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的专业眼光并不是最关键的，他的职位也不是最重要的，他之所以能年年被邀请，是因为他很会给人面子。在公开的评审会议上，他一定把握一个原则：多称赞、多鼓励而少批评，但会议结束之后，他会找来杂志的编辑人员，私下告诉他们编辑上的缺点。因此虽然杂志有先后名次，但每个人都保住了面子。正因为他能顾及别人的面子，因此承办该项业务的人员和各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很尊敬他、喜欢他，当然也就每年找他当评审了。在日常生活中，保全面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了顾面子，有的人小则翻脸，大则会闹出人命。如果你是个对面子冷漠的人，那么你必定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如果你是个只顾自己面子，却不顾别人面子的人，那么你必定会吃暗亏。世间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在变。如果条件有变，而我们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只有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未雨绸缪，才能使自己最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不被淘汰。世间万物，彼此依依相存，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你也得随之改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从书本或他人口中得知：风一吹过，河水就会有所损耗。太阳一照射，河水又会减少。
反转来想，风和太阳一起不停地吹晒河水，而河水却丝毫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唯有源头活水来！所以，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要想平安相存与共，必须要具备自己确定不移的条件。离开了水和空气，万物就难以生存。水流要靠土地、山丘四周围绕，才能汇集在一起，成为江河，成为湖泊，汇成大海。影子要依附于一件实物，也还要有光线才能存在。实物不存，阳光不照，也就没有影子。这就是自然界中事物彼此相依相存的道理。而且自然界的这些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人类，一个人的生存、发展，也必须依赖于特定的条件。条件改变了，消失了，个人也必须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寻找新的生存条件。如果条件变了，过去生存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个人仍固步自封，那危险就要来临。我国古代的范蠡与文种这两个人的结局就是这一道理的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吴王夫差大举攻越，越王国破，越王勾践都城被占，只可怜带着三千战士退守在会稽山上。关国大军席卷，勾践螳臂挡车，灭顶之灾就在眼前。这时只有大臣文种能救勾践，他出使吴军，利用关系，让吴王答应保全勾践的性命与越国百姓的安全。后来，文种又同范蠡帮助勾践领兵消灭吴国，使吴王夫差自杀。
可越王勾践是一个只能与人共患难，不能与人共富贵的人，他功业成就必定要杀死功臣。范蠡看准了这一点，深知原来生存、发展的条件，随着勾践的大功告成，已变成自己死期不远的因素。于是他领着美女西施，坐着小木船悄悄地走了，临行前他给文种留下一封信。他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越王长须乌喙，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然而，文种还是不走，只是向越王请病假，不再上朝问政事，以为我不管事还不让我平安？但很快有人陷害文种，说他想造反，越王立即命令他自杀。这时，文种后悔不听范蠡的劝告，但一切都来不及了。能干一番大事业，却不善于保全自身，是多么的遗憾。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条件有变，而我们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要知道世间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在变。不适应变化的人就像刻舟求剑的那个人，会被时代所淘汰。生活中的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往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我们刚到一个公司工作，可能胜任一项工作，于是高枕无忧，满足现状，不思进取。年轻人常常会有这种情况。
可是没过多久，上司提醒你要学会一样新本事，如果你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很可能要被淘汰，因为老板可以找到比你更适合那个职位的人。也许你原来的工作人家能做，此外人家还比多出几项本事，而老板付出的薪水可能是相差无几的，这样，新人就比你更有就业的优势。一个企业的经营如世间任何事物一样，都在发生着变化，它对人才的需求可能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所以现代企业裁员、换人是常有的事。这也是现代社会打工一族越来越感到缺乏安全感的原因。比如一家公司本来经营某种项目，需要某种人才，但随着市场的改变，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变，要经营一种更赚钱的新项目，如果你只精通原来的项目，而不懂新的项目，自然成了新时期下的无用之人，当然就在被淘汰之列。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老板的错，而是现实的需要。任何人都要服从市场。所以你永远不可以为自己的职位是牢固的，无论你暂时看起来多么春风得意。别说是初入职场的人，就连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都时刻怀着危机感，他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的时间。真是居安思危的睿智之言。
