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一师在杭州下城区,此处原是明清时浙江行省贡院旧址。1905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的浪潮中,旧贡院被拆除。1908年,在贡院旧址按照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建成,当时称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分优级师范和初级师范两部,分别培养中学及小学老师。1912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改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取消优级师范,保留初级师范,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
李叔同执教后,尝试的第一项革新就是提倡写生。初学绘画的学生,不用临摹,由写生入手。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心得。临摹的弊端在于,会阻碍学生创造力的发展和个性的养成。喜欢临摹的学生,不懂得对事物给予突出的表现,因为他们照本宣科,老师让画什么就画什么,不善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这样画出的作品缺乏个人的特点和思想。从教学角度来讲,这样会消磨学生的想象力。从家长角度来讲,花钱送孩子上学,是为了学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让他们临摹别人的作品。为此李叔同讲解演示之后,现场指导学生写生,剩下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和发挥。作业完成后,大部分同学都画出了自己的特点,效果很好。
写生分为室内写生和户外写生,又分为实物写生和人体写生。实物写生有利于学生练习目测,是学习西洋画的入门课。图画教室内陈列着石膏模型,李叔同告诉学生,石膏模型乃仿实物之形状,以美妙之直线与曲线构成,其色纯白,阴影处无色彩错乱之虞,阴阳浓淡之程度容易判别。故学图画者,当确信石膏模型为实物写生用的第一完全之范本。
第一堂课,李叔同推门而入,灰色粗布袍,黑色马褂,布底鞋子,黑色铜边眼镜。整体朴素大方,毫无寒酸之感,一副为人师表的形象。李先生高而瘦,宽阔的前额,细长的眼,垂直的鼻子,厚而大的嘴唇,给人以温和而又严厉的感觉。他的面前,放着花名册、讲义、粉笔、金表。大家瞪着眼睛,凝视着讲台上的李先生。
学生们对这位李先生早有耳闻,出身富贵之家,成名于上海,是“祖国歌”的作者,留学东瀛……一系列的头衔,让大家对眼前的李先生充满好奇。他们想看看,李先生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开始点名了。李先生没翻花名册,就能准确地叫出几位同学的名字,让学生们好生惊奇。原来李先生点名之前,翻阅花名册,对照学生的座位将名字熟记于心。
李叔同所教课程属于新增设的课程,也并非国文那样的主要课程,学生们并不重视。但是李叔同不这样认为,他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们会改变这种偏见。当时校方规定,早晨到了课堂,直到晚上九点才能回宿舍就寝。中间这段时间,李叔同要求学生们练习画画,他牺牲个人的休息时间,进行现场辅导。
新落成的图画教室配备天窗、画架。学生们手拿木炭画笔,凝视面前的石膏模型,一边沉思,一边挥笔。李叔同则背着手,穿梭于学生中间,不时纠正着学生的姿势,观察他们的进度。必要的时候,就亲自示范,嘴里轻轻地说,“这样画就好嘛。”
户外写生课分为集体写生与个体写生。集体写生就是,让学生们乘坐校方提供的木船,到西湖速写湖光山色。通过现场教学,强化写生训练。学生既可以亲近自然,呼吸自由空气,还可以现场教学,效果很好。个体写生就是学生在假日各自到野外择地进行写生,由于民国时期国内尚无写生先例,社会上也不明白写生为何物,学生李鸿梁第一次写生就遇到了麻烦。
李鸿梁和张联辉到运河边写生,一名警察见他们搭起三脚架来画画,便起了疑心,以为是私下测绘地图的,便上前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张联辉以为问籍贯,答道:“东阳(浙江金华的一个县名)。”警察听是“东洋”人,如临大敌,便要带他们去警察局。李鸿梁赶紧解释,但警察仍不放过,幸好过来另一个人,听完两人的解释后,帮着他们说服了警察。
又一次,李鸿梁独自一人到苏州写生,刚下火车便被警察拦住,要检查行礼,因警察见他背的画架很是古怪。警察从他的包裹中发现几支从未见过的牙膏状的东西,挤了一点,发现是一种油腻腻软乎乎带颜色的膏状物,便更加怀疑,将这支油画颜料全部挤了出来。为了查明真相,警察接下来还要挤其他的颜料。李鸿梁急了,闹到站长室,剩下的几支颜料才幸免于难。由此可见,美术写生在民国初年还是新鲜事物。李叔同所倡导写生的意义,也凸现其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