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本质的是不稳定。知识创新的两大特点——长前置时间和综合性——的结合使其具有独特的节奏。开始时人们久久期待，但创新却迟迟不发生。然后像爆炸一样，随之出现短短几年的极大激动，书刊杂志广为宣传，新企业到处创办。可5年后，大部分都退出竞争，只有少数可以存活。
1856年，沃纳·西门子运用法拉第在1830年发现的电学理论，设计出人类第一台电动机和发电机，因而轰动了世界。从那时起，人们开始确信一个“电气工业”将会出现，并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许多科学家和创新者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其后22年什么结果也没得到，原因在于缺少一个知识：麦克斯韦电磁学理论。
当麦克斯韦理论出现后，爱迪生于1878年发明了电灯，竞争由此开始。其后5年中，欧洲和美国都相继建立了大型电气公司。沃纳·西门子在德国买下一个名叫舒克特的小型电器厂，在爱迪生的工作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德国通用电气公司。在美国有通用电气公司和西屋电气公司。在瑞士有布朗一伯威里公司。在瑞典有建立于1884年的ASEA公司。但是上述这几家公司是竞争后的幸存者。当时，众多的投资者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瑞士、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国踊跃投资，建立了成百上千家公司，都希望成为“亿元公司”也正是电气工业的高潮推动了第一次科学幻想小说高潮的到来，儒勒·凡尔纳和威尔斯的著作成了全球的畅销书。但到了1895—1900年间，大部分公司相继倒闭。
那些幸存者，无一例外的总是在爆炸早期时即建立的那些公司。只要这一阶段结束，再想进入这个产业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几年就像是一扇“窗户”无论对任何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而言，新创事业都必须在这几年中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如果说“窗户”还在不断扩大的话，进入还是可能，但对一些成熟产业来说，“窗户”已经不能更大，但却越来越拥挤。参与其中竞争本身就成了一种错误，因为这是将有限资源用于了低产出的行业中。原有企业之所以不容对手存在，问题关键在于它面临巨大的“退出壁垒”如果不在这一行业中生存下去，它没有别的活路。
因而竞争是其本能，它并不在乎残酷与低效率。对那些尚可退出并转入其他行业的企业来说，与这样的“困兽”进行对抗是不值得的，因为竞争不是目的，利润才是企业的根本要求。真正有效与成功的公司也意识到在某一产业中只有进入能力而没有退出能力将是很危险的，因而它们真正做的是不断的自我否定，否定昨天，不断的退出竞争，又不断参与新市场。竞争对它们来说是种隐形的压力，因为它们不愿接受竞争带来的种种痛苦和不幸，它们力求超越竞争。
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创新会发现时间与他作对。所有其他的创新，如意想不到的事情、不协调现象、过程需要、产业结构变化、人口变动、观念转变等导致的创新，时间总是站在创新者一边。这些创新者完全可以各干各的，即使犯了错误，通常也有时间来纠正，而且往往有好几次机会来进行新的冒险。但是，知识性创新，特别是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就不行，创新者只有在“窗户”开启的短时间内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没有第二次机会，必须一次就做对。环境是苛刻无情的，“窗户”一关闭，机会就永远失去了。
然而，在某些知识性产业中，实际上，“窗户”在第一次关闭的二三十年后，会第二次打开，电子计算机就是一例。
电子计算机的“窗户”第一次打开是在1949年到1955年之间。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上每一家电气公司包括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西屋电气公司和RCA公司，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普莱塞公司和费兰蒂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荷兰的菲利浦公司等，都涉足于电子计算机的开发。然而，到了1970年，这些大“老板”们都一个个不光彩地退出了。电子计算机市场被一些1949年根本不存在或很小的勉强可以称为公司的企业所占领：在美国，当然是IBM公司和“七个小矮人”——七家很小的电子计算机公司，英国是ICL公司，在电子计算机的开发经营上，它与通用电气公司、普莱塞公司和费兰蒂公司相比，原本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在法国只剩下一些由政府大量补贴的小公司；在德国则是一名新秀尼克斯道夫公司；日本的公司由于政府的支持也维持了很长时间。
到70年代后期，由于发明了集成电路，“窗户”第二次打开了。出现了文字处理机、微机和个人计算机以及电子计算机与电话系统的联网。
但是，在第一回合中失败的公司并没有在第二回合卷土重来，而且连第一回合中的幸存者也在第二回合中被赶出大门，或者因进入太迟而无所做为。无论是优利公司、数据控制公司，霍尼韦尔公司，还是巴勒斯公司、富士公司，亦或日立公司，都未能在微机和个人计算机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只有IBM这个第一回合中的无可争议的冠军是个例外。这个情况和知识性创新的早期是一模一样的。
