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与出名
古今中外，凡著书出书者无不出名。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时名扬天下；左思作《三都赋》而“洛阳纸贵”；司马迁著《史记》，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鲁迅出“花边文学集”，巴金写《激流三部曲》，无不誉满神州。异域则有沙翁托翁欢翁、泰翁或什么“翁”，无不以书名世。个中道理，可借用三国曹丕的这句话来解释：“文章乃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也可以套改李白的诗句来说明：“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文者留其名”。
著书、出书能出名，然著书、出书并非易事。一是含辛茹苦耗费脑汁伤精神。“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也好，“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中”也罢，无不是著书人呕心沥血之写照。二是出版发行之难。笔削、整理、编纂、誊清，找出版社，付梓印刷，校对，哪一件不使作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尤其是当今出书更难，要想出书，得先掏自己腰包付“保证金”，否则“拉倒”；还要“甘心情愿”地负责“代销”、“包销”若干千册。此情状，就连大名鼎鼎的导演谢晋也不能例外。
当然也有例外的。战国末期的吕不韦出书就“轻松”得很。此公出其名著《吕氏春秋》，压根儿用不着“焚膏油”，“伴青灯”什么的，其诀窍就是充分利用宰相之权力，依靠行政命令组织（实为豢养）一大批专家学者撰写。书成之后署上自己大名。真是“出书全不费功夫！”这位吕氏，还将其《春秋》挂于墙头，让黎民百姓齐读共赏，他吕氏也就扬名千古了。不过，这吕不韦出书出名，毕竟还不是“拨款”，而是掏自己的腰包（此公出书资金来源是否合法尚有待于考证）。光这一点，在“乖”与“巧”上就大不如今时某些人士。某公官居政要，文采平平无甚出众，然而却当起“主编”、“副主编”来。所出之书，不是本埠概况或风情，就是经验汇编。一切皆得心应手。要钱吗？财政拨款，公费报销；要人力物力吗？只管“抽调”、“借用”。要“扩大发行”吗？这不成问题，只消发一红头文件，管教各地各单位包购包销，包组织学习。据说这种“父母官”出书编书已成为一种时髦。书既出，便“畅销”，一来记载自己之政绩，二来炫耀自己之才学，过一过“主编瘾”、“作家瘾”，芳名彪炳，一举两得。殊不知这玩艺劳民伤财，苦了基层，苦了百姓。
当然，鄙人并非一味责难“父母官”们出书，出名，更不敢反对“父母官”当主编、作家、学者。编书，出书，出名乃每一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过，鄙人以为父母官出书出名，至少应有这么两条：一是要凭自己的真本事，硬功夫，要自己动脑，动手，动笔；二是要掏自己腰包，“自费”出书。否则，大家写书，公款出书，署的却是你的大名，有啥意思？
（原载于1992年2月26日《石家庄日报》）
“无私无畏”
有一则“齐东野话”甚是令人寻味。“野话”说的是某日雨后，两位机关干部同时骑自行车上班，一位骑自家的车子，另一位骑公家的单车。过一小河时，但见河水急涨，洪波滚滚，浊泥翻荡，骑自家单车的那位卷起裤腿，扛起单车小心跋涉而过；而骑公家单车那位则若无其事，直挺挺开足马力直冲过去。一位旁观者目睹此景，不胜感慨地说，“此谓‘无私无畏’！”
旁观者的话，寄寓绝妙，点化有术，不由令人深思：骑自家单车的是有“私”有“畏”，（怕弄脏自己的车而不敢直冲），骑公家单车的是无“私”无“畏”（公家单车决不怕弄脏）。
“野话”的作者有否曲意椰揄、鞭挞公有制之居心虽然难说，但对某些公民不爱护甚至浪费和糟蹋公共资财之劣行的讽刺和鞭挞是显而易见的。
