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舍学校教育而自修，一个19岁的青年作出的这个选择，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但是，就毛泽东的学习来说，毛泽东选择自修，认为自修胜于学校教育的意义还在于，毛泽东认为，“立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的这种选择表明，毛泽东立意从实践中学习，从群众中学习。这是毛泽东学习经历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毛泽东是“自学”成才的。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这是毛泽东关于学习问题的一贯主张。这个主张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出真知”、“开门办学”、“以社会为课堂”、“鄙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一系列思想与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而在革命和领导革命取得成功方面，也正可谓“无可学而学”。因此，归根结底，这种学习只能说是一种自学。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修身课时，认为学问贵在贯通今古，融会中西；修身要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这对毛泽东的学习很有影响。在一师时，毛泽东的学习可以说是始终奉行这个“贯通大原”的大原则的。后来，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等可以说就体现了“贯通”“古今中外”的这个大原则。
通过杨昌济，顾炎武的“实学”关于“读万卷书，走万里路”的主张对毛泽东也有很深的影响。在湖南一师时，毛泽东曾经多次外出“游学”，并且认为：“游之为益大矣哉！”其中在一次暑假里，毛泽东邀请了他的好朋友，已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的萧子升，一起开始了他们的校外“游学”。7月中旬，天气正热，他们带上了简单的笔墨、笔记本等物品，过湘江，踏上了去宁乡的道路。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访问了乡里几户贫困的农民家庭，了解了农民生活的诸多疾苦。他们到宁乡西部的密印寺，结识了寺里的方丈，借此了解僧侣们的生活。
一次，他们在山里累得睡着了。醒来后感到肚子饿了，就向别人“行乞”。一对好心的老夫妇对他们说：“以我看，你们两个年轻人绝非乞丐，为何要讨饭吃呢？”毛泽东直言相告：“我们想旅行，想看看农村情况，但又没钱，只好讨饭‘游学’了。”老人听了之后很感慨，不禁说道：“当叫花子没有啥不好，比现今官府好多了。那些当官的，没有几个廉洁的，人心都叫狗吃了。”毛泽东和萧子升听了更加了解了官府的腐败和世态炎凉，也更增加了他们对于时局的愤慨和执意要改造社会的决心。一月的时间，他们游历了五县，行程千余里，深入社会和考察民情，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回到长沙，一师的同学纷纷问他们是怎样“游学”的，毛泽东爽朗地回答：“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师生们听了都称赞他们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游学”先生。
除了走万里路这种考察，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历史。毛泽东曾经开列了70余种经、史、子、集的着作，认为这些方面是学问的重点。“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毛泽东对历史的重视，特别是他晚年对历史的重视，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对此，斯诺曾经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渊博学识，是毛泽东能够战胜所有对手的一张王牌。
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誉为“时事通”。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戏称他为“毛奇”。
毛泽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断争得自身的人格、独立和自由，而且他还十分关心他人为获取独立、自由人格的斗争。他敢于打抱不平，向社会讨公道，把使受压抑的人类获得自由视为己任。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的一位同学由父母之命与一位中学校长的侄女订了婚，这位同学却不愿意。毛泽东知道后，便去找这位校长说理，终于说服了对方，帮助这位同学解除了婚约。还有一次，一位教师因为一位工友做错了事，破口大骂不休，毛泽东从旁边经过，为之深感不平，便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使这位教师住口不骂了。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市有位女学生赵玉贞不满包办婚姻，因多次反抗无效，出嫁的当天，在轿里割颈自杀了。这件事使毛泽东义愤填膺，在短短的13天时间里，他连续在长沙《大公报》、《女界钟》上发表了近10篇评论文章。他一方面把矛头直接指向旧社会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把赵玉贞女士的死上升到人格的问题上来评论。毛泽东认为，只有获得自由意志，可以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人，才算是有人格的人。在人与邪恶的环境发生剧烈冲突，遭受压迫时，有四种选择：第一是有人格的得生，第二是奋斗被杀，第三是自杀，第四是屈服。赵女士的自杀是其人格的发现和实现。她自杀并非想求死，而是想求生。但是，“不自由，毋宁死”，随着赵玉贞女士的死，“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实践中追求真理，在斗争中改造社会。在当时“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社会里，他斗争的对象，正是那些妨碍社会发展、压抑个性意志自由的不合理的旧秩序、旧制度、旧势力。在斗争时，他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参与了反抗斗争，而且还领导和支持人们去反抗旧社会的压迫。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亲身经历了多次的兵灾和北洋军阀的蹂躏，对军阀屠杀人民、敲骨吸髓、横征暴敛、无所不为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为了保护校内的正常秩序和师生们生存、学习的自由，毛泽东领导同学们直接同军阀势力作斗争。他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警卫队，自己担任队长，守卫着学校，保证学校正常上课秩序。有一次，作为一介书生、毫无作战经验的毛泽东，敢于同武装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还领导同学们徒手缴了北洋军溃兵的枪。
张敬尧1918年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在湖南进行残酷统治，作恶多端，罪恶累累。湖南人民对他深恶痛绝，称之“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919年12月2日，湖南教育界和工人举行的焚毁日货示威大会被张敬尧用武力驱散，并重伤数十人。张敬尧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再一次激怒了湖南人民，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了。毛泽东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他认为：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只有坚决把张敬尧赶走，才能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毛泽东作为当时群众公认的领袖和以他为首的新民学会，在这次运动中起了核心领导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的驱张口号以及进行的方针和步骤，为驱张运动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打下了思想基础。毛泽东还亲自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前往北京。
在北京期间，他亲任平民通讯社社长。白天，他四处奔波，联络湖南在京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晚上，他写稿、审稿。他还和学生们一道请愿、示威，与“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由于湖南人民的声讨、全国的声援以及军阀的内讧，张敬尧终于在1920年6月离开了湖南。驱张运动是毛泽东为争得湖南人的自由和理想人格而斗争的一次实际锻炼。在斗争中，他有机会进一步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树立了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终生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