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偏远的“航天城”，我曾和8位“小姐”进行过一次座谈，她们不是最低档的“站桩鸡”，有老板和固定的营业场所，属于中等偏低的档次。我们挤在一间空气污浊的小房里，灯泡坏了，房里光线很暗，让人看不清楚红布沙发上的污垢。“小姐”们或坐着谈笑，或躺在沙发上睡觉，她们长得都不难看，打扮得也不暴露和过分，看起来和“良家妇女”没有太大区别。谈起****都称为“上班”或“干工作”。我问她们怎么会干上这一行的，一位姓李的“小姐”说：
“我现在30岁了，丈夫离婚了，有一个8岁的小孩靠我抚养，27岁才开始做这个生意。为啥？我下岗了！现在接一个客人130元，老板得30元，自己得100元，平均每个月可以收入两千元左右，比厂里收入多，我想存点钱，将来好做小生意。干我们这一行的大部分已经结婚，有的下了岗，有的要供兄弟姐妹读书。我们8个人中7个来自农村，有的是因为家里太穷，有的是嫌农村没钱花，太不好耍……”
“有人歧视你们吗？”
“社区里有人歧视，但现在社会上干这种事的多了，有啥好歧视的？”
“有别的压力吗？”
“当然有！有的客人心理很奇怪，专门要玩儿那些比自己女儿还小的女孩儿，我们每天接触的都是陌生人，根本找不到可靠的男人，有时我也很害怕，很怕碰到那些性变态的……我们最怕染上艾滋病，防疫站发的宣传碟子和小册子我们都反复看，如果客人不愿意戴安全套我们就说自己有病，怕传染他，经过说服他们也同意用安全套了，大概只有十分之一的客人是坚决不愿意戴套的……唉，我也想找个正当职业，但工作不好找，就是找到了，每月也只有四五百元，要供孩子上学哪够呢？”
这群“小姐”里处境最困难的是一个彝族妇女，家在偏僻而贫困的农村，有两个儿子，一个患了先天性白内障，需要巨额的医药费。孩子两三岁时曾动过一次手术，当时许多好心人为她捐了款，医院还免去了医药费，媒体曾经报道过。但动了这次手术后，孩子仍然看不见，还需要再次动手术。为了治好孩子，她和老公都出来打工。但她能找到什么工作呢？最后只得走上了这条道路。她叹息道：“我家的房子都快垮了，没钱修……娃娃很乖、很聪明，五六岁了，啥都看不见，只要能把他医好，我没吃没穿都行……”
“老公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问道。
“不知道。”她摇摇头，“我根本不敢给老公说我在干啥，他晓得了非打死我不可！”
后来别的“小姐”告诉我，刚出道时，这个可怜的女人还被3个地痞弄出去轮奸过，事后没有给她一分钱，“小姐”们叹息道：“真是太可怜了！”
还有一个长相清秀的“小姐”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是吸毒后当上“小姐”的，以后又感染了艾滋病，这种人在女性吸毒者中很多很多。在当地防疫站的帮助下，后来她不再****，开始经营蔬菜生意了，也有了“男朋友”。但对方却完全是个无赖，根本不工作，全靠她养活。每当她拿不到钱回家时，他便会把浑身是病、骨瘦如柴的她打得遍体鳞伤……有人曾问她为啥不和他分手，她只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原来，她怕他，也怕失去他后的孤独。这就是生活在最底层，又被艾滋病啃噬的人群！
在采访中我认识了小李和小王，她们过去都曾当过“小姐”，现在已经“从良”，结婚了。当地疾控中心让她们对“小姐”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同伴教育，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小李23岁，皮肤白白的，身材苗条，五官也不难看，穿着花吊带裙；小王25岁，皮肤微黑，脸和身材的线条都是圆圆的，穿着颜色素雅的衣裤，很爱笑，像个学生或上班族。她们都没有搽脂抹粉，看上去都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一些，她们叹息着说：“这是当‘小姐’留下的痕迹。”
她们的学历一个是高中毕业，一个是中专毕业。为什么竟会当上“小姐”呢？
小李含蓄地回答我：“家里出了点问题，农村人，没钱，就出来了。最初觉得钱来得容易，也不存，现在有了丈夫和1岁多的孩子，晓得钱的宝贵了，但挣的钱也少了！”
小王回答得比较坦率：“我的家也在农村，妈患了肝癌，前前后后拖了6年，住几个月医院就花了3万多……没办法，为了给妈治病，我出来当‘小姐’了！”
