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1431—1433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去世，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属劳民伤财之举，决定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但是一年不到，仁宗病逝，宣宗朱瞻基继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会，一统山河日月明”的盛况，又派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再次下西洋，27000余人分乘61艘船只从南京起航出发，航行远达红海。作为伊斯兰教徒，郑和到了天方——即伊斯兰圣地麦加。郑和在返航途中辞世于印度古里，终年62岁。由于当时天气酷热，一直负责航海事务的正使太监王景弘只好将郑和遗体埋葬在爪哇岛，把郑和的发辫装在郑和的靴子里带回国内，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一说郑和于宣德八年七月初六回到南京，第二年病逝，终年64岁，埋葬在南京南面的牛首山）。
郑和航海图
郑和所率船队满载瓷器、茶叶、铁器、农具、纻丝、丝绸、金银等，换取亚、非各国的象牙、香料、宝石等奇珍，因此称为“宝船”。郑和每到一国，就给其国王赠送中国礼物，表明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同时与各国商民和平交易，受到各国的盛情接待，至今一些国家仍保留着郑和航海时的古迹。跟随郑和下西洋的使者费信著《星槎胜览》、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至各国的概况，如生活习惯、风俗礼仪和社会生产等，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材料。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当时许多国家派遣使节入明进行朝贡和贸易。永乐六年（1408年），勃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与王后远道来南京朝贡，成祖宴于奉天门。这年王卒，成祖谥号“恭顺”，礼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冈。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人来朝，受到明成祖隆重接待。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国东王、西王和峒王率家眷官员来访，规模空前。辞归经过山东德州时，东王不幸染病身亡，成祖命有司厚葬，并勒碑墓道。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等16国使臣来南京贡方物，一次就达1200多人。远在东非的木骨都束和卜剌哇，在永乐十四年至二十一年期间（1416—1423年），曾四次派遣使节来明朝贡。
郑和七下西洋，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从古里（在今印度西南沿海科泽科德一带）沿东海岸到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并向南航行到莫桑比克港、索法拉港，还进入南非风暴区，共开辟了42条航线。所以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南非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诉他早在几十年前，中国人郑和就曾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古里。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在世界航海史上都属于奇迹。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挥霍民生财富，在政治上挥霍天朝理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理想，建立在“王者无外”，“天子以四海为家”的原则上，实现于具体的礼教体系中。礼制天下，反对强权压制，主张自然向化，“不取人，不往教”，“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不仅“礼尚往来”，而且“厚往薄来”。“殊方殊域”之邦、“鸟言侏禽”之民闻风向化，浮海来朝，宗主华夏，永远只是帝王的一个政治理想。郑和故去后，宣德帝诏令“下西洋诸番海船悉令停止”。明清两代王朝实行了长达400年闭关锁国政策，领先世界的航海技术、强大的远洋舰队瞬间瓦解，给西方带来工业文明的航海活动却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革命性动力，郑和也最终被历史定位为访问者、航海家以及和平使者。
链接：郑和宝船
郑和宝船是郑和船队中最大的海船，是郑和船队中的主体，也是郑和率领的海上特混舰队的旗舰，它在郑和船队中的地位相当于现代海军中的旗舰、主力舰。另有一种说法，郑和宝船是郑和下西洋船队中海船的总称。郑和宝船的桅帆总体设计上采用纵帆型布局、硬帆式结构，帆篷面上带着撑条相当于筋的加固作用。二千料船的远洋船型上采取“底尖上阔”的结构，船头昂船尾高。船体结构上设了多道横舱壁，把一整个舱按功能分割成多个小舱，多的二十八舱，少的也有二十三舱，这不仅有加强结构和分舱水密抗沉的作用，使船舶有可能向大型化发展，而且还有利于分割舱段分类载货，满足不同功能的使用要求。
六、锦衣卫与东西厂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微的皇帝，只有“庶民皇帝”刘邦可以与他相比拟，不过刘邦还是亭长出身，而朱元璋则一贫如洗，由一个游方僧登上皇帝之位。正是基于此，他的权力欲望更为强烈，主张以猛治国，推行严刑峻法，所谓“以重典驭臣下”。为了强化皇权，他还专门发明了锦衣卫。
明初的军队编制不同于前朝，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5600人为一个卫，下辖若干个所，1120人为一个千户所，112人为一个百户所。卫的长官是指挥使（正三品），所的长官是千户（正五品）、百户（正六品）。在诸多“卫”中，有号称“上二十二卫”的亲军，它的职掌与其他各卫不同，地位很高，其中的锦衣卫地位更高。锦衣卫出现以前有“仪銮司”、“亲军都尉府”。洪武十五年（1382年），废除仪銮司、亲军都尉府，建立锦衣卫。它的职掌与其他卫有所不同，简单说来就是两大任务：一是“直驾侍卫”，一是“巡查缉捕”。“直驾侍卫”，就是承担皇帝与皇宫的警卫保驾任务，这是它的日常勤务。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每逢圣节（皇帝诞辰）、正旦（正月初一）、冬至，举行的三大朝会，以及每天的常朝（皇帝上朝与官员议政），还有举行祭祀等仪式，皇帝的出入，都有锦衣卫官兵扈从、侍卫。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就是“缉捕京城内外盗贼”。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洪武十五年添设，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成化元年（1465年），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不必关白本卫。北司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非，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当时令人噤若寒蝉的“胡惟庸党案”、“李善长党案”、“蓝玉党案”，先后杀戮四万多人，就是锦衣卫一手操办的。后来这位太祖高皇帝大概意识到，“法外用刑”并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下令撤销镇抚司诏狱，烧毁刑具，囚犯移送刑部处理。
