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是“五四”文学开创的与乡土题材平行的另一贯穿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基本题材。“五四”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洋溢着一种共同的感受：知识者的孤独与悲哀。在鲁迅笔下（《在酒楼上》《孤独者》《孔乙己》），知识者的孤独源于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先觉者的不被人理解。而在创造社作家笔下（比如郁达夫的《茑萝行》《沉沦》），这种孤独感源于漂泊流浪，无所皈依的“零余”者的经历，来自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这种“性”因为是被压抑的“性”，超越了古典小说的性描写，具有了觉醒之后的人的现代意识。“五四”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写照和自我抒情，只不过文研会作家比较温和节制，而创造社作家比较坦率偏激而已。
自“五四”开始，“农民”和“知识分子”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始终受到特别关注的两类形象，由对这两类形象的理性审视而形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总主题：“民族灵魂的发现”。
由于“人”的发现，“五四”小说把关注的重心从“情节”转移到了“人”，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取代“情节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性格小说。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让人过目难忘；“阿Q”则是落后愚昧的国民的活画像，其形象本身所蕴涵的丰富内容给研究者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叶绍钧也以刻画人物性格见长，“他的‘人物’写得最好的，是小镇里的醉生梦死的灰色人，如《晨》内的赵太爷和黄老太这一伙，是一些心脏麻木的然而却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如《潘先生在难中》的潘先生以及他的同事，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得安全的时候他们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没有勇气和环境抗争，揉揉肚子就把他的‘理想’折扣成为零的妥协者……”这个评价是公允的。
“五四”时期受启蒙主义思潮影响，一大批作家喜欢在小说中探究人生的诸多问题，“问题小说”应运而生。“问题小说”对于问题的思考，有的是“只提问题，不开药方”，有的是思考停留在浅显表面的层次，未能深入。但无论如何，它表现了作家对现实人生的勇敢正视和难得的俗世情怀。值得一提的是，“问题小说”的创作方法极其复杂，既有现实主义，也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方法。由于“五四”这个抒情时代整体氛围的笼罩，作家主观情感的大量抒发、对哲理的思索自然也就成为“问题小说”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使不止于写实的“问题小说”呈现出一种驳杂的美学风格。“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有冰心的《斯人独憔悴》《超人》，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汪敬熙的《一个勤奋的学生》，俞平伯的《花匠》等。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晚清小说中就已出现的现代性因素，在“五四”小说中更加明晰和典型，而且产生了规模效应，以不可阻遏之势宣告了与传统小说的决裂。“五四”小说全面打破了“以全知视角和自然时序连贯叙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的古典小说程式化叙述模式：古典小说多采用全知视角，它给作家讲述故事带来方便，也避免了限制叙事所带来的视角单一的弊病。但叙述人全知全能的越位叙述却破坏了小说的真实感。“五四”小说采用限制叙事的却很多（晚清甚至更远的古典小说中，也有采用限制叙事的，但那只是个别作家的偶尔为之，远没有“五四”时期那样普遍和典型），其中“第一人称”叙事模式最具“‘五四’特色”。“五四”时大量的小说，如鲁迅的《在酒楼上》《故乡》《伤逝》，郁达夫的《沉沦》《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庐隐的《海滨故人》，冯沅君的《隔绝》等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模式。“五四”作家中，主张表现自我，标举“主情主义”的创造社诸作家，尤喜以第一人称写作小说，其中以郁达夫最为典型。
古典小说讲究以自然时序：事件的开始——发展——高潮——结尾来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因而时间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古典小说被认为是一种时间性文体，结构是封闭的；而“五四”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却对这种结构原则实现了突破。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初始，便写了《论短篇小说》一文，提出了“横截面”理论，提倡文学家们写作“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的短篇小说，对于新的小说审美趣味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后来又有张舍我的《短篇小说泛论》、清华小说研究社的《短篇小说作法》等理论文章更具体系统地探讨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加上大量译介的外国短篇小说的感性熏陶，使得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史上最早实现转型并且实绩骄人的文学品类。这些短篇小说注重从纵向的时间之流中截取生活的一小段加以描写，如鲁迅的《风波》《示众》（颇似独幕剧）、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凌叔华的《酒后》、蹇先艾的《水葬》等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所选取的事件大都在空间上展开，成功地使小说由传统的封闭式时间性文体转换成开放式的空间性文体。
