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无可奈何地等待了十多天一无所获后，我去了与河南相邻的安徽省城合肥。一路上冬天已经留下了足迹，田野里除了冬麦已经没有别的作物，路边的行道树叶子已经掉光，只在树顶上留下了几枚枯黄的叶片，在风中瑟缩着，光秃秃的树枝上鸟巢裸露出来，像挂着一个个黑疙瘩，更增加了原野的荒凉，让人不由得担心，这些鸟儿怎样能度过严冬？
从合肥我去到了安徽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利辛县，想探望那里的艾滋孤儿。一路都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冬雨，从白天下到黑夜，又从黑夜下到白天，在雨中瑟瑟颤抖的枯枝，更让我的心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艾滋病夺去了许多的人的生命，于是在贫穷的农村，出现了大量“艾滋孤儿”。一提起艾滋孤儿，我的眼前便浮现出高耀洁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时讲述的一个故事：
“三年前我去一个村庄，结果一进那个村庄我就听到一个奶声奶气的小孩儿说你下来，下来，声音已经哑了。我们冲着这个声音跟两个记者走过去了，我们一看门都开着，院很破烂，那是土草房，一看一个女的在梁上吊了个草绳，人已经死了，两岁多的孩子在地下拉******腿，啃她脚后跟，到现在我想起这个事情都想哭。当天中午我们几个人没吃饭，觉得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的眼睛……”
2005年大年除夕，******总理来到了河南的上蔡县，总理的手和艾滋病患者的手紧握在一起。除夕夜他和艾滋孤儿们一起打乒乓球，和他们亲切地交谈，一起吃年夜饺子。
利辛的艾滋孤儿处境又是怎样的呢？
利辛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很小，一条小街，城里仅三四万人，但整个县人口达140多万，没有像样的工业，当地人调侃道：“我们这里只有两个烟囱，一个是火葬场，一个是浴池。”农产品只是小麦、黄豆和玉米，连像样的水果都没有。看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利辛并不多。
1995年利辛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一个卖血的妇女，也是单采血浆感染的，向上面汇报后，卫生部来人调查，检测了部分卖血人，结果一下子发现了十几例感染者。当时不但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救助，反而歧视现象相当严重，社会、公众、医生都害怕，称之为“超级癌症”，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儿子娶不上媳妇，闺女嫁不出去。县、市一些领导还进行追查，批评卫生部门，为什么要把疫情上报，影响利辛县招商引资的“形象”？
到2000年左右，利辛的感染者们便进入了发病期，青壮年一个接一个地得了“怪病”后死去，村庄里每天都有人在为亡人“烧铺草”，据说有时“烧铺草”的人们前后相连，都用不着点火了。于是，整个利辛县陷入恐怖之中。
从2000年到2002年利辛县对卖血人群开始进行普查。这时河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们开始闹事，利辛绝望的感染者们也开始冲击血站、防疫站、医院、民政部门乃至县政府，以致有时不得不出动防暴警察。还有一些感染者采取各种行动报复社会，甚至有人把感染者们组成了“艾滋病人讨债团”……
直到2003年国家开始供给抗病毒药，2004年又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死亡率也有所下降。如今利辛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服用抗病毒药全部免费，每年每人补助100元至600元用于治疗感染的其他疾病（医学上称之为“机会性感染”），住院后所有费用全免；艾滋孤儿和父母亲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免费上学；感染者每人每月给予50元生活补助，艾滋孤儿每人每月领取生活费50元至90元……这一切，对于贫穷的利辛县说来，无疑产生了沉重的压力，由于发病的人很多，一年仅机会性感染需要的医药费便有300多万元的缺口，这笔费用国家没有拨款，万般无奈之下，2005年全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和教师每人便扣去了100元工资，以后又按职务大小再次扣款，一共凑得两百多万元。2006年我到利辛时，听说医院已经无钱可垫，县里又准备再次用扣工资的办法搞捐助了。
死者多，当然孤儿也多。
我们去到了离县城30来里的刘家集乡陆楼村。这个乡交通闭塞，直到现在许多村还没有公路，一下雨便无法通行。这里是艾滋病高发区，全乡感染人数共有400多，而小小一个陆楼村，1200多人中有500多人卖过血——几乎全部男女青壮年都加入了这支“卖血大军”，完全是单采血浆，感染艾滋病毒的有200多人，有的庄子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感染。全村失去双亲或单亲的孤儿已经有140多名。在村头村尾的田野里都有许多小土堆，这是艾滋病人埋骨的地方。