“老公对你好吗？”
小王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是军人，很开通，说是‘过去的就过去了，我只问你现在咋样，将来咋样……’”
搞同伴教育，收入虽不高，但她们都尽心尽力地干。因为这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我在疾控中心工作！”“小姐”们前来咨询时，都把她们当成医生，这当然是令自己以及所有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于是她们说，常常有一种成就感和内心深处的满足，觉得已经获得了新生。
由于了解“小姐”们，有共同语言，不但可以毫无顾忌地聊天、开玩笑，还可以走进许多小姐的内心，小姐们也更容易接受她们的宣传和建议，这无疑对遏制艾滋病毒的传播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云南我还结识了清秀、聪明的小白，她已经30多岁了，但身材还像一个小女孩儿。她是搞按摩的，也在搞同伴教育，她向我撕开了社会底层这一群人最血腥、最隐秘的伤口：
“搞同伴教育这工作最初很难，这些姐妹是一盘散沙，客人常常虐待她们，对她们很粗暴，打她们、咬她们，于是她们也变得神经质了，给她们讲防治艾滋病最初是很难被接受的。她们只知道钱，只想到‘交易’，一个晚上挣不到就像要发疯一样……她们多半来自农村，家里很穷，想挣点盐巴钱都困难，去打工吧，工作不好找，找到了一个月也只能挣一二百元，干的活还很苦；也有的是下岗人员，为了养家，不得不干上这一行；个别人是为了刺激、好玩。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是被男人控制了，男人不工作，只依靠女人，有的小姑娘一个月挣一两万，但根本存不下钱，男人把钱拿去吃喝嫖赌，还打她们。这些女人有的重感情，爱上了那男人，有的却是男人威胁要杀她，她害怕，不敢不依从他……
“姑娘们神经质是嫖客的责任，他们纯粹是发泄，千方百计折磨‘小姐’，喝了酒以后，把生活中的各种压力都发泄到‘小姐’身上。有的客人心理异常，喜欢搞******，他们会打‘小姐’、咬‘小姐’，咬她们的舌头、阴部、乳房，甚至把手、把酒瓶插进她们的阴部……还有人把她们绑起来、捆起来，有的甚至被杀……搞得有的‘小姐’遍体鳞伤，有的几天起不了床，我生活在她们中间只感到恐怖。
“在这种情况下，我向她们讲艾滋病防治知识，她们怎能听进去？她们人坐在那里，但讲了半天，一问讲了些什么，什么也不知道，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了。中英合作项目开始时，市疾控中心打电话叫我来听课，我听了后很感动，以后便开始介入同伴教育，但这工作实在太难了，连个别‘好朋友’都骗我，表面答应我要使用安全套，但实际上根本不用。特殊的生活方式让她们既喜欢骗人，又十分懒散，这是她们的性格和习惯，我失望、害怕、无奈，没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没用，曾经想放弃——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能起什么作用呢？但是一些朋友安慰我，疾控中心的医生们鼓励我，我又咬牙坚持下来了。艾滋病防治知识一次不行我讲两次，两次不行讲三次；讲课不起作用我就发安全套，告诉她们安全套的正确使用方法……反复做工作后终于有一部分人开始转变，她们愿意戴安全套了。”
“听说戴不戴安全套不是取决于‘小姐’，而是取决于嫖客，是这样吗？”
“是这样。现在男女比例失调，特别农村，寨子里女人很少，都到城里挣钱了，很多老光棍讨不上老婆就来嫖。他们嫖的多是那些‘站桩’的，几乎不用套。听说农村里还有人愿意自己的老婆让人睡，5元、10元、20元一次；有的地方只要有未婚的女人就几个男人去争……这样一些地方哪里会想到用套呢？得了性病他们也不知道。城里的嫖客们也有很多不愿意用套的，对不用套的‘小姐’他们愿意出高价，‘小姐’也往往会同意。星级宾馆好一些，‘小姐’懂得保护自己不用套就往往不做，而一些中低档地方就难说了。除此之外，‘小姐’们对熟人、‘老姘’、男朋友也往往不用安全套。”