“无私无畏”式的事儿在生活中并不少见，譬如品尝“半江沉月”、“孔雀开屏”式的珍肴名菜或“人头马”、“路易十六”式的名酒，你要他掏个人腰包，他则望而生“畏”；但倘若是公款拨出，他却有一股“大无畏”精神。又如那水泥钢筋等建材，倘若是他私人的，既“畏”风，又“畏”雨，保管照料样样周全；但倘若是公家的，长年累月堆放户外，“风吹雨打何所惧”！“吃公饭，打公鼓，公鼓破，叫公补”；“人家是加拿大，咱们是大家拿”。这些话虽属“抹黑”，但谁也不敢说这是“天方夜潭”。某些公司，企业之破产，亏损，不就是“破”在“亏”在这号“无私无畏”的家伙之手么？
“无私无畏”原指仁人志士无私心杂念，为国家社稷和人类进步事业无所畏惧奋勇前行，是个非常美丽的词语。然而这个美丽的词语，在生活中却往往被某些人某些言行所玷污所歪曲，这是它的一种悲哀，还是一种不幸？
（原载于1991年10月19日《中华工商时报》）
曾广奎的玩
人总是要玩的。捉迷藏，下跳棋，放风筝是玩；跳舞，打球，卡拉OK，坐碰碰车也是玩。玩有益于身心，有益于人生。拼命地工作刻苦地学习开心地玩，这才是现代人。
然而，也真的总有那么一些人的玩要叫人蹙眉。曾广奎的玩便是一例。
曾广奎者，湖南人士也。此公生性精明，混世有方，交际有术，官运亨通。机关混腻了便“跳槽”经商，过一过“发财瘾”，走马上任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劳功服务公司广兴分公司总经理。这位“曾老总”，玩物成癖，最喜欢玩鸟和玩狗。新官上任，第一件大事就是让自己的一位至爱之“鸟友”当贴身“副总经理”，与之共享玩鸟消夏之乐。先是花2000多元钱买了4只“凯里鸟”，加上旅差费共3000多元，全由公司报销。鸟玩腻之后，便将其中两只以90元的低价卖了，一只送给外商做人情。“鸟兴”刚过，又生“狗兴”，玩狗乐而不疲。先是派专人去武汉买狗，花了1800元买了一只大狼狗，不料在半路上丢了。曾老总“不得狼狗非好汉”，又再次派员去买，这回吸取前回教训，做到专人专狗，人狗不离，人在狗在。为保证计，返程时包坐高档漂亮的小轿车，车费800元。正玩的迷瘾，谁知好景不常，市里禁止养狗，无奈只好忍痛割爱将狗“疏散”至乡下，以每月60元的费用请人喂养。如此这般，这条狗前后花费公款6000多元……
真是难得的“玩星”！
由曾广奎的玩，不禁想起中国古书上那些光怪陆离的玩。周幽王撒尽千金撕扇子博美人一笑未遂，则“烽火戏诸侯”；卫懿公玩鹤成癖，册封了一批“鹤将军”，“鹤宰相”，配备豪华专车供其游山玩水，形影不离；贾以道搂着美女玩蟋蟀，尽管敌国大兵压境，居然照“玩”不误，社稷国家管他娘；慈禧太后为玩山玩水玩湖玩亭玩寺，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聊斋志异》中那位王知县酷爱玩蝴蝶，“每诉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以自赎，堂上千百飞蝶齐放，如风吹锦，王乃拍案大笑。”今时曾广奎的玩，同古代那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的光怪陆离的玩，其气味何其相似乃尔。前者祸国殃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后者同样将公司的财产资金挥霍得干干净净，案发之时，公司早已亏损了二十多万元。他们所不同的是，前者发生在满目是“摆人肉筵席”的旧社会，而后者却出现在社会主义改革盛世；前者的经济来源系伤天害理的巧取豪夺，而后者则来源于凭着人民给予的手中的权力。
曾广奎终于锒铛入狱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地上，决不允许周幽王、卫懿公、贾以道、慈禧式的一掷千金、万金的“玩星”存在。曾广奎“玩”垮了企业，也“玩”毁了自己。玩物丧志，玩物亡身，历史的规律，古今皆然。不过，人们总禁不住要问：是谁给他肆意挥霍公款，爱玩鸟就玩鸟，爱玩狗就玩狗的权力呢？“物必先腐而后蛀虫生也”，那些被“腐”掉，垮掉的企业，谁说不是曾广奎式的玩“星”、“吃星”或“蛀虫”在作祟？
曾广奎的玩给人们的启示是：某些“白马王子”打着“公有制”招牌，将之化为私有然后拼命地“刮”，得意地“玩”，舒心地“吃”的丑剧、恶剧再也不能继续“演”下去了！药方在于廉政，出路在于改革。