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取代建文帝，登上皇位。由于名不正言不顺，遭到建文旧臣的强烈反对。为了肃清政敌，钳制舆论，他恢复了镇抚司诏狱。永乐初年，再度重现洪武年间的恐怖气氛，由“诛九族”发展到“诛十族”，受株连而处死的不仅有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外加朋友门生一族。还出现了“瓜蔓抄”，把案犯家乡的村庄化作废墟，无一人得以幸免。这些都是锦衣卫的杰作。迁都北京以后，朱棣另外建立一个由亲信太监掌控的东厂，目的是“刺臣民隐事”，并且负有监督锦衣卫的使命。西厂则是明宪宗的发明，此外，明武宗还发明了凌驾于东厂西厂之上的内厂（内行厂）。不过西厂、内厂（内行厂）存在的时间很短，东厂、锦衣卫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它们互相配合，二位一体，当时人称为“厂卫”，开创了中国厂卫制度的先河。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以及对官吏清廉的严酷要求，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查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适逢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作为其打异己以及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逮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关于锦衣卫或者厂卫的斑斑劣迹，可以说贯穿于整个明朝，而且愈演愈烈。到了熹宗天启年间，厂卫横行达到巅峰，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利用明熹宗朱由校的昏庸，专权乱政。他手下的十员干将，号称“五虎”、“五彪”；所谓“五虎”，是中央政府的文职高官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所谓“五彪”，是具有军职的高官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充当魏忠贤的打手与屠夫。魏忠贤为了镇压“东林党人”，屡兴大狱，如“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当时人描写的镇抚司诏狱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进入诏狱，首先就是“拷问”，分三个档次：轻的叫做“打着问”，重的叫做“好生打着问”，更重的叫做“好生着实打着问”。接下来是用酷刑逼取口供，每次用刑“一套”，包括十八种，如械、镣、棍、拶（夹手指）、夹棍等。明末文人黄煜写了一本《碧血录》，逐日记录“六君子”入狱后，遭受严刑拷打的惨状：入狱当天，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下，夹棍五十下。提出审讯时，由两名狱卒挟持左右，佝偻而行，“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用“全刑”，杨涟“大号而无声”，左光斗“声呦呦如小儿”。左光斗的门生史可法化装潜入狱中探望，左光斗已经面目焦烂，难以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全部断裂。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的尸体，用被褥、苇席包裹，从诏狱后门拖出，尸体腐烂，“臭遍街衢，尸虫沾沾坠地”。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后，严惩魏忠贤及其阉党，魏忠贤畏罪自缢，他的爪牙田尔耕、许显纯等也被押上断头台。
在厂卫横行的明朝，其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以致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链接：魏忠贤
明末宦官，明熹宗即位后，开始平步青云，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昏暗的宦官专权的序幕，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的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谀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他自称九千岁，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明崇祯继位后，打击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自缢而亡，其余党亦被彻底肃清。
七、土木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的也先兵分四路向明朝发起了进攻，边关警报连连，此时的明英宗朱祁镇年少气盛，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想仿效曾祖父明成祖朱棣扫荡漠北的先例，决定率兵亲征。当时朝廷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兵部尚书邝野、兵部侍郎于谦等极力劝谏，“六师不宜轻出”。七月十五日，英宗不顾群臣的苦苦劝谏，命他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于谦主持兵部，自己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的50万大军以及朝中大臣仓促出征了。本来英宗从未亲征过，王振也没有亲临战场的经验，而且大军一上路，就碰上连天大雨，粮饷接济不足，军队士气异常低下。走到大同附近，看到被也先杀死的明军尸横遍野，英宗和王振都害怕动摇了，决定撤军。
链接：于谦
字廷益，号节庵，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汉族，明代名臣。十七岁时即写下明志诗《石灰吟》，永乐十九年考取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出按江西，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四年召为兵部左侍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决策守京师，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为明景泰帝。瓦剌兵逼京师，身自督战，击退之。论功加封少保，总督军务，终迫也先遣使议和，使太上皇得归。天顺元年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弘治谥肃愍，万历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王振是个极好虚荣的人，他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近，他希望借此机会衣锦还乡，炫耀一番，便下令要绕道蔚州撤退。连日行军，大军本来就困苦不堪，接到改道撤军的命令，更是人心惶惶，仓皇败退，沿路的庄稼被踏毁无数。王振见状，又怕背上骂名，遂建议按原路撤军。这样一折腾，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部队的辎重还没有到，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八月十三日，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二十里处），明军被也先的部队赶上包围。
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士兵连日饥渴，战斗力大为下降。十五日，也先假意议和，诈退，明军纷纷离营找水，一片混乱，也先乘机四面包抄，明朝50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都战死。王振被义愤填膺的将士樊忠杀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被俘后，也先势如破竹，朝野恐惧。侍讲徐珵说星象有变化，主张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动则国家大势尽去，宋朝南渡可以为鉴！主张南迁的，该杀。”在于谦的力阻下，郕王命太监金英宣谕：“死则君臣同死，有以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于是君臣上下，积极备战。在这种皇位虚悬、社稷不保的险恶形势下，急需另立新主，以尽快控制动荡局势，以防不测。皇太子年幼，无法担当此重任。按“兄终弟及”的承继原则，22岁的郕王朱祁钰成为最有资格的人选。郕王极力推辞，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次之”，九月初六日，郕王在群臣的拥戴下，正式登基，为景帝，改元景泰，这也是于谦后来遭到明英宗嫉恨的主要原因。
“土木之变”示意图
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士卒还不到10万，装备又不齐，人心惶惶，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被升为兵部尚书，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严阵以待，重新起用了石亨，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后，人心稍安。于谦主持军务以后，诸事井井有条，得到景帝充分信任，一切守战计划皆由他制定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