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老子《道德经》第八章讲道:“上善若水。”何以见得呢?
有一个少年,为了寻求生存的智慧,走遍名山,踏遍丛林,仍然所得寥寥。
这一天,少年经过一条河边,见一老者正面对逝水感叹不已,便上前问道:“敢问前辈,莫非这东去的逝水,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老者道:“世上之人,若有水的秉性、水的生存智慧,便可称为智者了。”少年不解,又问道:“不才实在不明白,请前辈明示。”
此时,那老者突然隐去不见,另一老人含笑而来。少年认出,此人是孔子。孔子说:“水的德行,好比君子的德行。水遍及天下,没有偏私,如同君子的德行;水所到之处,滋养万物,如同君子的仁爱;水性向下,随物赋形,如同君子的仗义;水浅则流行,深则不测,如同君子之智慧;水奔赴百丈深渊,毫不迟疑,如同君子之勇敢;水柔弱灵活,无微不至,如同君子之明察;水遇浊恶,默不推让,如同君子的包容;水蒙受不洁,终至澄清,如同君子之善化;水入量器,保持水平,如同君子之正直;水遇满即止,毫不贪得,如同君子之适度;水历尽曲折,终究东流,如同君子之意向……”
孔子说完即隐去,又一老者现出。少年认出,此人是老子。
老子说:“上善之人的秉性,如同水的秉性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处于众人所不喜欢的卑下之处,所以最近于道。上善之人所居像水那样善处卑下,存心像水那样清静深沉,与人相交像水那样彼此相容,言谈像水一样有鉴万物,为政像水那样有条不紊,办事像水那样无所不能,举动像水那样待机而行。上善之人像水那样遍及万物而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无祸患。”老子说完,亦即隐去。前一老者复出。老者对少年说:
“孔子、老子,乃人中智者。仁者近山,智者近水,要做智者,唯水之秉性可为借鉴。”
少年顿悟,说:“我遍访名山,所得寥寥,不料今日由熟视无睹的流水,实在启人心智。”
老子的“上善若水”,主要是强调水的柔和、包容与以柔克刚。据说,老子曾从师于常枞。有一次,常枞病得很重,老子急忙前去探视。见常枞生命垂危,老子小心地问道:“您有什么要对我们嘱咐的吗?”常枞有气无力地张开嘴巴,示意老子道:“我的舌头还存在吗?”老子回答说:“还在。”常枞又问道:“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答道:“已经没有了。”常枞停了停,继续问道:“你知道齿亡舌存的道理吗?”老子思考了片刻,回答说:
“因为舌头柔软,所以得以幸存下来;而牙齿刚硬,因此全脱落了。”常枞听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说道:“天下的事理都包含在其中了,无须我再对你说什么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所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通过了由孔汉斯所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中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普世伦理的金律。
孔子为儒家确定了一条所谓“忠恕之道”。孔子认为,人总是要把自己的感情不断向外推展的,而且这种推展是有次序的,也就是说,人们的感情对象,有远近亲疏的区别。孔子就主张人要把这种感情不断向外推,推己及人。正面的论述,叫做“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的最好先让别人拥有,这就是“忠道”;反过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不要施加给别人,这就是“恕道”。
孔子的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也被后来的孟子继承和发扬。《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牺牲——就是祭品,他“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因而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他就是行王道。所谓王道,就是仁义之政,通过仁政展现君王的美德,百姓服膺这种美德所以拥护君王的统治;与王道相对应的是霸道,即通过暴力强制手段统治百姓的方法。在儒家看来,王道是唯一正确的,霸道是不对的。
孟子对宣王所说的一切,没有别的,就只是“善推其所为”,这正是行忠恕之道。在这里我们看出,孟子如何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阐明忠恕之道时,还只限于应用到个人自我修养方面,而孟子则将其应用范围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在孔子那里,忠恕还只是“内圣”之道,经过孟子的扩展,忠恕又成为“外王”之道。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圣经》上面却说“己所欲施于人”,这就道出了两种文化的本质区别。儒家虽然也很愿意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广到四海,但是一向主张自愿,通过自己文化礼制的自身魅力影响、感召其他国家,从而使得彼方认同、喜爱中国文化,这才形成自然的输出。但是西方文化则有所不同,基督教主动扩张的热情一直都很高涨,基督徒要把上帝的福音传遍全世界。在政治上,也是他们认为对的、好的,就有如传教一般热烈地想让其他国家也拥有,甚至不惜颠覆别国政权。
可他们忽略了,他们喜欢的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一定喜欢,因此,“己所欲施与人”是有缺陷的,没有儒家两方面结合的忠恕之道来得完美。
仁者无敌
庄暴拜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他告诉我他很喜欢音乐,我当时没有话语回答。”接着又问道:“喜欢音乐到底好不好呢?”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是很不错了!”