这个“艾滋村”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孤寂，没有人声犬吠，甚至没有看见乡村里那些随处觅食的麻雀和鸡群，一种异样的沉寂充斥在空气中，让人感到压抑。
陆楼村卖血的高潮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而发病的高潮却是1993年到1994年。那两年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女村民都突然患了病，很快便死亡。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乡亲们都感到恐惧，什么原因呢？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风水不好”，“犯了冲”，于是扒去了村头上的那座老坟，敲碎了坟前的石碑，不管用；又说是砖窑修的地方不对，扒了窑，平了地，还是不行；后来甚至扒去了修路的涵洞……直到1995年一个村民的姐姐到上海检查确诊是艾滋病后，才找到了真正的原因。
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艾滋病死亡的呢？谁也不知道，因为过去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实在太少太少了。
我们走进了一个艾滋孤儿的家庭，这里有父母双亡的三个孤儿——16岁的姐姐和一个12岁、一个9岁的弟弟，全都在上小学。
这三个孩子的神情都和他们的同龄人完全不同，不但身材单薄，而且全都沉默寡言。16岁应该是少女的“花季”，但我面前的这个少女脸庞和眼神都黯淡无光，不但失去了应有的光鲜和水灵，甚至可以说缺乏生气。在交谈时，她常常流露出一副“漠然”的、冷冷的表情，有时会垂下眼睑，深深地隐藏着自己的内心。他的两个弟弟，一个皮肤白一些，一个黑一些，但眼神里都没有孩子们应有的好奇和欢乐……这种眼神使人心酸，使人不寒而栗，因为它是受了重伤人的眼神，不应该是属于孩子们的……
姐姐穿着白夹克、牛仔裤、运动鞋，两个弟弟穿着黄色和蓝色的夹克和牛仔裤，虽然已经是冬天，但一个赤脚穿着布鞋，一个赤脚穿着凉鞋，望着那冻得通红的双脚，我的心颤抖了。
孩子们衣服都很脏，房里很乱，被子和一些衣服胡乱地堆放在床上，一望而知，这是一个缺乏温暖和母亲照顾的家庭。
三个孩子的遭遇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由于贫穷，孩子们的父母亲都卖血，400毫升血当地可以卖30多到40元。后来父母亲相继感染了艾滋病毒，2001年母亲一病不起，丢下了丈夫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这一年，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相继病故，随后父亲也发病了……为了给妻子和老人治病，他已经花光了卖血得来的全部积蓄，自己患病后便只能拖、挨。实在挨不下去了，便卖掉了粮食和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甚至连床都卖掉了，全家人铺几个塑料编织袋睡在地上，破被子连脚都盖不到。花光了最后一分钱后，病情仍然没有好转，腹泻、咳嗽、发热，浑身长满了肉瘤，人越来越瘦，曾经腰圆膀粗的他，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知道，和妻子一样，可怕的“艾滋病”也缠上了自己，他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村里已经有那么多乡亲先后离去，现在轮到自己了，他已经无法挣脱阎王爷那勾命的绳索和铁链了……
生不如死，在贫穷和疾病的煎熬下他并不怕死，因为生活并没有给这个庄稼人多少欢乐，没有让他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而且特别让他牵肠挂肚的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父母双亡后这三个孩子怎么办？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秫秸盖成的房顶已经不能遮风蔽雨，他们吃啥穿啥？谁供他们上学？这三个可爱的孩子是他的全部希望，曾经给他贫穷的家和苦难的人生带来多少欢乐、希望和骄傲啊！但没有了父母亲，他们怎样生存？是靠要饭还是去偷去抢，是进监狱还是又冻又饿地死在田边地头？
在贫穷和疾病的折磨下，这个庄稼人心里像堵上了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确实已经看不到一点点希望，村里的人们只发现他常常低着头围着妻子的坟墓走了一圈又一圈，妻子似乎在坟墓里低声呼唤他，他苦苦地思索着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但是许多天过去了，仍然什么办法都没有……
内心在煎熬，病痛也越来越严重，终于他咬着牙下了狠心，一了百了，只能了断自己和孩子们了。
