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即位时，藩镇割据现象已经很严重，对其用兵又导致了中央财政的困难。为了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德宗在宰相及财政专家杨炎的倡导下，推行了两税法。但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只不过是为了加强李氏家族的统治而已。
杨炎在代宗朝曾遭贬为道州司马，德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宰相，他在德宗的支持下，以天下为己任，施展其政治抱负，制订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了两税法。
唐·彩绘骑马带犬俑按照唐朝开国时的旧制，天下财赋都纳于国家的左藏库，而太府寺按照规定一年四季负责收支，其账簿由尚书省比部司负责按覆其出入之数。中央财政机构上下相辖，正常运转。但安史之乱后，不少有功的将领在京师毫无节制地求取钱帛封赏，相关管理官员不得不将天下租赋收入全部纳入大盈内库。大盈内库属于天子私房，这样一来，皇帝的开支就十分方便，大盈内库便成了国家财赋的储藏之所。但这样做，出现的问题也很严重：一是政府机构不知道财政开支的具体情况；二是中央不能对国家的财政开支统筹安排。此作法与德宗即位以后亟待集中国家财力物力进行整顿改革的需要不相适应。杨炎的两税法，以解决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为出发点，很适合德宗整改的需要，因此，德宗对他的做法给予了大力支持。
杨炎对税收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和分析，并利用早朝之际，向德宗和各位大臣陈述了“租庸调制”的种种弊端。大历十四年（779年）年末，德宗改“租庸调制”为“两税法”，并取消各种杂税。杨炎两税法的内容，一是明确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总额；二是扩大征税的对象，不论土著还是寄居的客户，均按照居住地登记户口，同时按照财产多寡确定户等，就连住所不固定的行商，也要在经营的所在州县纳三十之一税。这实际上把官僚士绅和富商等都变成了纳税户，从而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三是进一步健全了财税征收办法和纳税标准，废除了原来的租庸杂徭，除了保留丁额不废外，只按照人头税和财产税征收。夏税不超过六月，秋税不超过十一月，都要完纳。每年按照户口增减和税额轻重，由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进行考核；四是明确了两税作为国家正税的地位，规定在两税以外，不得巧立名目，另行征收，多加征一钱者就以枉法论处。
建中元年（780年），杨炎主持在全国施行两税法。他摒弃了唐代原来以人丁为征课标准的租庸调制，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少，按每户的贫富差别进行课征。这样一来，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不仅是唐朝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赋税制度改革，而且在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经济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中国财政史上是一个大突破。两税法大为简化了税制，便利了租税的征收，免去了税吏许多催索的苛扰。最先从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就是德宗，新税法实施的当年，国家掌握的人口不仅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其中增加的130多万户，都是原来不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客户”），并且赋税有了一千三百多万的收益，其中还不包括盐利，比“两税法”以前李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还要多出百万，国家的财政收入有了极大改善。“两税法”颁布当年，李唐王朝的全部财赋收入达到了三千余万贯，是开元天宝以来最好的一个年份。两税法不但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增加，而且减轻了人民负担。政府没有横征暴敛而增加了收入；百姓不用强迫就自动地向政府申报户口并承担赋税义务；以前贪污的官员不用再加以告诫，就能够有所收敛，正是新税法实施以后取得的明显效果。贫者少交，富者多交，自然也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因为“两税法”是以依贫富分等征税，所以遭到了地主贵族的激烈反对。并且，在两税法实行三十年后，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定额之外巧立名目，强行征收，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尽管如此，经过这次税法改革，李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财政实力得到加强，为德宗进一步推行新政提供了便利，也树立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