（原载于1992年4月第2期《特区展望》）
山高皇帝远
日前路遇一泣大学同窗，一席攀谈，甚开眼界。此同窗毕业后与我一样进大机关，干了几年提了个副处长，按这样的干法下去大有希望。谁知这阵子却跑到远郊一家物资站做站长（科级待遇），不过，收入还满不错，月薪六七百元，如今外出都骑着自家的“本田”125C的“红头马”（摩托车）啦，我困惑，于是问他：“何以由‘高’往‘低’跑？又何以由‘大庙’往‘小庙’溜？”他瞪着狡黠而神气的眼睛说：“不瞒你说，‘小庙’实惠呀。”我问实惠“实”在哪里？他说：“山高皇帝远”！
山高皇帝远，这似乎又是一个“真理”。千百年来，绿林好汉从来是不怕官家，不交皇粮国税的。梁山泊108条好汉谁个理宋家皇帝这个茬？那缘由在于好汉们雄据绿林深山，山高路远，皇帝老子也就远矣哉。还有那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在拥兵（权）自重，各霸一方，无不有美滋滋地享受着“山高皇帝远”的天福。
山高皇帝远系封建社会之特产，然而却出自这位曾经与我一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过的同窗好友之口，不由不令人惊诧和沉思。想起近日刚读过一则报道，说的是有这么一个省级摄影协会，其头头们动用国家财政拨给用来举办国际影展的专项经费数十万元来买商品房供自己独享，还用来购置诸如毛料、皮夹克、西服、微波炉、电磁灶、电吹风等高档消费品来“美的享受”一番。此影协在编仅6人，一切均由那头头及其伙伴们摆弄调遣，好不得意。可谓开创“山高皇帝远”之新篇——不，今时没有皇帝，确切地说只能是“山高党纪国法远”。“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山高路远，任凭吾辈称王”，这恐怕就是他们“远”的哲学和逻辑。
现在我似乎懂得了我那位同窗好友为什么要从“高”走向“低”，从“大庙”溜向“小庙”了。我虽然不能断定他是个持“山高皇帝远”哲学的诸侯，然而我想，在现实生活中那些“天路险峻，天听邈邈，万峰罗列”的“山”中的形形色色的“诸侯国”之“君”，不正需要我们认真去对付吗？
（原载于1990年8月17日《杂文报》）
吃白米饭瞒二公
小时候最爱听奶奶讲故事。奶奶不识字，那故事当然也就是些不见经传的只有小孩才入迷的童话、神话，什么鬼吃芭蕉呀，狗咬鱼眼呀，而最有趣的就是那则“吃白米饭瞒二公”的“真人真事”了。
据说北村有个二公，素以持家之俭、治家之严著称，耕作买卖且不说，单说吃饭，他也有“明文规定”：逢年过节才准吃白米饭，平日里要吃“三七开”的番薯饭。这弄得二婆和儿孙媳妇们怨声鼎沸。有个儿媳出了个馊主意：待二公外出拾猪粪时，大家便动手做白米饭，快煮好快吃，不留痕迹。众人如法炮制，果然都不时地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饭，唯独那在外头奔波劳碌的二公还蒙在鼓里。一日，二公外出忽然返回，只闻家中米饭正香，他气得肺炸，操起大棒不分老少横打开去！于是，“吃白米饭瞒二公”之事便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成为村里聊天者的笑柄。奶奶去世了，可故事却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吃白米饭瞒二公”，当然是旧时不得温饱的产物。在今天正进入改革盛世，丰衣足食，正奔“小康”的人们看来，它不免有点滑稽。如今，甭说是吃“白米饭”，就是吃“八珍饭”，“凤爪汤”什么的，也用不着躲躲闪闪，瞒什么“二公”了。
奶奶的这则故事虽然不可能在如今重现，然而类此性质的“吃瞒”并没有在生活中绝迹。譬如，明明有关于不准滥发奖金，补贴的“红头文件”，可偏偏有人做手脚“变戏法”不执行；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巧立名目，或设“账外账”，成立“小钱柜”，能发则发，能瞒则瞒。开一个什么会，人手一个价值几十元的旅行袋，却说是“文件袋”；同宾馆“挂钩”，开的是每日好几十元的房租发票，实际才交那么十元八元，所谓“吃床铺”，“吃房租”，“吃宾馆”……。凡此种种妙举，不亦别开生面的“吃白米饭瞒二公”乎？“吃”得妙，“瞒”得巧，天衣无缝，用“瞒”者的话说就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能瞒得过“二公”就是胜利。恕我直言，今时这种“吃瞒”风，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中决非个把儿。
