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这个汉语中的会意字，由“人”和“言”两个偏旁构成，人言为信，字面上就看得出含义。“信”，列为中国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末。按照那些中国通的观点，大量证据表明，信，事实上在天朝帝国，可能也是处于最末一位的德行。许多中国通，都会同意基德教授的看法，在谈了“信”这个中国人的观念之后，他接着说道：“但是，要是选择此种美德作为一种民族特性，不仅是为了在现实中轻蔑它，而且也为了与实际的处世方式形成一种鲜明对比，那么，就没有比‘信’更合适的了。中国人在公开或私下场合的行动，与“信”如此背道而驰，因而他们的敌人会抓住这一点，来讽刺他们的言行不一。虚伪做作、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和奴颜婢膝，才是他们的民族特性。”等我们细心研究之后，就能更好地判断这些看法有多少为中国人的生活事实所证实。
“目前的中国人，同他们的古人没有多大的区别。”我们相信这是一种合理的说法，而且我们相信一些优秀的学者也会赞同。无疑，中国人信的内涵，与西方各民族诚信——那才应该称为信——的标准有很大区别。一个细读中国经典的明眼人，会在字里行间，读出许多模糊的暗示、闪烁其辞以及假话。他还会发现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坦率，浓缩成一句颇有深意的话：“直而无礼则绞。”《论语》中有件孔子与孺悲的一个故事，对西方人而言意味深长，而儒学家却完全不解其中味。以下这段文字，摘自《论语》：“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之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的目的是避免不愉快，孺悲不是孔子想见的那种人，因而孔子采用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做法。
孟子也仿效了孔子的这种做法。作为一个诸侯国的客人，他被邀请去上朝，但孟子希望得到国王先来拜访他的荣耀，便称病不去，为了表明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他第二天就出门拜访别人了。陪伴孟子的那位官员，夜里，同孟子长谈了这种处理方式的可取之处，但他们之间的讨论只涉及礼节问题，根本没有涉及为方便而说假话这样做是否道德。没有明显的根据可去猜测其中任何一位当事人曾经想到过是否合乎道德这一点，而现代的儒学先生在给学生解释这段文字时，也没有多多思索。
无疑，中国古人在保存历史记载方面，要比同时代其他国家先进得多。他们的史书，不管有多么乏味饶舌，但肯定什么都说到。许多西方作家，好像对中国的史书极为欣赏，对书中的叙述绝对相信。下面一段文字摘自维也纳大学讲师辛格博士的一篇文章，其译文刊登在1888年7月的《中国评论》：“科学的考据，早就承认中国古典文献是可信的，而且可信度愈来愈得到证实。比如李希霍芬，这位刚对中国进行过全面考察的学者，在谈论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具有令人惊讶的矛盾成分时认为：中国人记录历史事件时严格求实，若涉及到统计数字，其追求真知的精神更为认真，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他们通常在交际和外交谈判时满是谎言和伪装，这是一致公认的。”我们必须切记：历史的精确性，可以通过两条完全不同的线索来体现：一是按照时间顺序有侧重地讲述事件，二是通过对人物和动机的分析来解释事件。那些广泛地考察过中国历史的人说，用前一种写法，中国的这些史书无疑都是关于发生在写作之前的事情，而用后一种写法看，这些史书则绝无半点合乎辛格博士所说的严谨。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东西，我们不乱发议论，只是提醒人们，一个沉迷于撒谎的民族，与此同时，却能塑造一代代尊重真相的史官。这样的现象要是不是史无前例，也算举世无双了。同样的爱恨情仇，曾使许多国家历史受到歪曲，难道中国就会例外吗？同样的原因，难道就不会作用于中国，如同作用于人世的其他地方吗？