由于“窗户”里过于拥挤，任何知识性创新者幸存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在“窗户”开启期间，会有大量的人涌入。但是，产业结构一旦稳定和成熟，似乎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至少本世纪里不会了。当然，不同的产业结构有很大不同，这决定于技术、资金需求、新加入的难易，以及产品是远销还是就地销售等多种因素。但在任何时期，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典型结构，每个市场都是很多公司的组合，有很多大、中、小型公司和很多专门生产厂家。对于任何知识性产业来说，不管是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银行，都只有一个“市场”一一国际市场。
因此，当一个产业成熟和稳定时，知识性创新者幸存的数量不会超过以前。但由于国际市场的出现和全球通讯网的建立，“窗户”开启的时间、参加的人数将大为增加。当淘汰到来时，失败率就比以前大幅度提高，而淘汰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性创新的风险也来自于公众，即所谓“可接受的冒险”。由于知识性创新本身就带来变化，其目标是创造一种需求，因而没有人能事先知道消费者是接受、无动于衷还是完全拒绝。
老实说，也有一些例外。不论谁发明了治癌方法，都不必担心“接受性”。但是，这种例外是很少的。在大部分知识性创新中，接受性是一种冒险，而且神秘莫测。新事物可能有很大的接受性，却很可能不被认识，那些大家都以为整个社会都在热烈期望的创新，也可能完全不被接受，甚至遭到严厉的拒绝。
有许多神气活现的上层人物曾对知识性创新做出许多蠢事。普鲁士国王的一桩轶事，可算作典型的一例。他预言火车一类的新奇玩意儿肯定会失败，认为“一个人既然可以免费骑一天马从柏林到波茨坦，就不会有人花钱坐一个小时火车”。然而，普鲁士国王还不是唯一错误评价铁路的接受性的人，当时大多数“专家”都同意他的看法。当电子计算机问世时，也没有一个“专家”能想到企业会要这个新奇玩意。
不过，与此相反的另一种错误也很常见。一项真正的需求似乎“每个人都知道”。可实际上却根本无人理睬，甚至予以抵制。同样权威人士们，在1948年还能想象企业会需要电子计算机，但几年后的1955年，却预言电子计算机将在10年内引起“学校革命”。
德国人认为，发明电话的是赖斯而不是A*G·贝尔。确实，在1861年赖斯发明了一种能够传送音乐和在极短距离传话的工具，但不久他就泄气了，随之完全放弃。原因是当时电话没有可接受性，人们对它既不感兴趣也不需要，“电报对于我们已经足够了”。但是，15年后贝尔申请电话专利时，立即赢得了热烈反响，而且德国的反响比任何地方都大。
15年后，接受性的改变并不难于解释。两场重大战争：美国的内战和普法战争，表明电报不再是“足够的”。但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接受性何以改变，而在于赖斯1861年在一次科学会议上演示他的仪器后，每个权威人士都预言它具有势不可挡的接受性，可这些权威人士全都错了。当然，权威人士也有对的时候，而且经常是对的。例如，1876至1877年权威人士都认为电灯和电话具有接受性，这次他们说对了。同样，1880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受到了当时专家舆论的支持，专家们认定这种新型装置具有很强的接受性，这回专家们又对了。
可是，我们只能事后才知道专家们对这种或那种知识性创新的接受性所做的估计究竟是对还是错。
即使在事后，我们也无必要以事后的事实来解释某项知识创新为什么会有接受性或为什么没有发现。毕竟风险因素是无法排除的，甚至想削减它都不行，市场研究在这里也不能起作用，因为人们不可能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市场研究。民意测验可能有用，但弄不好反而有害。通过“专家意见”来评价知识性创新的接受性，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如果想进行知识性创新，只有在接受性上冒一下险。
以科学技术新知识为基础的创新风险最大。毫无疑问，那些“流行”的“热门”领域的创新，如个人计算机或生物领域，风险就会很高。反过来，那些不为公众注意的领域风险就低得多，也许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在一些非科学技术性的创新中，如“社会创新”，风险还要低一些。但高风险是知识性创新的内在特点，这正是我们对它的影响，首先是对它带来变化的能力付出代价的原因。这一变化不仅影响到产品和服务机构，也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至我们自身。
然而，即使是高技术创新，只要把它所需要的新知识加以综合，并把前面讨论的创新来源结合起来，其风险性还是能够大幅度下降的。在这些领域，接受性或者已经确立，或者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测试，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在这些领域，为完成一项创新所必须的知识也通常能够相当准确的确定。这正是为什么“项目论证”如此流行的原因。但是，项目论证本身也要求有很多的系统和自我训练，而且必须是有组织和有目的的。
对知识性创新者的要求很高。他们不同于其他创新者，所面临的风险也不同。例如，时间就不站在他们一边。但是，风险越大，可能得到的报偿也越高。其他的创新者只能获得财富，而知识性创新者可望名利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