“吃白米饭瞒二公”是北村二公家的悲剧。为了享享“吃白米饭”之口福，老少一家竟瞒着二公一人，如此这般，一者有悖情理和传统美德，二者也确实不俭约，“瞒吃”多了，米缸是要空的；三是流弊所及，会养成儿子媳妇们说谎，那是要败坏后一辈的。不过，这毕竟只是一家子的事。而机关企事业单位“吃白米饭瞒二公”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此乃一种有组织，有谋筹的“做手脚”；再就是“吃”量甚大，一“吃”就是国库中成千、成万的白花花的银子！倘若国人都这么“吃瞒”开来，即令是高耸入云的“粮仓”也会“吃”空，巍峨挺拔的四化“大厦”也会“吃”倒的。
如此论来，当今的一些部门，单位“吃白米饭瞒二公”之事，已经到了非“治”不可，非“打”不可的时候了。“吃瞒”的败家之事决不能在“家”中存在。这就呼唤着严格而又科学的“吃饭”制度，更呼唤着千千万万个个治家严厉，铁面无私的“二公”。我还是赞成这样的口号：凡属“吃瞒”者，不论“男女老少”一律“操起大棒横打开去”！当然，对于那些“为头”的更应“重打”，决不姑息。
（原载于1988年9月2日《南方日报》）
送别的异化
在人际活动中，尤能动情的一种就是“送别”。“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乃朋友之送别；“慈母手中绂，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此乃母子之送别；“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于，”此乃恋人之送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乃勇士之送别……
举凡送别，往往要感之于心动之于情，此心此情，也往往各有表达之形式：或吟诗作对，或抚琴放歌，或赠送红豆柳枝、黄土清泉……正如一位哲人所说：“送别是人间的一幅壮美图画。”
然而这幅“人间图画”并非时时处处人人都那么壮美。譬如那些醉生梦死，飞鹰走犬的王公贵族，常借送别之机互赠大量珠宝金银、绫罗绸缎、马匹、婢仆、美女。当年佩“五国相印”的苏秦衣锦还乡时，诸位国君为他送行，送的是“锦绣干纯，自璧百双，黄金万镒”。富贵是够富贵了，派头也够派头了，然而铜臭熏人实在没什么“壮美”可言。如此不壮美的送别，在封建时代随处可见，令人不满的是在“两个文明建设”日趋发达的现代也不少贝。当今一些单位，头头要调走，主办送别的首先想到的是请吃，于是倾巢出动，到豪华宾馆、酒家吃喝一番；其次是送礼，礼品越高档，越显得感情深厚。某县曾出现这样动人的“送别”盛况：两位书记从县里“迁升”到市里，该县便“大宴天下”，开办六六三十六天的“连续筵席”，先是县级“四套班子”，继而是部委办，接着是基层工厂学校，此“宴”方毕，彼“宴”又起，不知吃掉了多少民脂民膏。岂止是“宴”，该县还掀起大规模的“送礼运动”，什么优秀名牌的石英钟、电风扇、电热毯，堆如小山……
欢送一个两个“领导”，何以要兴师动众，耗费巨资乱折腾？缘由固然复杂，然细考一下不外乎二者：一是被送者口馋心贪，难得来个“送别”，不吃白不吃，不拿自不拿，于是便作出了“却之不恭”的姿态；二是送人者投桃希图报李，领导“官运亨通朝天去”，这一“走”既是“损失”又是“机遇”，从阿公身上拔点毛放点血，让他走得醉醺醺舒舒服服乐滋滋的，他能记得咱，说不定日后还愿“培养培养”，也给咱一点小官运。相反，若让领导嘴巴干涩，一空如洗地离去，那可要意冷情泯，前程注定是暗淡的！古今中外由“送别”有方而升官晋爵发迹者便足可为证。此实乃“送别关系学”之精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