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不尊重史实，这不仅仅是儒家教义的缺陷，孔子本人的做法也是如此。理雅各博士对“以一眚掩大德”很不赞同，但他很重视孔子作《春秋》的取材方式。《春秋》记载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是在孔子逝世前两年编成的。下面一段话摘自理雅各博士的儒学演讲，后来发表于他《中国的宗教》一书：“孟子把《春秋》视为孔子最伟大的成就，并说它的出现，‘乱臣贼子惧’。孔子本人也有相似的看法，说有人会因此了解他，也有人会因此怪罪他。当因为《春秋》而受到怪罪时，他是否心中不安呢？事实上，这部编年史很简略，不仅如此，还词义隐晦，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公羊为此书作增补并评论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种‘讳’包含了三个英文词的涵义——忽视、隐藏和误传。我们该对此说些什么呢？……我经常希望自己能够否定《春秋》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一举解决我们的疑惑；但孔子笔下的证据与他自己的生活紧密地连在一起。要是一个外国学生采用极端方法，使自己看到这个哲学家的真实品格，那么，中国的统治者和多数学者就不会对他同情，也不会怜悯他的内心苦恼。真实，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条原则；但《春秋》还是隐匿了真相，使他的国人在这个帝国或诸圣名誉有可能受损时，隐匿真相。”
我们刚才看到，那些声称中国人的历史真实可信的人，随时准备承认：在中国，真实仅限于史书。当然无法证明每一个中国人都说谎，即使有可能我们也不准备那样做。中国人自己所说的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经常听他们谈论自己的民族，如同南海岛屿上的首领说他的部落那样：“我们张嘴就撒谎。”但在我们看来，中国人好像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为撒谎而撒谎，而是因为不说谎，就得不到某种利益。“他们不说真话，”贝德禄先生说，“同样也不相信真话。”笔者有一位朋友，曾有一次接待了一个中国青年的来访，他学过英语，希望在他的英文词库中增加一句“你撒谎”。我的这位朋友把这句话告诉了小青年，并告诫他不要去对外国人讲这句话，否则准要挨揍。小青年对这个提醒，感到不可思议，表示天真的惊奇，因为在他心目中，这句话与“你在逗我玩”的意思一样，无伤大雅。柯克先生（1857年伦敦《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在谈到西方人最恼火被称为说谎者时评论道：“但要是你这样去说一个中国佬，他完全不会为此发火，不会感到有失体面。他不会否认这个真相。他的回答是：‘我可不敢对您说谎。’对一个中国佬说‘你尽撒谎，现在就在说假话’，如同对一个英国人说‘你总是讲俏皮话，我相信你现在脑袋里就有好几条烂透了的俏皮话’。”
中国人的日常谈话，尽管说不上全假，但真相不太容易知晓。真相在中国是最难了解的。大家永远不能肯定对方是否把整件事情都说出来了。即使有人向你求助，比如，打官司，希望交给你全权处理，事后，你还是很可能发现有几件要事没告诉你，这显然是出于通常的隐瞒天性，而不是出于恶意的虚伪，因为他本人才是隐瞒真相的唯一受害者。全部事情只有等事后才能搞清楚，不管你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每次都如此。一个中国通，不会因为自己听说了全部事情，就认为自己清楚了一切，而是要把所说的每个细节同其他事情联系起来，最后叫上几个信得过的中国人，一起斟酌一番，来确定这些真假混杂的事情中哪些可能是真相。
欠缺诚信，再结合我们已讨论过的猜忌，就足以解释为何中国人常常交谈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点实质性内容。就外国人之所见，中国人很多不可理解之处都是由于他们不真诚。我们无法肯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总是感到背后还有东西。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中国人来找你，并向你神秘地耳语一番，说的是另一位你感兴趣的中国人的事时，你往往会心中一震。你无法断定他是否在讲真话，还是在背后使坏。人们无法担保，中国人的最终结论，就是最后一个结论。这个很容易说清的命题，对商人、旅行者和外交人员而言，它概括了各种烦恼的最初缘由。
