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货掏钱，付款购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现在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购物方式，但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生活的少年时期可不是这样，要购货光有钱还不行，必须凭购货证才能完成交易。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购货证，蓝色的购货证和红色的购粮证，可以说是中国人当时享受物质供给权力的两大凭证。没有购粮证，粮店就不卖给粮食；没有购货证，几乎就丧失了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格。购货证所供给的其实只是一般的日用品，比如盐、碱、煤油、火柴等，但它的通行却标志着这些商品走进了计划经济定量供应的时代，一斤食盐、半斤煤油、半斤碱面、一盒火柴便是村民们每家每月的消费标准和对生活的全部期盼。有时虽然你购货证上的东西还没有买完，但大队代销点里又调不来货，你也只有干着急。吃没盐饭，黑揣着睡觉是那年月常有的事。有时你就是把钱顶在额头上，你也买不到想要的东西，因为有些紧缺物资从来都不写在老百姓的购货证上，像这种现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期，几乎运行了将近四十年。我记得1989年前后化肥供应依然按指标分配，那时我正在一所乡镇中学教书，时间久了就和乡供销社的主任熟了，每次秋播季节我总会从他那儿悄悄用自行车带出一袋尿素或硝铵。当我把这袋化肥驮回家时，村里人看见后总会用一种惊羡的眼光目送着我走进家门前那条狭窄的小巷。
对于我的乡亲来说，最重要的日用品当数食盐。没碱，母亲可以把荞秆烧成灰装进坛子里用水浸泡一段时间，滗出来的水就叫灰水。用这种土法炮制出来的灰水和面，同样能达到柔软光滑有筋骨的效果。没盐一半顿饭可以，长期吃就会没有力气干队上那繁重的苦力活儿。于是，盐就成了必需品，没钱也要赊账买。那时的盐没有加碘，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晶体盐块发青透亮，我们叫它青盐颗。一斤盐只有一毛七分钱，却差不多要用三个鸡蛋才能换来。当母亲攒够鸡蛋换来盐后，我就会跑到太爷家借石窝。然后用石窝将盐块一把一把捣碎，装进父亲亲手烧制的盐罐里，母亲便开始在日子里拨响节约用盐的算珠。母亲的盐罐除了存盐存着生活的调味品存着日子的光景外，还像一个晴雨表能预测天气的变化。当盐罐出汗时，母亲就告诫我们，这两天出门记着戴上草帽，天快要下雨了，说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真的就被母亲言中了。后来，我从书本里便知道了母亲生活经验的积累原来包含着一定的科学道理。
我是1976年上高中的，上了高中后，父亲就用旧铁皮给我做了煤油炉，我可以自己动手做饭了，不再过着开水泡熟面或泡菜馍的生活。有了煤油炉，煤油就成了我家的紧缺货。每月定量供应的那点东西只能维持家里点灯照明，如果我带走了，一家人就只好借着月光凑合了。于是，如何节约煤油和怎么能打上学校供应的开水，成了我上高中时最揪心的两件事。首先按时打上开水用开水做饭就少费煤油，其次就是在煤油中加进去少量的盐，这样不但节约还可以让煤油完全燃烧放出蓝火，增强火的力度，最后就是算好一周的账：一周至多只能烧二两煤油，千万不敢超过这个指标。后来，我的父亲不知从那儿搞到了一些柴油，柴油做饭虽然油烟很大，火头不硬，但它的引进大大缓解了我做饭燃料短缺的问题。人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急中生智，逼迫出法。如果不是煤油紧张，我们绝对想不出在煤油炉中加盐的妙招，虽然我至今还不知道这个省油的原理是什么，但这个做事的理念一直成了我潜意识的东西，我用它解决了人生中遇到的许多困难和问题。
改革开放后，购货证的功能逐渐衰减，以至于后来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全身而退，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大进步，标志着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根本性改变。翻出1985年供销社发给我的最后一张优待棉花票，看着作为一名曾令多少人羡慕不已的农转非户口所拥有的特权——城镇居民粮油证，我思绪联翩，感慨万千！尤其是抚摸着从母亲针线包里翻出珍藏多年的一本蜡黄的购货证，看见那上面赫然写着父亲的名字，我的心情更加沉重。父亲是1978年离开我们的，恰恰是在甘苦日子的交更期走了，距今已经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苦命的父亲却没有赶上，也未能享受上一天太平盛世的幸福日子，就像这本虽然只有薄薄几页却维系着一家人生活希望的购货证被历史提前回收了。现在，购货证早已被人们淡忘了，我的父亲也就很少有人提及，只有在母亲的针线包里找到它曾经存在的生命价值，只有在我的文章中读出对父亲离去的撕心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