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佛教的因果论说,一切皆为天定。李叔同出家看似突然,其实早有端倪。断食体验后的1917年1月至1918年3月间,有几件事可以证明他流露出家的意愿。
第一件事是1918年1月8日(透露出家)。李叔同在写给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
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一二年亦未可知……现已陆续结束一切。
第二件事是1917年11月14日(聆听佛法)。李叔同去虎跑寺听法轮禅师说法,回来后写了书联。并在题记里写道:
余于观音诞后一日,生于章武李善人家,丁巳卅八。是日入大慈山,谒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归来书此,呈奉座右。落款是“婴居士”。(注:此时李叔同改名为李婴,寓意象婴儿般新生。)
第三件事是1918年1月(发心出家)。李叔同重居虎跑寺客房习静一个月,恰逢马一浮带彭逊之到虎跑寺出家。李叔同目睹了彭逊之剃度出家全过程,大为震撼,随即想拜弘祥大师为师。弘祥大师认为自己资历尚浅,就请来师父了悟大师做李叔同的师父。了悟大师为其取法名演因,号弘一。
第四件事是1918年3月15日(诵经)。恰逢亡母忌日,李叔同去虎跑寺诵了三日《地藏经》,为母亲回向(注:自己所修的功德不愿独享,而将之转给他人)。之后做了一件海青,每日做两堂佛课。
第五件事是1918年3月间(安排时间)。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信中写道:
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孽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物多荒。近来请假,逾课时之半,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人皆谓余有神经病),内受疚心之苦……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并可为最后之畅聚。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众说纷纭,其学生漫画家丰子恺给出这样的答案: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座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
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我们的弘一大师,是一层层地走上去的……故我对于弘一大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文学家曹聚仁在《我们的李先生》一文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曹聚仁从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期间创作的三首歌曲《落花》《月》《晚钟》中,梳理出恩师一步步走向佛门的心路历程。三首歌代表了三种心灵境界,体现了李叔同心理上的蜕变过程。《落花》代表第一种境界:
纷,纷,纷,纷,纷,纷……
唯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芬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
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曹聚仁认为,歌词是老师在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是觉得没有着落似的。
《月》代表第二种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唯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暗暗,世事多愁叹。
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唯愿灵光普万方,披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曹聚仁说,超现实的向往,把心灵寄托于彼岸。《晚钟》代表第三种境界: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眑眑幽思凝冥杳。
众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泥涂污。
唯神愍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曹聚仁觉得,老师经历了前面两种境界,必然走到《晚钟》的境界。所谓“晚钟”的境界,就是佛的境界。人世间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污浊不堪,只有神灵怜悯救济百姓,施降广大的恩泽,拯救我们的罪过,使我们真正觉悟。从内心发誓,诚心拜佛,永远皈依,闭目坐定,心无杂念,虔诚地祈祷。要想摆脱尘世的烦恼,求得生命的永恒,唯有走向佛门这一种选择了。
两位学生一个从精神追求层面分析,另一个从生命的终极意义分析;一个偏哲思,一个偏艺术,但都给出了明确答案——李先生的出家并非逃避现实,不过是想拓宽精神层面的另一番疆土而已。
李叔同自己说,他出家是为了以教化自己和世人,是追求一种更高、更理想的方式。每个人的故事、原则、兴趣、方式、方法,以及对事物的理解,本就永远不相同。他不想过多解释,说了他人也不会理解,所以干脆不说,他人慢慢就会淡忘。
要想知道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作为,要从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当时的具体活动开始。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这个道理。
民国时期诸多名士都有读经的习惯,却并不出家。康有为读佛经,一度静坐学佛,佛经激发了他维新变法的人生理想。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论佛教与政群》等著名论文,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用来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佛经可以抚慰心灵,做一种权宜的稳遁。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他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真正能做到抛开凡尘,苦守古佛青灯,修持戒律的儒者,只有李叔同。
李叔同本质上还是艺术家,也曾有过求取功名、为国效力的宏愿。然而生逢乱世,满眼尽是现实的丑陋,市侩之人能看破,读书人看不破,他心里存着最后的理想主义。那盏希望之灯灭了,血液中的消极遁世情绪,随之流散蔓延。文人活着,是需要信仰的,一旦信仰被现实击垮,便会去寻找下一个信仰。
李叔同没有逃避责任,之前未做完的事,出家后兑现诺言。他没有忘记父母亲恩,没有忘记旧友玩伴,更没有忘记天津、上海、杭州三地和东京的美好时光。吾去去就来,李叔同出家不过是变换了角色而已。就像观音菩萨有亿万法身,做的还是普度众生的事。李叔同没有想不开,他是彻底想开了,看破了,才决定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