任何事情的真正原因，人们差不多不指望知道，即使真的听说了，也无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一样没受过（高等文明的）教育，但有一种墨鱼本能，一旦被追逼，就喷出一大股墨汁，自己则安然隐入其中。要是有人在旅途中把你拦住，让你捐点钱给那些贫穷但又渴望新世界的朋友作旅费，你捐钱时，你的随从不会说“你的钱自己管吧”，而是“天真和善地一笑”，告诉你，你的钱只够你自己花。你捐钱的快乐就没了。我们很少看到一个中国的看门人，会像外国人教导他的那样，去对门口的一群中国人说“闲人免进”，而是端坐着，一言不发，他们肯定不敢进来，因为大看门狗正虎视眈眈。
守约的中国人很少。这与他们本性好误解和忽视时间有关。但不管失约的真正原因为何，人们会看到花样百出的借口。一般中国人总是这样：有人怪他失约，他答复说没关系，下次再补上。假如指责他的一个过错，他保证一定改的话将顺口而出。他全然承认这个过失——事实上承认得太彻底了，你就别指望真的改正了。
雇请一位中国教师来品评中国箴言，他写下古人格言后，作的注释大意是人们无法永远断然拒绝他人的请求，相反，应该表面接受，尽管你根本不准备那样做。“拖延，拖延，再拖延，这样，”他写道，“你总算慰藉了他的一颗心！”据我们所知，这是公认的“显规则”，有债要还的中国人通常都照此办理。谁也不会指望一讨债就拿到钱，但他不会失望，因为他会被很肯定地告知，下次就还了。等一些时，还有下一次。
中国人对孩子，最能体现他们虚伪的本性。他们教孩子说假做假，而大人、孩子却都不羞愧。在孩子还不会说话时，在孩子刚有点听懂话时，就被告知，要听大人的话，要不藏在大人袖笼的一个恐怖的东西就会把他抓去。而外国人经常被说成是无名妖怪，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解释他们何以把坏事都归咎到我们头上。这些孩子受过模糊的恐吓，长大后，明白其实并不危险，只是感到滑稽时，他们如何不会在大街上叫嚷要赶走我们呢？
马车夫拉着外国乘客，车后跟着不少顽皮的孩子在边追边叫，马车夫被惹恼了，大叫要抓几个孩子绑起来带走。船夫碰到这种情况，就大骂道，洒点开水在他们头上，就老实了。“我打死你”、“我杀你”这种表达，在稍微懂事的中国孩子看来，那就是“别那样做”的意思。
谁想成为一个“很懂礼貌”的人，懂得汉语中一系列词汇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些词语中，凡是表示说话者自己的，都很低贱；而凡是指对方的，都很高贵。“很懂礼貌”的中国人，要是不得不谈及自己妻子时，就称她为“拙荆”，或者另外几个类似的文雅的谦称。而那些粗蠢的乡下人，也掌握了礼的本质，尽管不懂这些文雅的说法，却或许会称与自己亲密的伴侣为“臭婆娘”。中国有一个笑话，体现了中国礼的特色：一个客人身穿一套最好的礼服，坐在客厅等待主人。房梁上有一只乱跑的老鼠，把鼻子伸进一只放在房梁上的油罐里，油罐是为了安全原因放在那里的，客人突然起身，把它吓得逃命，但带翻了油罐，刚好砸在客人身上，弄得礼服上满是油污。正当他气得脸色发紫时，主人进来了。他们马上进行一番得体的寒暄，面对主人古怪的眼神，客人摇头晃脑，吟诗道：“鄙人进贵厅，坐于贵梁下，无意惊尊鼠，带翻尊油罐，跌落寒衣上。鄙人之贱相，还望您海涵。”
不用说，没一个外国人能按中国特色招待中国人。请客时，要一次次地对宴席上的中国人鞠躬，和气地招呼“请诸位入席”，或把一杯茶举到唇边，在面前划个半圆，隆重向大家说“请用茶”。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有在各种适当的场合高呼“磕头，磕头”，意思是“我能，可以，必须，可能，也许，或许，或者应该（视情况选择一种）向您跪拜”；或者，有时还得加上一句“我该打，我该死”，意思是我礼节不周到；或者，骑马骑到一半，碰到一个熟人，便建议他“我下来，您来骑”，不管走的方向是否南辕北辙，也不管是否合乎实际。而最粗蠢的中国人，也会经常用这种深情发出这种邀请。我们曾说过，这样的深情让最冷漠的西方人都不得不开口赞赏，不由得对能如此待人的中国人表示敬意。这种礼仪的尊重，随处可见，它是个人对全社会的义务，人与人的摩擦可能因此减少，拒绝义务的人，会受到真假不明的惩罚。因为这种惩罚是包在里面。所以，要是一个车夫忘记把辫子从头上拿下来，就下车问路，被问者就很可能故意给他指一条错路，还要在背后骂他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