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蓝玉平叛胜利，于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班师回朝时，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说他与景川侯曹震等企图趁朱元璋出宫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其家人也全部被杀。当时受株连被杀的，列入《逆臣录》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两伯，25000人。为什么蓝玉在刚刚取得平叛胜利时，却因谋反获罪，在入狱第二天就被处死，并且株连如此多的人？这些都成为疑点，而且都与前不久刚刚发生的胡惟庸案极为相似，以至于后人常常把他们并称为胡蓝之狱。
明朝的江山稳固后，朱元璋就视那些功臣为眼中刺，唯恐其威胁到皇权，于是大肆杀戮功臣。胡惟庸案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然而皇权与将权的矛盾又突显出来。蓝玉与太子关系颇为密切，且从政多年的皇太子完全有能力驾驭蓝玉。蓝玉虽恃功骄纵，却仍要受藩王节制，不能自专。退而言之，即或蓝玉欲造反，太子凭藉诸王之势亦足以制衡蓝玉。因此明太祖对蓝玉等功臣则主要以《铁榜》和敕谕的方式加以警告，如先后颁赐了《武臣大诰》、《武臣敕谕》、《武士训戒录》等，期望他们能洗心革面，将来更好地效命于皇太子。不料太子却英年早逝，太祖企图通过太子控制蓝玉的愿望化为泡影。倘若太子不早逝，蓝玉也不至于被杀戮，然太子一死，太祖惟恐太孙日后难以驾驭文武臣僚，为皇权计，在燕王的挑唆之下，决定铲除一些骄横的功臣宿将，蓝玉于是首当其冲。
明太祖至此还不罢休。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功高盖世，为朱元璋册封的九个公爵之一。然而就在蓝玉党案过后第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赐死。宋国公冯胜，在自家府第外筑稻场，把缸埋在下面，在缸上设板，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仇人状告冯胜，家居不轨，私藏兵器，意图谋变。朱元璋召他入朝，赐以酒食，说是决不轻信别人的谣言。冯胜喜不自禁，谁知刚刚回到家里，即毒发而死。定远侯王弼，居家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无常，我辈恐怕很难活下去了！”此话一出，就被特务告密，立即赐死。至此，开国功臣已所剩无几，即便有几个，也早已远离朝廷，不涉政事了。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6人得以保全，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人都死在胡、蓝党狱之前。沐英因镇守云南，得以偏安无事。汤和则因早早解甲归田，绝口不谈政事，才得以寿终正寝。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精心策划了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把开国元勋一网打尽，并且为了显示杀戮的正确，把被杀的人一律扣上“胡党”、“蓝党”的帽子。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把开国功臣杀得如此彻底的，确实应数有明一代。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闻到，权力的“棘杖”又何曾一时光滑可手过呢？正可谓“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链接：内阁首辅
明朝的首辅上是指首席内阁大学士，名义上相当于宰相之职，但无宰相之权。此官职设置于建文四年（1402年）八月。明中期后，大学士又成实际宰相，称之为“辅臣”，称首席大学士为“首辅”，或称“首揆”、“元辅”。嘉靖、隆庆和万历初期，首辅、次辅界限严格，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权力最大，内阁中亦争夺剧烈，次辅不敢与较。清代领班军机大臣之权极重，亦称为首辅。
四、靖难之役
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十一年（1378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
建文帝朱允炆为明朝的第二代皇帝——明惠帝，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建文为他的年号。朱元璋之后的皇位理应由朱允炆的父亲朱标继承，朱标作为皇长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可惜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便把长孙朱允炆立为皇储。朱元璋病逝后，朱允炆即位，此时的他已21岁，正是英姿勃发的时候。建文帝本性慈善，崇尚文治，向往儒家的仁政。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大明律》中还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而武将得封公侯者甚多，称王者也不少。在这种局面下，文官在朝政中的地位也可想而知了。建文帝即位后，一改尚武的风气，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同时，大开科举考试，并屡次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以官职。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都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当然建文帝的温文尔雅，也使得他显得书生气过重，缺少祖父与叔父们雄才大略的草莽习气。朱元璋在世时，就曾对这位过于柔弱的孙子担忧过，生怕那些开国元勋尾大不掉，因而晚年屡兴大狱，大杀功臣，为其拔除棘刺。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朱家天下，还把他的23个儿子都封王建藩，作为维护皇权的屏障。太祖一心想的是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从未料到，在他去世后，起兵的恰恰就是这些藩王。这种做法，同样出身卑微的汉高祖刘邦也采用过，建立汉朝后，曾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刘家天下的屏障。结果适得其反，那些同姓诸侯王野心勃勃，与中央分庭抗礼。汉景帝接受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结果却招致藩王的反叛，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建文帝即位后，那些藩王们个个拥有重兵，位高权重，根本不把这个年轻的侄皇帝放在眼里。建文帝时时感受到藩王的威胁，不得不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计议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大臣们却各有主张。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将其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代王、岷王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可惜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
燕王朱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率先发难，并援引“祖训”，如遇奸臣擅权，藩王可以移文中央声讨，索取奸臣，并发兵“清君侧”。于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北京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借口“清君侧”——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矛头却直指建文帝。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燕军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与曹国公李景隆开金川门迎降，南京城破。建文帝的失败，无疑与他削藩策略的失误有着直接关系。他虽然一直视燕王朱棣为心腹大患，但却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
