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一
清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十九日，朝廷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也就是代理两江总督（同时按惯例“加兵部尚书衔”）。六月二十四日实授（又加“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半年之后的咸丰十年十月，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要求他不要为“黄金堂”（也就是他自己这一支）“买田起屋”：“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黄金堂买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特此预告贤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
为了使曾国潢切遵此谕，他的话说得坚决彻底：“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湘乡家中没有增田置产，江南营中，曾国藩的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经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赵烈文的日记中说：“涤师来久谈，谈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去。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
这并非仅因战时物质条件艰苦，战争结束重现升平后，赵烈文日记中两江总督曾国藩每日的饮食也仍然十分简单。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正好曾国藩的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颔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
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寒俭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甚至连火腿都没有。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这一情景在另一位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条中得到了印证。他记载了曾国藩内室的情形：“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二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
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这五十五亩田生活。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甚至挣扎在拮据的边缘。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曾国藩给夫人的零用钱很少。方宗诚记载，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经回忆说：“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环。
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在安庆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馀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既少月费，又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生：“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历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渍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三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的。他升任两江总督时，对此事甚为关切。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五日起程后，曾国藩在长江上走了十二天水路。五月二十六日，因为第二天要改为陆行，势必开始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这约法三章中第二条专讲如何处理礼品：
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是下属主动的投赠之情，渐而有的官员就要笑索授意下属送礼，甚至渐而诛求逼勒，以至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这里的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即茶叶、小菜、至亲密友赠送微物，除非禀明我本人，经再三斟酌者，概不许收。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由这约法三章，我们可以推测，曾国藩就任之初，没有收取地方官员的“见面礼”。这就相当于放弃了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
不过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合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委实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曾国藩移行辕于安庆，并把家眷接到了这里。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他就借居在太平天国“英王府”中。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按官场惯例，首府有为督抚办治家居的任务。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虽然这是官场惯例，曾国藩却不打算照行。但东西已经送来，曾国藩又不忍违了下属一片体贴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顷接手书，复承惠贶多珍，锡比百朋，情殷千尺，至以为感。惟各物嫌于过费，万不敢当。谨领草席七种，取藉茅无咎，连茹汇征之象，且祝灾区遗黎咸登衽席，颂使君生成之绩也。馀件奉璧，即希查收。”
之所以收草席，是因为《易经》云：“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藉茅无咎，连茹汇征，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起一根，则会牵引起其他。象征事物相互牵引，皆向于吉，以此借喻在唐的治理下，灾区黎民脱离苦海，“咸登衽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于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对于至亲至近之人，在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可能网开一面。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她的回忆录中说，黄翼升曾经送给曾国藩夫人一双翡翠钏，一粒大珍珠。后来又送过一架纺绸帐。送此“厚礼”事出有因，因为黄翼升的夫人要拜欧阳夫人为义母：“文正在署中无敢以苞苴进者，故太夫人无珍玩之饰。余所忆者，为黄提督翼升之夫人坚欲奉太夫人为义母，献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某年太夫人生辰，又献纺绸帐一铺。此帐吾母留作余嫁奁之用，余至今用之未坏也。”
有时候，属下送给他礼品是他所喜欢的书籍等，他就会收下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元和郡县志》，他也回了一部《通鉴》。
拒收礼物形成习惯后，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看到曾国藩每天吃的菜很清淡，因此问他，你不怎么吃鸡鸭，那么吃火腿吗？曾国藩回答：“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赵烈文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国藩也开玩笑说：君他日撰吾墓志铭皆作料也。二人相笑而罢。
四
不过，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后来也就越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馀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京官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袆）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