了他们的幻想。在共产党的团结帮助下，他们深刻认识到，以协商妥协的方式不能求得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而必须采取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式，以积极的态度才能争得和平民主。于是，他们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而寄希望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1948年1月1日，重建民盟的一届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他们公开声明今后要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这是民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组织及民主派人士在香港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奋斗。其他民主党派也云集香港，开展反蒋活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扩大，蒋介石更加孤立。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他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学习，通过到解放区实地参观访问，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他们毅然抛弃了不切实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彻底放弃了“中间道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这说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已与民主党派取得共识，但仍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与差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