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划，李叔同以《＜太平洋报＞破天荒最新式之广告》的通栏大标题，在《太平洋报》1921年4月1日创刊号，第一版的下方全文连续三天刊出，以此向社会各界宣布，此举为上海四十年来所未见，中国开辟以来四千余年所未见。广告语极具煽动性，这也符合青年李叔同与时俱进、大胆创新的精神气质。广告登出，立即轰动上海报界，也轰动全国各地的企业，纷纷前来洽谈广告业务。创刊当天，接到广告订单上百件，第一炮打响了。
1911年3月29日，李叔同以李岸之名，凭借总分第一的成绩（76分），毕业于上野东京美术学校，结束了为时六年的学业。4月，偕妻子福基自东京乘船先到上海，于海伦路泰安里租赁寓所，安置福基住下，李叔同独自回天津与亲人团聚。
重返家乡，李叔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曾住过的“意园”与洋书房精心布置一番。园内添置了竹盆、石榴树、水石盆景等。书房内添置了钢琴、中式家具，四周墙壁悬挂旅日所绘油画。还将福基做模特的裸体油画挂了出来，一时被亲友称为奇事。
这次回津，除了见到赵元礼、严范孙这些津门师友外，李叔同还在“意园”接待过“天涯五友”之一的袁希濂。袁希濂也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天津司法部门任职。两人回忆起“天涯五友”的聚合离散，不禁唏嘘感慨。许幻园仕途不顺，混得很惨，还需父母接济度日。蔡小香忙于悬壶济世，少有联系。张小楼去了扬州，联系甚少。回顾五人近十年的交往，两人数次哽咽。
不久，在天津初等工业学堂任校长的朋友周啸麟登门拜访，李叔同称周为“二哥”。交谈之中，周啸麟得知李叔同有意倡导工艺美术，并且提出独到见解：自汉唐以来，流派显著，图画原理于是清晰。只是秩序杂乱，教授缺少好方法，浅学之人，没有好方法深造。再加上其涉想的范围，拘泥于惯例，新的道理和高深的方法，都不特别留意，说起来叫人伤心。我航海到日本，转眼几个月，耳闻眼见，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图画，作为一件事物来说很简单，它的形状也很明确。全人类最复杂的思想感情，可以一看就知道。晚近以来，像书籍、报章等，没有不增添上图画，弥补文字语言之不足的。它能达到的效力，一般就是这样。
又说，这是图画的效力关系到智育的部分。如果阐发审美对于情操的作用，图画有最大的伟力。善于画图画的人其嗜好一定高尚，其品性一定高洁。凡是卑污丑陋的欲望，无不加以扫除和淘汰，所以把图画利用在宗教、教育、道德上，效果特别显著，这是图画的效力关系到德育的部分。又比如到户外写生，在郊野旅行，呼吸新鲜空气，饱览山水美景，运动肢体，放松精神，手眼并用，怎么想就怎么做，心旷神怡，这是图画的效力关系到体育的部分……
李叔同这番艺术见解，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周啸麟颇为赞同。当时周正想为学校聘请一位实用美术教员，眼前的李叔同正是合适的人选。周啸麟当场递上聘书，聘请李叔同到天津初等工业学堂担任工业图案课教师，李叔同欣然同意。
这年的10月10日，同盟会领导武昌起义成功。转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296年的清朝政府退出历史舞台，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军阀割据的民国乱世。
作为响应过新思潮的李叔同来说，这个消息让他热血沸腾，他期许的像“管仲晏子”的能人横空出世，开启了中国的新纪元。为此，李叔同难耐激动之情，写下一首激昂壮烈的词作，题为《满江红·民国肇造杂感》：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李叔同在词中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他的感情：昆仑山顶皎洁明月下，英雄豪杰高声呼喊。鞘中宝刀雪亮，有多少仇恨要报。英雄壮举使胆小的懦夫吓破胆，很短时间就使国民懂了民权的思想。这一生，不枉为男子汉，就要不怕牺牲，投入民国事业。古代荆轲、聂政那样的英雄壮士，那种英雄气概又在重现。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实现了建立民国的理想。从今以后，祖国的好山河将由英雄来建造。
为辛亥革命成功欢欣鼓舞的李叔同，还没有意识到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像一瓢从天而降的冷水，将他浇成了落汤鸡。第一个坏消息是，由清廷奏准创办的天津初等工业学堂宣布停办，他的第一份工作丢了。第二个坏消息是，天津各大钱庄利用国体变更，竞相宣告破产，用以侵吞客户存银。李家百万资产，经过两次“倒票”，化为乌有，他成了落魄子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叔同难以接受，但除了接受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眼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家人的生计问题。一个是天津的妻子儿女，一个是上海的日籍夫人，这对于李叔同这种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来说，真的很难。与二哥李文熙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但毕竟还是有正室与嫡庶之间那种微妙的隔阂，生母已经去世，李叔同似乎觉得，天津这个家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
就在李叔同举步维艰之际，收到沪上挚友杨白民寄来的邀请信，诚邀李叔同南下上海，任教城东女学。李叔同思前想后，终于做出决定——赴信允聘。李叔同的出发点是，很多人脉都在上海，有份工作可养家，还能摆脱待业的苦闷。最主要的是可以与日籍夫人相聚。
1912年春节前，李叔同独自离开天津，南下上海，会见故友杨白民。这一别直到他在泉州圆寂，33年间再也没有回过天津。李叔同出家后，有三次回津的机会，均未成行。第一次是1922年，弘一大师在温州庆福寺闭关治律，1月30日，原配夫人俞氏在天津家中病故。收到二哥李文熙的报丧信，弘一大师有返津之意，向寂山和尚请假说，现在变乱（注：奉系军阀在长辛店交战）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后因撰写律学著作迟迟未能动身启程。
第二次是1927年4月，弘一大师在杭州寂光寺闭关。巴黎考察回国的俗侄李圣章奉父李文熙之命，到杭州劝“三叔”还俗。弘一大师辞谢说，等我将来道业有成，或可回津与家人团聚。
第三次是1927年8月，弘一大师寓居杭州本来寺。恰逢二哥李文熙六十大寿，弘一大师给家中去信，表示有意回津祝寿。李文熙获信后大喜，让儿子为三叔凑路费，寄到杭州。8月28日，弘一大师抵达上海，本想即刻乘车回津，不料津浦路发生战争滞留上海，再次错过回津的机会。
李叔同告别给他骨血的出生地天津，最终却没能在故乡落叶归根，其间的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一个人对出生地不眷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故乡伤过他的心，或者不值得他留恋了。每个人的心里，都深藏着无法释怀的故事，不可轻易触碰。李叔同前后在天津生活将近22年，生命的三分之一在此度过。离别后的那个春天，他能听到家门口海河传出盈盈的笑声，猛然想起少年时的欢乐情景。多雨的南方，再也看不到北方飘来的雪，曾经的理想飘浮在空中，落地的是柴米油盐的生活。除了逆流而上，他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