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在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潮影响下，小说领域首先掀起“问题小说”热潮，造就了一批青年“问题小说”家。这些作家中的重要成员后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骨干，他们在承继和发扬《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文学为人生”宗旨的基础上，将现实主义引向深入。而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成员则致力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创作。
“问题小说”是“五四”之初形成的一种文学风尚，一股“题材热”。流行时间不长，前后大约三四年。“问题小说”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它是“五四”启蒙的产物。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对科学民主及个性解放的呼唤，那些觉醒了的青年纷纷用理性的目光去关注社会，思考和探讨各种问题，诸如国民性的改造，“人生究竟是什么”，劳工问题，妇女问题，家庭问题，恋爱、婚姻问题等等严肃的社会命题。他们将这些问题积极表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所谓“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第二，受世界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北欧、东欧、日本等关注社会人生问题为主的文学的影响。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中说：“在现代，我们知道文学之所以能活着，是在它能够提供问题这一点上的。”这是针对整个欧洲进步文学的传统而言的。对中国新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俄国文学更是突出“问题”化。如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与自由？》等，便是探讨社会问题的典型。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由于“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置”。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言》中，称俄罗斯文学是“提出问题的文学”，“没有一个问题是它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去解答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对我国新文学的影响尤其突出。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易卜生专号》，从此，这位挪威作家的“社会问题剧”风靡一时，在他的剧作影响下，中国新文学一度掀起“社会问题剧”和“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第三，自觉的理论指导。1918年7月，周作人发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文章评价了“问题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地位。同年12月，又发表《人的文学》，主张新文学应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纪录研究”。次年2月发表《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肯定“为人生”的文学主张，指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出产物”，中国过去只有“教训小说”，却没有“问题小说”。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要求文学描写“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同年6月，胡适在《易卜生专号》上发表《易卜生主义》，提出采用写实主义的方法“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文学主张，并且亲自创作小说来实践他的理论主张。上述原因，促成了“问题小说”的产生。
“问题小说”伴随着新文学刊物而兴盛起来，培养了一批新小说作家，如以《新潮》为核心的作家罗家伦、俞平伯、叶绍钧、汪敬熙、杨振声等。他们发表了不少旨在讨论社会问题的小说，如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汪敬熙的《谁使为之？》《雪夜》等，初步露出“问题小说，’的端倪。紧接着冰心在1919年下半年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开“问题小说”风气之先。文学研究会则明确倡导要“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从而掀起了“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这些作家除冰心、叶绍钧外，还有庐隐、许地山、王统照等，此外还有《每周评论》上的胡适，《星期评论》上的沈玄庐。
由于“问题小说”热切关注现实人生，因此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现实主义，但“问题小说”并不纯粹写实，也有的偏于主观抒情，颇具浪漫象征色彩。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男士等，福建长乐人，早期文学研究会成员。“五四”之初，冰心就把新旧思想冲突下的社会问题反映在作品里，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最早在《晨报》上发表的《两个家庭》，通过两个家庭的对照，提出改造旧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性。《斯人独憔悴》描写出身封建旧家庭的青年，由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引起父子矛盾。因无力冲破家庭的束缚，只得躲在书斋里苦吟“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感伤诗句。《去国》中满怀壮志的青年学成归国，决定干一番事业，终因灰心去国，揭露了军阀统治下政局的黑暗腐朽。对遭受种种压迫和不平等待遇的妇女深切同情，也成了冰心小说反映的重要内容。如《庄鸿的姊姊》写在受教育问题上姊姊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痛苦抑郁而死。《最后的安息》写一个叫惠姑的城市女孩相识了乡下同龄女孩翠儿，彼此产生了纯真的友情。可怜的翠儿由于父母的早逝，成了别人家的童养媳，干着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活，还要遭受婆婆的恶毒打骂虐待，花一般的生命过早枯萎了。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朋友惠姑的探望竟使她忘却了痛苦，微笑着永别了人世。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冰心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显得软弱，他们并未经受多么严重的打击，尚未展开正面反抗，即被旧势力摧垮。至于那些受压迫的妇女，也只是建议她们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问题小说”成了作者的“第一部曲”。
冰心的“第二部曲”是以“爱的哲学”为主的小说创作。由于不能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只好从“问题”面前逃走，躲到“母亲的怀里”。冰心自己说：“我开始写作，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比的黑暗的。凶此我所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这段自白，真实地反映了冰心当时创作转变的思想契机。