朱棣入京后，立即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并清宫三日，诛杀无数。追随建文帝的忠臣及其家属共一万多人被虐杀，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当时，南京城破，宫中失火，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也就格外引人好奇。与此同时，燕王朱棣为了摆脱篡位的嫌疑，必须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朱棣即位以后，就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把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接下来为永乐元年（1403年），表示他不是继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继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在官方实录的编纂上也如此，《明太祖实录》接下来就是《明太宗实录》，中间少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一朝的历史在明代官方历史记载中隐去不谈。并且在明永乐朝官方文献中，建文帝这位宽厚仁慈的帝王，被描述成一个数典忘祖、荒淫昏聩的人，不但曾亲手焚毁朱元璋及马皇后的遗像，拆毁后宫，大兴土木，还经常服食春药，药发后身边数名妇人都不足用，形象极为不堪。成祖朱棣如此歪曲事实，无非是为自己“靖难”夺位寻找合法理由而已。
链接：《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全书目录60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约3.7亿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大典》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800卷。
五、郑和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洪武四年（1371年）出身于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等率三十万大军征讨云南。在战乱中，年仅十一岁的郑和被明军掳获阉割，在军中做“秀童”。云南平定之后，郑和随军调往北方，先后转战于蒙古和辽东等地。郑和因“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被选送到北京燕王朱棣的府邸服役，深得燕王的喜爱。在“靖难之役”中，郑和跟随燕王朱棣南征北战，建立了不少战功。朱棣登上皇位后对郑和更加信任。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为表彰郑和的功绩，亲笔写了一个“郑”字，赐他为姓，从此更名郑和，史称“三宝太监”。永乐三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西洋，揭开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序幕。
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凭借强大的国力、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舰船、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专家，率领着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和东非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航程10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岸，比欧洲航海家远洋航行还早半个世纪。航行中“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场面十分壮观。船队规模之大，航行之远，持续岁月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
第一次：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1405—1407年）。郑和为主使，王景弘为副使。随郑和出使西洋的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000多人。郑和的船队，性能、装备及规模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有“宝船”62艘，加辅助船共200余艘。宝船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仅舵就重4000多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航行路线为：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出发，经福建——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罗（今泰国）——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第二次：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1407—1409年）。在郑和刚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郑和还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做永久纪念。
第三次：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1409—1411年）。此次仍由刘家港起航，至福建开洋。经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再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到达孟加拉湾。这次途中曾遇险，锡兰国王亚烈苦奈儿发兵妄图劫持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掉他们，成祖宽大为怀，把他们遣放回国。海外闻之，无不感服。
第四次：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1413—1415年）。1413年底季风一到，船队起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腊出航，扇形向西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剌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自到西安大清真寺聘请懂回文的哈三担任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
第五次：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1417—1419年）。此次航行到了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都遣使朝贡。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1421—1422年）。郑和此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返国。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由于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队而行。主力舰队仍到波斯湾各港，分舰队则周游了东非各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