古典小说以情节作为结构中心，这一原则在“五四”时期也被大胆地颠覆了。“五四”时期很多小说放弃了对故事的讲述和对离奇情节的追求，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主体部分是狂人错乱的意识流动（这是《狂人日记》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伤逝》以涓生的口吻讲述自己黯然神伤的爱情故事，大部分内容是在剖白自己的心理感受，感情的自然流动成为全篇的主体构架：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的抒情小说自不待言，多以情绪的起伏来组织全篇。这种结构方式可以看作是对“情节”的有意反抗，使“五四”小说具有了极强的抒情性和主观性。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五四作家主要接受‘诗骚’传统而不是‘史传’传统的影响，因而突出作家的主观倾向；……五四小说主要不是以不识字或粗通文墨的平民，而是以受过‘新教育，的青年学生为读者对象，因而，五四作家更注重于‘写心’——表现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说书’——讲述有趣的故事。”“五四”小说的这种抒情性和主观性还与作家受到欧洲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影响有关。
“五四”小说还出现了文体互渗和融合的倾向。比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叙事简略，议论、抒情随处可见，因而又被视作散文。郁达夫的小说，也有常被收入散文集里的。小说的散文化，似乎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遍倾向。因而茅盾有言：“据民国十年四月《小说月报》所载的不完全的统计，那年的一月到三月，发表了的创作短篇小说约计七十篇；其中有不少恐怕只能算是‘散文’”。
诗对小说也有渗透，很多作家甚至直接在小说中插入诗歌，这种方式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比较常见。以写诗的方法来写小说的，还有废名。废名是自觉地以写唐人绝句的方式来写小说的。散文和诗歌对小说的渗透，使小说增加了抒情性和诗性，也更加文人化和书面化。
在小说表现手法上，让人推许的还有鲁迅对“白描”手法的娴熟运用。“白描”本是绘画手法，以观察细密，描绘准确见长，具有“入化入骨”的点睛之妙。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便是这一审美特色的典型反映。而宋代平话，更因不带感情色彩，修辞朴素简净极少粉饰卖弄而把白描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引入新的境界。鲁迅小说中对闰土肖像、祥林嫂脸上表情的刻画，都达到了形神兼备的程度，成为新文学史上的神来之笔。
新诗运动是文学革命的首战之役，而其着眼点则是诗歌体式的解放。之所以选择从形式变革人手，一是有“前车之鉴”：晚清梁启超等人提倡诗界革命，追求的却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旧的诗词格律体式不从根本上得到触动，势必束缚和制约新的思想感情的自由传达，因此“诗界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了它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大的作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们返观中外文学史上的历次文学革新运动后得出的自觉理论认识，如胡适1919年在回顾新诗运动时，就直言：“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新诗运动的创作实践就是在倡导者的这种理论设计和意愿下展开的。
形式的解放，具体到新诗的第一批尝试者们，只是以白话取代文言。他们最感急迫的任务是摆脱传统诗歌语言和格律上的束缚以创建新诗，至于破坏之后如何建构新诗的形式问题，他们还来不及深入思考。这样，早期白话新诗仅仅丢掉了传统诗歌的语言甲壳，而新的艺术思维远未形成。对“诗意”、“诗质”的忽略，和胡适“作诗如作文”的极端主张，使早期新诗直白、浅露，缺乏意象和耐人咀嚼的余味。尽管幼稚，诗味不足，但新诗运动极大地解放了诗歌体式，对诗人表达情感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和方便，较之晚清“诗界革命”，它的进步意义一目了然。
对白话诗的认识，人们不断在深化。俞平伯在1919年就说：“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对说白话和做白话诗进行了区分，也表明当时的诗人们对诗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呼唤。人们对新诗认识的逐渐深化，推动着新诗向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这个方向迈进。郭沫若的出现，便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白话诗草创期的诸多不足。
郭沫若1918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8月出版诗集《女神》。郭沫若是以一种“五四”特有的狂傲不羁、洒脱叛逆，摆脱一切陈旧束缚的“匪徒”姿态登上诗坛的，《女神》以对“五四”自由精神的敏感把握和极度张扬，以抒情化和主观化的浪漫主义风格，成为新诗史上不可重复的经典之作，也因此被称为新诗的奠基之作。
1922年，湖畔四诗人的合集《湖畔》出版，他们真诚直率，不加掩饰地吟唱着爱情，是真正的“五四”新人的心声。因此，尽管他们多从个人感受出发，唱出的却是时代精神之歌。他们的诗不拘韵律，自由平易，给人以清新、纯洁的美感。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导言》中对他们的创作有中肯的评价：“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爱情的更是没有。……但真正专心致志地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是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峰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1923年，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的“哲理小诗”风靡一时。这种小诗因为代表诗人冰心出版了诗集《繁星》和《春水》，又被称为“繁星体”或“春水体”。正如宗白华所言，“新诗的创造，是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节，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哲理小诗以自然简单的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微妙起伏和对宇宙、自然、生命的点滴感悟，虽然形式短小，但却极富诗情和哲理、意境之美。
尽管郭沫若的诗歌也注意到了旧诗的一些形式美因素，如排比、复沓、回旋等和中国古典诗歌中早已出现、西方现代诗歌习以为常的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但由于激情的一泻无余，还是有“直抒胸臆”之嫌。新诗的“放得过开”，必然就会面临“收”的问题，“新月派”可谓应运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