如果说冰心想通过作品把人生从烦恼引向“爱”的天堂的话，那么庐隐则以“悲哀的叹美者”身份揭示人物内心的矛盾，极力“打破人们的迷梦，揭开欢乐的假面具”，让人们产生愤世嫉俗之感。庐隐（1898一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最初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一些短篇已涉及到社会问题。茅盾曾评价：“‘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一封信》写贫苦人家的姑娘被恶霸强占为妾以至惨死的悲剧。《两个小学生》描写军阀政府屠杀请愿学生，参加请愿的北京某公立小学的两个小学生也遭受了重伤。作品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反动政府的滔天罪行。《灵魂可以卖么？》通过叙写荷姑的日常工作情况和精神状态，反映纱厂女工的非人生活和不幸遭遇，提出“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这类社会题材型的问题小说“多半由间接听来，或者空想出来的”，颇似社会新闻报道。艺术效果不及描写身边人物那么真挚感人。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里的小说，从《或人的悲哀》起，“‘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而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就成了主调”。作品中亚侠通过给朋友写信的方式，表达内心变动不居的矛盾困惑：一方面对未来社会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另一方面又难以忍受现实不良环境的刺激，在疾病的折磨下。不久将离开人世。《海滨故人》里露沙等五个年轻女郎，学生时代对人生所做“应得的生活”的浪漫设想，随着现实生活的来临渐渐粉碎了，剩下的只是徒然叹息。《丽石的日记》中的丽石同性恋式的感情幻灭后，抑郁而死。这些作品无不具有郁达夫“自叙传”式的抒情风格。庐隐作品“流利自然”，“只是老老实实写下来，从不在形式上炫奇斗巧”。手法上大多采取书信体或日记体，有自传的性质，由于缺少雕琢，结构比较散漫。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发表的《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等长篇，布局较为严整，取材上却无新的开拓。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作者个人的思想经历，更代表了“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特有的精神状态。茅盾指出：“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再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可是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青年是‘五四’时期的‘时代儿’。庐隐，她带着他们从《海滨故人》到《曼丽》，到《玫瑰的刺》，到《女人的心》，首尾有十三四年之久！在这里，就意味着我们所谓‘庐隐的停滞’”；当然，这种对徘徊在歧路上的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抒写，不仅是“庐隐的停滞”，也是“五四”精神的停滞。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垄，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现代作家和学者。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作为“五四”时期有影响的作家，他的作品将鲜明的宗教传奇色彩和对现实人生的执著探索有机结合，出世思想与平民主义相互兼容，以此构成其早期小说的独特品格。《命命鸟》描写一对仰光青年男女反抗宗教礼法及封建陋习而真诚相爱的故事。世家子弟加陵和俳优之女敏明由同窗而互生爱慕，由于门第等级森严，自由恋爱受到阻挠。敏明冥想中认清了那些自称为“命命鸟”者的真面目后，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产生厌世的念头，最后与心爱的人双双携手涉入水中，找寻那爱的“极乐国土”去了。小说提出了婚姻自由与封建礼俗间的矛盾问题，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死，传达“五四”新一代青年对世俗的违抗和挑战，对爱情自由及人生幸福的热烈追求。但是小说所蕴含的佛教教义“生本不乐”，人世间充满了生与死的苦难，必须超越生死的境界，到达彼岸世界，才能获得永恒的幸福。这种宿命论色彩，大大削弱了人物对现实的反抗力量，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批判力度，反映了作者不满封建陈规却又看不到出路的消极悲观情绪。标志着许地山小说从充满宗教意味的风格走上切实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是《春桃》和《铁鱼底鳃》。前者通过一女两男的生活遭遇，着力表现深受苦难的下层劳动人民之间的真情厚谊，以及他们无私的高贵品质，成功塑造了一个仁义、善良、坚强、泼辣的劳动妇女——春桃的美好形象。《铁鱼底鳃》是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写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空有抱负，不能学以致用的苦闷，抨击了不合理的旧制度。通过对主人公雷先生倔强性格的刻画，抒发了作者满腔的爱国主义深情。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人。1921年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五四”之初，王统照的小说创作是以探讨人生的“烦闷与混扰”问题开始的，尤其偏重描写青年男女的苦闷。他的“问题小说”也把“美”和“爱”当作人生的理想目标，笔致清新自然，富于主观抒情色彩。短篇小说《沉思》里的女模特琼逸想借自己的身体通过绘画艺术的感染力带给人生以“爱与光明”，不愿被别人的自私所束缚，可是在亲友世俗的观念干涉下，她要做真美化身的理想破灭了。《山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刻画北方农村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真实深刻地再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天灾兵祸下农村的萧条破败，生动记录了农民饱受压榨之苦的悲惨生活和最终觉醒。朴厚沉郁的风格，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的成熟。它和茅盾的《子夜》于1933年同由开明书店出版，一经发表，即引起当时文坛的广泛注意，有人将该年称为“子夜山雨季”。小说题目象征大革命前夜北方广大农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状况。作品刻画了奚家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历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作为淳朴厚：道的农民，勤俭持家、安分守己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但他们生不逢时，备尝忧患。奚二叔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修建铁路，不过是为了秉承祖业，守住家园，平静生活，然而这起码的生活愿望也被掐灭了，他带着遗憾和怨恨咯血而死。作为全书主角的奚大有原只想步父辈后尘，可在农村自然经济总崩溃的命运面前，他的遭遇尤为凄惨。在苛捐杂税、天灾兵祸的骚扰中，奚大有破产了，为了生存背井离乡。后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成为革命者的一分子。
由于“问题小说”作家大多关注现实人生，描绘比较熟悉的人和事，探索许多青年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各自思想并不统一，对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他们在对当时黑暗社会不满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一些作品如利民的《三天劳工底自述》，王思玷的《偏枯》《瘟疫》，李渺世的《买死的》，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农村的歌》等甚至突破了城市婚恋及家庭生活较为狭窄的取材，以同情的态度关注广大下层劳动者的苦难挣扎。整体而言，由于“问题小说”作家多是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创作视野不够宽泛，题材多来自熟悉的生活经验，大部分有图解社会命题之嫌。由于“问题小说”重在揭示问题，小说中的人物只是问题的携带者和参与者，这样，人物的个性往往被忽视，结果大多数“问题小说”有概念化、简单化的弊端。
“人生派”写实小说是“问题小说”的深入发展。经过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努力，写实文学得到大力推进，文学不仅贴近社会人生，更贴近劳苦大众。从“问题小说”起步，又将人生写实小说推向深入的主要作家是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
文学研究会坚持“为人生”的创作方向时，许多作家在选材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农村，写出了一批乡土地域化的小说，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些人形成新文学最初的乡土作家群。大批“乡土文学”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学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