“听说泰国推广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对遏制艾滋病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能办到吗？”
“要想做到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是很困难的，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行。嫖客来自各行各业，干部、教师、老板、工人都有，甚至十二三岁的男孩就带女孩儿开房间，因此各行各业都要宣传，学校更要大力普及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我在搞按摩，要接触各行各业的人，有位女警察，我给她发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宣传资料，她看也不看就沉下脸扔在旁边。她是官员，素质还这么差，何况老百姓呢？现在宾馆里大都摆放了安全套，但摆放了不等于使用了。安全套成本很低，不过一两毛钱，但一些宾馆标价常常是5元、10元，国家能不能采取更彻底的措施，干脆对安全套全部实行免费提供呢？”
“你个人的情况能告诉我吗？”
“我家里很穷，上高二时成绩是全年级第一，但以后就没法继续上学了，只有出来打工。我1994年结婚，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大的11岁，小的两岁，爱人在开出租，他老实，对我很好。我学过按摩，现在搞的是正规按摩，每个月可以挣3000来元，我挣了钱让他的父母盖起了漂亮的房子。客人们有的也不尊重我，好几次有人企图强奸我，我挣脱后常常气得痛哭……我看见了世界上最令人恐怖的东西，心里常常觉得很难受，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虽然每月只有300元补助，但我有成就感，觉得幸福，所以我觉得应该干下去……”
除了****买春之外，当前的中国还时兴养情妇、******等风气，这种行为甚至已经引起了西方媒体的诧异和抨击，德国《柏林日报》就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情妇回归》，文中有这样一些内容：
“对中国的某些富翁来说，养情妇和拥有豪华轿车、镶钻名表或巴洛克风格的别墅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并不隐瞒自己有情妇。在西方，社会顶多宽容私通者，但绝不认可他们的行为。与西方不同，养情妇在中国是地位的象征。不仅当事人的朋友和同事，甚至往往连妻子也知道他有情妇。中国商人常在歌厅或桑拿房签订合同。老板们不是出差时带着女伴，就是在常去的城市供养情妇。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成功人士就是家里有老婆做饭，外面有女人喜欢，吃饭有美女陪着，远处有姑娘想着。’与其说询问一个中国男人是否有情妇是冒犯他，还不如说是恭维他。
“养情妇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致于近年来中文甚至出现了‘******’这个词专门来形容它，而由此又派生出了其他词汇。……
“……改善自身境遇的机会比较大的还是那些在高档歌厅娱乐男性的高级女招待。她们当中的不少人白天在大学读书。‘陪聊3000元，饮料费单算’，一名文学专业的女大学生说。她每周在一个夜总会干几晚。
“这些姑娘从不称自己是妓女，她们愿意说自己‘没有固定的男朋友’。‘男人变富才变坏，女人变坏才变富’这句中国俗语甚至应验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身上。倘若这话有道理，那么这真是一锅令人作呕的大杂烩。据统计，在因贪污或其他经济犯罪被起诉的男性中，95％有婚外关系。”
除了以上种种性行为引起艾滋病毒传播外，青年学生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有关方面对易感染艾滋病毒“高危人群”的界定是：卖血者、暗娼、嫖客、注射吸毒者、男男性接触者以及流动人口，除此之外，在监测的“脆弱人群——亚高危人群” 中还包括了长卡司机、建筑工人和青年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