几天后,孟子被齐王召见。问道:“大王曾经告诉庄暴自己很喜欢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马上变了脸,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喜欢古代圣贤帝王的音乐,只是喜欢世俗的音乐罢了。”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欢音乐,那么齐国差不多就是很不错的了。现在的音乐与古代的音乐差不多。”齐王说:
“我可以听听这是什么原因吗?”孟子说:“单独一个人欣赏音乐和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回答说:“一人欣赏音乐不如同别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孟子说:“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和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哪一种更快乐?”齐王回答说:“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不如与大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说:“请让我为大王谈谈欣赏音乐的问题吧。如果在这里奏乐,老百姓听到您击打钟鼓、吹奏箫笙的声音,全都愁眉苦脸地互相诉说:‘我们的国君喜欢演奏音乐,为何让我们如此贫苦不堪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离散。’如果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队的豪华阵容,但都愁眉苦脸地互相诉说:‘我们的国君喜欢打猎,为什么让我们如此贫困不堪呢?父子不能相见,兄弟、妻子儿女离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没有与广大的老百姓同享快乐啊!”
“如果大王在这里奏乐,老百姓听到您击打钟鼓、吹奏箫笙的声音,全都欢呼雀跃地相互转告:‘我们的国君可能没有什么疾病吧,要不然他怎么会奏乐呢?’如果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老百姓听到您车马的声音,看到仪仗队的豪华阵容,全都欢呼雀跃在相互转告:‘我们的国君可能没有什么疾病吧,要不然怎么会去打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与广大的老百姓同享快乐啊!现在大王如果能与老百姓一同享受快乐,就可以实行王道了。”
上述孟子对齐王讲的这番道理,就是孟子“仁者无敌”理念的表现。孟子认为,一个君王如果实行仁政王道,那是任何人都不能战胜的,因为这样的君王是老百姓最拥戴的,民心的力量最为强大。齐宣王向孟子请教齐桓公晋文公成功的事迹,孟子说,孔子的学生,没有谈这些的。因为这些都没有德的力量大。“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做一个保护老百姓的君王,谁都不能把您怎么样!
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说,爱是平等的,利是相互的。墨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还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以实际行动践行墨家思想主张,墨子本人就是这个团体的领袖。所以墨家子弟,人人身兼力行,个个都有好身手,以自强助弱,急人之难,解人之困,爱众亲仁,推衣解食,视人如己。他的“兼爱”,是要“言必信,行必果”,为“除天下之大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
他的“非攻”,是止戈为“武”,墨子特别指出,武王伐纣即“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在必要时不惜舍己为人,“代天行诛”。
楚国是一个地广人众的大国,在它北部的宋国是个地小人寡的小诸侯国。楚国国君请巧匠公输班设计制造了攻城用的新式工具——云梯,准备去攻打宋国。墨子当时得知这个信息以后,便不畏风霜劳苦,步行十日十夜,来到南方的楚国,见到了楚王。
墨子问:“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舍弃自己华丽的车子不坐,想去窃取邻人的破车;舍弃自己的锦绣衣服不穿,想去窃取邻人的粗布衣服;舍弃自己的粱肉不吃,想去窃取邻人的糟糠恶食,你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楚王回答:“必然是盗窃成性的人。”
接下去,墨子就很不客气,指出楚王去攻打宋国是以大凌小,以强欺弱,就像那个盗窃成性的盗贼一样,去窃取邻国的破车、粗衣、恶食,属于不义的行为。
楚王被墨子的道义折服了,无言以对。但他仍未打消攻宋的念头,说公输班已经为他造了云梯,不可不用。这时墨子在楚王面前把自己身上的带子解下来围作城墙,用筷子作为守城的武器,演习怎样攻城,怎样守城。他守城,让公输班来攻城。经过九次的攻和守,以公输班的失败而告终。公输班技穷,自知无法对付墨子,就说:“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但是我不能说出来。”聪明的墨子看到了杀机,便坦然地说:“杀了我没有关系,我的三百学生已守卫在宋国的城墙上,我虽然死了,但我的一套守城方法还存在。”楚王自知攻宋不可能取得胜利,无可奈何地说:“你讲得对呀,我就不攻宋吧!”这就是著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
我们常常拿墨子的兼爱与儒家的仁爱相比较。一般来说,大家都认为孔子爱有差等的仁爱精神更符合人性,更有可行性,而墨子的兼爱过于理想化,不具备可行性。但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很多伤害他人的事情,恰恰发生于自己的亲人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孔子的仁爱精神就难以发挥力量了。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春秋战国诸子时代,还有一类人,对国家社会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只关心自己的个人生命,躲在世事旋涡之外独善其身,这种人被称做隐士,或者隐逸派,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杨朱。杨朱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杨朱认为即便拔一根腿毛就能使普天下获得大利,他都不干。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表达,但却充分表明了他鄙视一切世事俗务而专爱自身的特点。
那么,杨朱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自私呢?他真的连用一根腿毛拯救全世界的事都不肯做吗?我们看《列子·杨朱篇》中说的这个故事就知道了。禽子问杨朱:去掉你腿上一根毛,就能匡扶天下,你能做吗?杨朱说:天下不可能靠一根腿毛就能拯救。禽子说:假设可以的话呢?杨朱默然不应。——杨朱为什么会默然不应啊?他不是很坚定地声称不做吗?可见,这并不是杨朱之流的本意。那他的本意到底是什么?
