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宋《鲁迅的日常生活》关于他的衣着，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袴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这是他逝世以后，母太夫人才告诉我的。他在杭州教书时，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全集第八册插图，便是这服装的照片。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我还记得他在绍兴中学堂教书时，有过一件皮鞋踢鬼的趣事：他的家和学堂的距离颇远，中间有一条近路，是经过义冢堆的。有一天晚上，在学堂里弄得时候迟了，回家时，心想走哪一条路呢。决定仍走近路，两边草长得很高，忽地望见正面有个白东西毫不做声地停住着，而且渐渐变为矮小，终于成为石头那样不动了。他当时有些踌睛，这样深夜，会有人在这样地方行动，大约是所谓“鬼”罢？对这恶物的袭来，是“进攻”还是“退却”呢？短时间的决定：还是冲上去，而且走到这白东西的旁边，便用硬底皮鞋先踢了出去，结果那白东西“呵唷”一声，站起来向草中逃去了，鲁迅终于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他后来讲到这趣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他到广州以后，少着皮鞋，改用黑色帆布面胶底的了。
关于他的饮食，饭菜很随便，惟不很喜吃隔夜菜和干咸品，鱼蟹也少吃，为的怕去骨和剥壳的麻烦。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茶用清茶，烟草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熏成黄黑，还有一段趣事，“火车上让坐给老妇人，弄得后来口渴，想买茶而无钱”，原因也是在爱吸烟草；有一天，他从东京回仙台，付过了房饭钱和人力车钱，买好了火车票之后，口袋里只剩两角银货和两个铜板了。因为火车一夜就到，他的学费已经先由公使馆直寄学校留交了。他大胆地把这两角钱统统买了烟。自以为粮草已足，百事无忧，扬长登车去了。不料车到某站，众客拥挤而上，车内已无余坐，鲁迅便对一位老妇人起立让座，她因此感激，谢了又谢，攀谈既久，馈以一大包咸煎饼。鲁迅大嚼便唤住卖茶者，但立刻记得口袋中的情形，支吾一声不要买了。但是老妇人已经听得他的唤茶而不买，以为是时间来不及之故，到了次一站，她便代为唤住，鲁迅只好推托说，我现在不渴了。于是她买了一壶送给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有谁知道他的口袋中只有两个铜板呢？
他不敢多喝酒，因为他的父亲曾有酒脾气，所以他自己很有节制，不敢豪饮。他爱吃辣椒。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袴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病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能健谈，和他相处，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臓有种种，或叙述，或评论，或笑话，或悲愤，都令人感到亲切和痛快。可惜我当时没有把它记录下来，损失至巨。李霁野说得好：“……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姓经验M等測，他谈话时的两眼显然赫着他的观察是何等周密和锐敏，听到不以为然的事时，他的眉头一皱，从这你也不难看出他能感到怎样的悲愤。笑话是常有的但却不齡人笑笑开心的笑话，那里面总隐藏着严肃和讽刺，他的谈锋和笔锋一样，随时有一针见血的地方，使听者觉得这是痛快不过的谈吐。”有人以为鲁迅好骂，其实不然，我从不见其谩骂，而只见其慎重谨严。他所攻击的，虽间或系对个人，但因其人代表着某一种世态，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且用语极有分寸，不肯溢量，仿佛等于称过似的。要知道：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才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哪能算是骂呢？
鲁迅写字用毛笔而不用墨水笔，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牛事，因为根据他的经验和趣備是拥护后者的。他在学生时代记讲义都是用后者，而且记觀清晰纯熟，又很美观；对于禁用后者又曾反对，以为学生用后者写字当然比前者来得便当而且省时间。他说：“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纖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钞，或者要教员勝漫，也就是大众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笔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话虽如此，但是他的全集的原稿可说全是用毛笔写；其余未印的二十五年间的日记和已印未印的几千通的书简也都是用毛笔写的。这用毛笔的原因，大概不外乎：（一）可以不择纸张的厚薄好坏；（二）写字“小大由之”，别有风趣罢。