只有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未雨绸缪，才能使自己最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才能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而不被淘汰。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谓的“讷于言”，就是慢言少言，所谓的“敏于行”，就是多做事快做事，简言之，就是少说话，多做事。爱说漂亮话的人能在人前博得一时的好感，可时间一长，大家就了解这个人的本来面目了。古代许多成就功业者，大多都是言讷行敏的典范，西汉名将霍去病就是其中的一员。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记载，霍去病“为人少言不泄”，但之于行，“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辅首虏十一万余级”。由此可见，霍去病，言讷行敏者也。《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后人。”说话，要经过深思熟虑，才不会流于胡言乱语招惹是非；做事，要说做便做，不拖泥带水，以养成雷厉风行之性。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做人若常喜欢津津乐道，传递小道消息，喜欢谈论东家长西家短，乐于神侃吹牛，都不是一种好现象，这种现象若不及早纠正革除，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坐着谈，不如起来行。
任何事情、任何目标、任何策略，嘴上说说，不可能解决，不可能实施，而是要靠自我的身体力行，去工作，去奋斗！嘴上的功夫千好百好，不如行动上来得实在。行敏，有利于言讷；言讷，可以促进行敏。任何只把事情挂在口头上而不落实到行动上的个体者，终将会一事无成。古有两名盗寇，身背金银珠宝，一水拦住逃路，两盗欲泅而渡之。泅渡前，老大对老二说：水流且急，游到水中，若是觉得力不从心，就丢掉一点背上的金银珠宝，继续向对岸游，再若感到体力不支，就继续再丢，保住自己的性命是最重要的！听完老大的话，老二点点头，表示明白。此时，身后的追者将至，老大老二两名盗寇纵身入水，向对岸泅渡，没多久，老二就觉得颇为吃力，于是就扔掉了一半背上背着的金银珠宝。到了水中央，老二仍感体力难支，因此，又把另一半也扔掉了！老二筋疲力尽地上了岸，回头一看，老大还在离岸很远的水中挣扎，眼看就要沉下去了！此时，老二大喊，让老大解掉背上的包袱，扔掉金银珠宝！老大听到老二的喊叫，也想解开背着的包袱，扔掉金银珠宝，可是，他已经没有解开包袱的力气，最终落了个葬身水底的结局。
在嘴头上，老大比老二说的有劲，而在行动上，却不如老二敏捷，因此，老二敏行而保住了性命，老大只在敏言，终于丧命。这虽然是一则盗寇的反面故事，但也能说明，善于言而不善于行，结果往往是天壤之别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一类人，是庸人，小人，这样的人让人鄙视。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做人就应该言出必行，行必有果，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要么不说，要么说了，就要守诺，就得让自己所说的话变成现实。言讷而行敏，少说话多做事，将自己慢慢培养成一个谨言慎语、在言语上颇有修养的人。懒惰、好逸恶劳乃是万恶之源，懒惰会吞噬一个人的心灵，就像灰尘可以使铁生锈一样，懒惰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之后，他有幸目睹了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亚历山大注意到，波斯人的生活十分腐朽，他们厌恶辛苦的劳动，却只想舒适地享受一切。亚历山大不禁感慨道：没有什么东西比懒惰和贪图享受更容易使一个民族奴颜婢膝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辛勤劳动的人们更高尚的了。有一位外国人周游世界各地，见识十分广泛。
他对生活在不同地位、不同国家的人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当有人问他不同民族的最大的共同性是什么，或者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时，这位外国人回答道：“好逸恶劳乃是人类最大的特点。”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而言，懒惰都是一种堕落的、具有毁灭性的东西。懒惰、懈怠从来没有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好名声，也永远不会留下好名声。懒惰是一种精神腐蚀剂，因为懒惰，人们不愿意爬过一个小山岗；因为懒惰，人们不愿意去战胜那些完全可以战胜的困难。因此，那些生性懒惰的人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成功者，他们永远是失败者，成功只会垂青那些辛勤劳动的人们。懒惰是一种恶劣而卑鄙的精神重负，人们一旦背上了懒惰这个包袱，就只会整天怨天尤人，精神沮丧、无所事事，这种人完全是一个对社会无用之人。有些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无论干什么都舍不得花力气、下功夫，但这种人的脑瓜子可不懒，他们总想不劳而获，总想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他们的脑子一刻也没有停止思维活动，他们一天到晚都在盘算着去掠夺本属于他人的东西。
正如肥沃的稻田不生长稻子就必然长满茂盛的杂草一样，那些好逸恶劳者的脑子里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杂草”。懒惰这个恶魔总是在黑夜中出现，它直视那些头脑中长满了这些“思想杂草”的懦夫，并时时折磨他们、戏弄他们。那些游手好闲、不肯吃苦耐劳的人总是有各种漂亮的借口，他们不愿意好好地工作、劳动，却常常会想出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解。确实，一心想拥有某种东西，却害怕或不愿意付出相应的劳动，这是懦夫的表现。无论多么美好的东西，人们只有付出相应的劳动和汗水，才能懂得这美好的东西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才能愈加珍惜它。即使是一份悠闲，如果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这份悠闲也就并不甜美。不是用自己劳动和汗水换来的东西，你就不配享用它。人都有惰性。躲在阳光下，暖洋洋地不想起来；坐在树阴下聊天不愿工作或沉迷于娱乐厅中流连忘返，致使好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也使好多本应成功的人平平淡淡。其罪恶之首，就是懒惰。懒惰是一种习惯，是人们长期养成的一种恶习。这种恶习只有一种成果，那就是使人躺在原地而不是奋勇前进。因此，要想具有一定成就就要改掉这种恶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