《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这实在是道出了以杨朱为代表的隐逸派的真正用心。杨朱的观点其实是:人们往往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却谎称为了天下苍生,去骗取别人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做的却是损害天下的事。
杨朱认为,只要人人都洁身自爱,并不希图非分的东西,根本不需要什么人去拯救,这个天下自然就太平了。而且,天下如此纷乱,如果卷入是非旋涡之中,势必使自己的精神和生命都遭受戕害,凭一己之力又不可能整治得好,倒不如躲开是非、独善其身。
可见,杨朱的隐逸派既不像儒家那样为了天下苍生之幸福不惜慷慨赴死,也不会像世俗之辈那样去追名逐利,他们非常珍重自己的生命,喜欢躲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自得其乐。
对于名利,杨朱已经看得非常透彻了。孟氏听说杨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便来向杨朱请教名声的问题。杨朱回答道:“从前管仲担任齐国宰相的时候,桓公妻妾成群,他的妻妾也不少;桓公奢侈淫靡,他也跟着奢侈,君与臣之间的心性一致,因此管仲所说的话,桓公没有不听从的。他的主张也因此得以实现,齐桓公也因此得以称霸诸侯。管仲死了之后,他的家人也就丧失了名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而田氏担任齐国宰相时,国君骄奢淫逸,他便节俭勤苦;国君贪财搜括,他便散财救人,百姓都心向田氏,他于是取代国君执掌政权,其子孙也都享福至今。”
天地一体泛爱万物
庄子有一个好朋友,叫做惠施。惠施以擅长逻辑分析和辩论著称,惠施的这一派后来被称为“名家”。据说惠施的著述颇多,《庄子·天下》中记载的所谓“历物十事”以及庄学对他的评述。这十个命题的最后一个是总结性的,就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历物十事”具体记载如下:
一、最大的“大”可以达到没有外延,最小的“小”可以小到内无内涵;二、(平面)没有一点厚度可以累积,但是它的面积却可以达到千里;三、天与地一样低,山与泽一样平;四、太阳在它最高的时候也就是正在下沉的时候,万物不断在生长也就意味着在不断走向死亡;五、两个事物之间的异同只是小的异同,万物既可以说完全不同也可以说完全相同,这才是最高的异同;六、南方既有尽头又没有尽头;七、我今天起程去越国,却在昨天回来;八、连环是可以解开的;九、我知道天下的中央,燕国的北边、越国的南边都可以是天下的中央;十、泛爱万事万物吧,因为天地都是一体的。
惠施的这十个命题,在感性直观和经验常识来看,都是匪夷所思、不可理喻的。惠施之所以通过语言辩论的方式来挑战人们的常识,是因为惠施想澄清两个问题:一、日常习惯了的语言表达,大多是容易产生歧义的,需要认真思考语言表达的准确性的问题,只有准确的语言才能表达准确的含义,以去除不必要的纷争。二、许多看似确定的常识,本身是有问题的,很难经得起推敲,人们目光浅鄙,需要转换更高、更细的视角去观察世界,需要用更加纯粹的理性思辨认识世界。因此,惠施主张人们应该无差别地去爱一切人、事、物,因为大家是完全一样的。
泛爱万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共识,但是,往往知易行难,君不见历史上多有叶公好龙者,为了沽名钓誉而假装泛爱者,或爱得不当反为不美者,诸君当仔细甄别,不可不鉴。
春秋末年,晋国有个叫赵鞅(又称赵简子)的卿士,他珍爱生灵,反对杀生,是当时远近闻名的慈善者。每年元旦,他都要放生,因此,晋国都城绛城一带的百姓,在元旦这一天,都纷纷给他献上一笼斑鸠。后来有人指出其害处,说道:“名为放生,其实适得其反。百姓见献斑鸠能得到赏钱,必然去大量捕捉斑鸠,活捉的多,死的也不少。如果您真的是珍惜生灵,就应该下令禁止捕捉斑鸠。否则,既伤害了大量的斑鸠,又劳民伤财。”
赵简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下令禁止捕捉斑鸠。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捕捉斑鸠献给他了。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