鲁迅对于书籍的装饰和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他所出的书，关于书面的图案，排字的体裁，校对的仔细认真，没有一件不是亲自经营，煞费苦心。他用的图案总是优美的，书的天地头及题目左右总是宽裕的。他常说：“字排得密密层层，不留余地，令人接在手里有一种压迫感。”又说：“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铅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经他校过的书，错误是很少很少的。关于线装书，内容有缺页的，他能够抄补；形式有破烂的，也能够拆散，修理，重装完好；书头污秽的，能用浮水石把它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叶接衬压平，和北平琉璃厂肆的书匠技术一样高明。他喜欢毛边不切的书，说光边好像和尚头似的；尤其喜欢初印红字本，所以我以初印红字本《章氏丛书续编》赠送，他接在手里，非常高兴。由于他的爱护书籍，纤悉必至，有人把他珍藏的书，借去弄得污损了，他非常悲叹，不叹书而叹那人的心的污浊，即此一端，便可推见其爱护民族爱护人类的大心！
总之，鲁迅一生的起居是很朴素的，刻苦耐劳的，始终维持着学生和战士的生活。最后的十年间，有景宋夫人的照料，饮食较为舒适，然她自己还以为罪过，说：“记不清有谁说过，鲁迅的生活，是精神胜于物质。的确的，他日常起来迟了，多在十一时余，那么午饭就吃不下了。这样一起床就开始工作，有时直至吃夜饭才用膳，也不过两三种饭菜，半杯薄酒而已。想起来却是我的罪过，不会好好地注意他的营养，到后来，好像灯油的耗尽，那火光还能支持吗？”他的寝具一向是用板床薄被，到上海后，才改用最普通的铁床。书桌旁边放着一张藤躺椅，工作倦了，就在这椅上小坐看看报纸，算作休息而巳。
蒴死
终于说到鲁迅的病死了！他因患肺结核而死。这样可怕的病，当初并不以为意，其实是伏根很早，从少年时已然，至少曾发过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以致肋膜变厚，不通X光，但当初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全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到了1936年5月，就是他临死四个月前，美国D医师来诊，也说他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
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且介亭杂文附集？死》）
他的身体底子虽好，却经不起多年的努力和苦斗，以致陷人这种重病中，病危之后，还是力疾工作，不肯小休，而且“要赶快做”，这年4月5日，他寄给我的信中，述及病情，有云：
我在上月初骤病，气喘几不能支，注射而止，卧床数日始起，近虽巳似复原，但因译著事烦，终极困顿。倘能优游半载，当稍健，然亦安可得哉？
信中并不说明肺病，我又疏忽糊涂，以为不过是重感冒之类，所以回信只劝他节劳调摄而已。到了五月下旬，我因公事至南京，29日特地往上海去看他，才知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这一天，须藤医师给他注射强心剂。31日，我再去看他，似乎巳略有转机，便劝他务必排遣一切，好好疗养半年，他很以为然说：“我从前总是为人多，为己少，此后要想专心休养了。”这一天的下午，便是上述的D医师来诊，宣告病危。我返北平以后，景宋来信虽说病体已转危为安，然而仍不肯人院疗治。六月五日，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在病院中，写信慰问鲁迅，劝其马上人院医治，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但是鲁迅仍不肯住院或转地疗养，他觉得如果“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就更不应该自己轻易舍去。六月五日以后，精神萎顿，便不能按日写日记了！一直到6月31日，他有一段追记如下：
自此（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
6月30下午大热时志7月1日起，鲁迅居然又按日写日记了，直至10月18日——逝世前夕始止。兹录一段如下：
7月1日，晴热。上午得文尹信。午季市来，并赠橘子及糖果。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Takamol，是为第四次。
这一天，我刚由北平到上海，所以立刻去慰问，看他的病体确已渐臻恢复，甚为忻喜，他告诉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正在考虑中，国内是无处可走，国外则如东京之类，来客必多，亦非静养之地，俟后再定”。我竭力怂恿出国疗养，回家后还去信催问动身日期。他7月17日复信云：
