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孱弱的晚清，国穷兵弱，奴相毕露，诸事权宜妥协。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1898年英国占领威海卫……偌大之中华，从朝廷到百姓，都认为应当从教训中吸取经验，学习西洋先进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这就促进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寻找开辟挽救国运的道路。然而呼吁者众多，实干者甚少。
关键时刻，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个读书人站了出来。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这对师生率领1300名举子联名上书清光绪帝，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提出改革维新的救国方针。这次千人上书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提出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这次上书闹得沸沸扬扬，但没有实际效果，洋洋万言的“书”，也不知道被哪位官员当了手纸。1898年康有为再次上书，这次的“书”直接递到了光绪皇帝手上。皇帝于该年6月11日发布变法上谕，6月16日和7月3日分别召见了康有为和梁启超，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拉开大幕。
变法试行三个多月后遭慈禧镇压。皇帝被囚，六君子死于菜市口。康梁二人星夜逃往天津，秘密乘船流亡，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日本。中国大地一片死寂，人们处于思想上的窒息期，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国民的死亡心灵才被民主和自由唤醒。
国家风雨飘摇，青年李叔同感应着风云变幻，他的思想境界也随之发生变化，他期待着天降斯人力挽狂澜。康梁的横空出世，恰巧符合他的爱国意愿，他自然击掌叫好。李叔同或许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命运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改变，他对康梁的声援，确切地说，还是一种带有文人气息的理想主义。
李叔同刻下一枚图章，上写“南海康君（注：康有为原籍广东南海，又名康南海是吾师”。此七字表明李叔同的态度：支持康有为变法。
1897年至1898年夏，李叔同应天津县学考试，写过六篇时事评论文章。对于当时的时局变幻，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六篇文章是：《致知在格物论》《非静无以成学论》《论废八股兴学论》《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管仲晏子合论》。
其中《管仲晏子合论》最能道出李叔同内心暗藏的支持维新变法的潜流：
闲尝读史至齐威王宣王世。而地方三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邱山。三军之众，疾如锥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窃叹齐以弹丸之邑，何竟若是之繁盛乎！而不知溯其兴国者有管仲，溯其保国者有晏子。
不言而喻，齐国之所以强盛，既离不开圣明君主，也离不开能人志士的辅佐。能人者，管仲和晏子最负盛名。放眼当下，中国有几个管仲、晏子这样的人才，应能重振国威，告别屈辱。他说的不就是心中偶像康有为吗？如今维新失败，龙翔东瀛，鱼鳖横行，李叔同的心情很苦闷。
让李叔同苦闷的还有，才华横溢的他求学多年，竟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策论”试卷中流露出的新思潮和新语句，在阅卷考官看来，实属离经叛道。随便找个理由，就取消了其晋级资格。李叔同一生参加科举考试多次，均因各种原因名落孙山，无缘仕途。以他的才学，实在是耻辱，亦是遗憾。
前途一片暗淡，索性离开这片伤心的土地吧。又因那枚与康有为有关的图章外泄，被人疑为“康梁同党”，其母担心其惹上麻烦，便劝其外出避祸。伯父李世荣在上海开钱庄，因经商有术，积累万贯家财，正好投奔。李叔同在报考南洋公学时，曾在履历上如此填写家庭关系：本生祖李锐，祖父李锟，生父李世珍（李筱楼），伯父李世荣为父，并为承祧。伯父无儿无女，要李叔同前去承祧（过继为子嗣）。
1898年秋天，李叔同奉母携眷从天津塘沽启程，坐船到了上海。清末的黄浦江畔，书坊比邻，报馆林立，名仕云集。初露锋芒的李叔同，将在这片土地上开始另一种生活。而他依然还是位公子哥，依然难改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风气。李叔同的前半生，年轻人该犯的错，他都犯过，这是成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他的后半生，是在不断反思与改过中度过，那不是忏悔，而是另外一种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