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来到陕甘宁边区。他想知道，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斯诺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披露了他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一、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
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理论，它的出现动摇了旧制度，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思想武器，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信仰、宣传、扞卫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能同本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并卓有成效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立场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做坚决斗争，勇敢扞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毛泽东是如何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呢？这与他勤奋好学，不断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执着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息息相关。
毛泽东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自幼参加田间劳动，目睹和经历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的不公正。像那个时代的所有读书人一样，少年毛泽东首先接受的是孔孟之道。他最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稍大一点就在私塾学《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公羊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对此，毛泽东并不喜欢，却下了不少的功夫，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毛泽东将这一段概括为“六年孔夫子”。
但是，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反抗了父亲的安排，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在这里，毛泽东接触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着作《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等，书中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揭露及提倡变改社会等新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他极赞同书中立意新颖的观点。正在此时，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他反对拜佛，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毛泽东“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明显地跳出了孔孟学说的束缚，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了。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读到《新民丛报》。这份由梁启超主编主张维新变法的报纸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宣扬维新，抨击封建顽固守旧派，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毛泽东刚接触到这一类文章，从内容到文体都感到十分新鲜，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那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认真阅读，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这时，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有一次，他读了一篇关于“君主立宪”的文章后，激动地写道：“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在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是个实实在在的变法改良主义者了。受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思想的影响，从而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辛亥革命前夕，他来到长沙继续求学，这是晚清以来新旧斗争特别剧烈的地方。这里，他第一次读到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并马上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毛泽东从《民立报》上看到黄花岗72名革命党和爱国志士起义阵亡的消息，深为感动。从这里，毛泽东还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并进行了仔细研究。他的热情开始由变法改良转变到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不久，毛泽东奋笔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公开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做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毛泽东的这一主张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对康梁的钦佩，但由主张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制，而且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列为新政府的第一号人物，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正迅速地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
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辫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在军营中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直到上井冈山从未中断。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不愿受束缚的性格，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半年后即退出学校，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贪婪地阅读西方各种新书，爱读严复译的名着，尤其是《天演论》，于是进一步接受了“尊今叛古，尊民叛君”的进化论思想。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最有价值的半年。”
从1913年到1918年，他在湖南一师读了五年半。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湖南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仍以自修社会科学为主。他十分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重视经验、重视实际、重视行动，重视“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出版之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成为这个刊物热心的读者，他进一步接受“德赛二先生”(民主与科学)的熏陶。于是“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我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稿，参加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他在这个学校的后期，特别喜欢哲学，手抄杨昌济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7大本；尤其以批判精神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10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12000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坚持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关于辩证法的理解，就表现得更为自觉了。
在第一师范五年半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从不作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心到、手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
毛泽东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的古今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他还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100分。这种从学生时代形成的“改造世界”、“舍我其谁”观念，贯穿他一生。
1936年，他在延安同斯诺谈到了他在湖南一师结束学校生活时的思想状况。他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
那么，毛泽东又是怎样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呢？从而又是怎样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对此，毛泽东曾回忆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候读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还强调：“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从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毛泽东和同窗好友蔡和森等人又于1918年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0年，该学会的宗旨又改为“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会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打基础的作用，其中30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毛泽东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时，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认准了这种进步的新的思想理论，便以此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大胆接受、坚持，并付诸实践；而当他发现自己所坚持的某种思潮已经过时，或在实践中行不通时，便毅然抛弃并继续寻求新的思想。这种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这种“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无畏勇气，使他最终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从而奠定了他的人格理想的基石。
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冲击下，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西方思潮如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等纷至沓来，介绍各种新思想的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反而使如饥似渴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感到有些无所适从，但他像海绵一样吮吸着这一切。这时，在他的思想中“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他“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毛泽东明确地反对军阀黑暗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使他对“社会主义”这一时髦物最为青睐。虽然这时的“社会主义”还多为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非科学的社会主义，但它却以崭新的面貌扣动着毛泽东的心弦。
1912年毛泽东还在当一名辛亥革命战士时，最早从《湘汉新闻》上看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满怀兴趣地阅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并收集了几种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他和士兵们谈论着，并热情洋溢地给几位同学写信，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真理的执着追求，使他受到以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中国流行一时，对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无政府共产主义以“互助论”为基础，强调互助是生物界和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可以通过“互助”进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从而达到无政府、无国家、无军队、无法律、无强权、无命令、无家族、无私产，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对“新村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影响下，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因不满现存的黑暗社会，主张离开这个社会，另辟一块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共同劳动、共同学习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新村，并对这一理想社会进行了实验，幻想将这一“新村”推广到日本各地乃至全世界，以此改造整个人类社会。这种田园诗般的理想社会被介绍到中国来后，一些锐意“社会改造”的进步青年如痴如狂，进而“工读互助主义”在中国产生，而实践它的“工读互助团”在北京等地也应运而生。对此，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给蔡和森等人写信，介绍日本的新村主义，称此是个无比美妙的仙境，如能真的实现了，那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并提出了对新村主义进行实验的建议。
工读互助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脱离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空想社会主义，全国各地工读互助团相继失败，毛泽东的新村计划也无法进行。毛泽东慢慢从迷雾中清醒过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他逐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消除了头脑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混杂物，思想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他终于认识并接受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真理——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与长沙相比，无疑更容易接触新事物。在此期间，他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请教的机会。当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后，深感马克思主义能使俄国的工人农民获得解放，也一定能使中国的劳苦大众获得解放，于是他“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他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课程，尤其是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他的认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在此期间，他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同他们讨论各种新思潮的问题。他还结识了邵飘萍、陈公博、谭平山、张国焘、邓中夏等北大进步学生。1919年“五四”前夕，毛泽东回到湖南，马上成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创办《湘江评论》，发起领导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投入到火热的实际斗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