这天晚上，他让13岁的女儿用仅剩下的一点玉米面和豆面熬了一锅汤，他一口也没有尝，当看见三个孩子低着头大口大口地抢着喝汤时，他的眼眶里满是泪水，他用手掌使劲地擦擦眼睛，沙声说：“吃，吃饱，死也不能做饿死鬼！”
天黑了，孩子们都睡下了，他却一直抱着头坐在床边……夜深了，村里已经没有声音，连狗叫都听不到了，只远处好像有什么怪鸟在发出“嘎嘎”的叫声，他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从屋角边摸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农药瓶……
举起农药瓶他的手发抖了，他又踌躇起来，是自己先喝呢还是让孩子们先喝？他本想让孩子们先喝，但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见他们平静的、熟睡的小脸，他的手颤抖得更厉害了，“让他们再睡一会儿吧！”他对自己说，举起剧毒的农药瓶，倒进了嘴里……
难闻的气息和难以下咽的苦涩让他几乎窒息，喉头像着了火，胃里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他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再也没有犹豫和顾虑，他低声向孩子们吼叫道：“起来，起来，快！”
熟睡的孩子并没有被马上惊醒，他又提高了声音吼叫道：“起来，都起来！”
孩子们终于被惊醒了。最初他们并不明白父亲想干什么，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看见父亲用颤抖的双手举着农药瓶，沙哑地向他们低斥道：“喝！”
孩子们怔怔地一动不动，父亲的眼睛像要冒出火来，他把孩子一个一个地按在地上并且粗暴地扳开了他们的嘴巴……父亲那绝望而凶恶的神情让孩子们害怕了，他们明白一件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于是便大哭大喊竭力挣扎起来……
在凌晨农村的寂静中，孩子们的哭喊惊醒了邻近的一位小学老师，他冲进了这个贫困的小屋，闻到了刺鼻的农药味，在昏暗的灯光中，他看见一个大人、三个孩子全都倒在地上，脸色铁青，口吐白沫……
惨白的月光从门外凄冷地泻进小屋，远处传来怪鸟“嘎嘎”的叫声，小学教师浑身打了个寒噤，于是马上跑到了村支书的家里……
村支书紧张地招呼村民们用农用车把服毒的大人和孩子送到了乡卫生院，乡卫生院简单处理后又找来一辆汽车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全家四口服毒自杀惊动了全县，县领导来到医院要求全力抢救，医院紧急动员，洗胃、输液、吸氧……多亏村和乡送得及时，为抢救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才把三个孩子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而他们的父亲在七天后终因抢救无效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在住院期间，没有一个亲人来看望过这不幸的全家，只有村支书在医院里守了七天。
从此，这三个孩子便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他们的脸上也出现了一种和年轻极不相称的绝望、孤独和恐惧的表情。
出院后一回到村里，远远地看见自家的小屋，三个孩子便大哭起来，他们不愿回家，也害怕回家。于是村支书只得找来他们的姑姑和一位远房的亲戚（也是由于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暂时照顾他们，几天后，亲戚们走了，只留下了三个孩子。从此，13岁的姐姐便被迫承担起了做饭、洗衣服和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不幸中之大幸，2005年英国救助儿童会了解到村里艾滋孤儿们悲惨的遭遇后，捐资6万元，为他们建起了“儿童之家”，有宽敞的院子，窗明几净的卧室，宽大的活动室。当地县政府也给每个孩子每月提供90元生活费，学费全免，秋收时找人帮助他们收获。村上还特地安排了一位教师的妻子作为“爱心妈妈”和他们住在一起，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据说，省、市、县领导都曾来看望过他们。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们贫困的处境，更重要的是，无法抚平他们心灵上的伤痛。因此展现在我面前的虽然是当地可称得上令人羡慕的房屋，也有彩色电视机，但依然冷清、寂寞，零乱的用品，没有整理的被褥，肮脏的衣裤……处处让人感觉到孩子们缺乏欢笑的童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绝不仅仅只有这三个不幸的孩子，村头村尾艾滋病人留下的座座坟墓便默默地警示着人们。村支书告诉我，目前全村父母双亡的孩子已经有27人，失去父亲或母亲一方的有117人，这些孩子生活都极端困难，有的已经流落到社会上，很可能形成社会问题。有许多孩子要求进入“儿童之家”。但是目前小小一个“儿童之家”怎么能容纳那么多孩子？因此他希望政府再投点资，再盖点房，让孩子们住在一起，指定专人管理，否则，“这些孩子都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