季市兄：
3曰惠示早到。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8日或15日，至尔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顷得曹君信，谓兄南旋，亦未见李公，所以下半年是否仍有书教，毫无所知，嘱弟一探听。如可见告，乞即函知，以便转达，免其悬悬耳。
曰前寄上版画一本，内容尚佳，想巳达。
专此布达，即请
道安
弟树顿首7月17日
可怜！旅行之期始终未能决定。隔了10天（7月27日），我回北平，道经上海，再去看他，身体虽瘦，精神已健，确乎已转危为安，只须好好调养罢了。我们长谈一日，他以手自经营，精印题词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赠我。到了晚九时，我握着这本选集告别，他还问我几时再回南，并且下楼送我上车，万不料这竟就是他题词赠我的最后一册，万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10月19日上午，我在北平便得了电传噩报，知道上午5时25分，鲁迅竟尔去世了。我没法想，不能赶去执绋送殡，只打了一个电，略云：“上海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许景宋夫人，豫才兄逝世，青年失其导师，民族丧其斗士，万分哀痛，岂仅为私，尚望善视遗孤，勉承先志……”鲁迅的寿仅五十六岁，其致死之由，我在拙著《怀亡友鲁迅》文中，举出三点：（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鋳賭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鲁迅毕生为反帝反封建而奋斗，淡泊自甘，痛恶权势，受禁锢而不悔，受围攻而不屈，受诬蔑不知若干次；翻译几本科学的文艺理论，就诬他得了苏联的卢布，出版一本《南腔北调集》，就诬他得了日本万金，意在卖国，称为汉奸；爱罗先河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就说这些宣传，受之于他，因为他的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士作了一篇《淑姿的信》序，就说她是他的小姨；一？二八战事骤起，寓所突陷火线中，得日本人内山完造设法，才避居于其英租界支店的楼上几天，就说他托庇于日本间谍。鲁迅对这些诬蔑，能够愤而安之，“细嚼黄连而不皱眉”惟独在病势沉重之际，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因为有人诬陷他，则不能不扶病明白答复，主张不分派别，一致联合来抗日的。他说：“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他又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强调为了民族生存上，非和日本侵略者决战不可。“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果然，他的文字的感召力极强，所以死后不到一年，伟大的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鲁迅之丧，我虽挂名为治丧委员之一，却是未能实际赶到参加。景宋曾寄给我一大套丧仪的照片，大约有三四十张，我看了下泪。关于丧仪的盛况，是有一种特色的，报章杂志上都记载得很详，现在取其叙述简单的内山完造（他也是治丧委员之一）的《鲁迅先生》文中一二节如下：
……20日和21日在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的期间，有一万人光景从朝到晚作着长蛇形的行列。22日出殡，虽说是下午两点钟，可是从早晨就开始拥塞进来的群众，围绕着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走路都没有的。
谁也没有下过命令，没有做过邀请，也没有预先约好，而送葬的行列，却有六千人光景的大众，而且差不多全是青年的男人和少年。旗子挽联，都是棉布的；拿花圈的也罢，拿旗子挽联的也罢，
全部是送葬的人。而且，除了主治医生一个人之外，一辆自备汽车也没有，仅仅由“治丧委员会”租来九辆汽车（按时间计算租金）。
一个僧侣也没有，一个牧师也没有，一切都由八个治丧委员办了。这等等，毫无遗憾地发挥着被葬者的人格。两小时半的大行进，一丝未乱，什么事故也没有出。到完全入好穴的辰光，是上弦月开始放射青辉到礼堂上的下午六时了。
内山完造是鲁迅的好友，基督教徒，内山书店的老板，其人好义有识见，抗战中，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忽有人把它完全修复而不以告人。据景宋说，想必是出于他的慷慨而不肯居功。
我和吾友罗膺中，为要永久保留鲁迅的手迹，遗物，以及工作室的全部獅起见，曾经同至西三条胡同住宅，照了十几张相片，以存纪念，且以4邮寄给景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