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迄今为止，人类对意义及意义世界最普遍化的接受(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宗教造成的。不仅原始宗教，而且近代宗教改革和现代宗教复兴(包括“普世运动”)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批判、超越世界的人类学意义把人文主义局限为文艺复兴的特定涵义以与宗教水火不容，这不符合实际。例如，在教皇尤金厄斯主持下的826年全体宗教会议命令：“在主教教区以及其他有必要的地方，应对教授文法和人文学科的教师和学者的任命予以尽力的关心，因为他们身上明显地体现着上帝的意志。”(转引自［英]博伊德、金合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对于西方文化来说，古希伯来宗教超越精神和古希腊理性传统享有同样的母体地位。因此，不仅基督、释伽诸先驱导师在不同方面成为阐释守护世界意义的模范，而且，远离世俗权力的广大教士阶层，也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前身。并非偶然，关于知识分子的现代研究曾一再回溯教士参阅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0—421页。。作为阶层的知识分子摇篮的学校教育，特别是近代知识分子摇篮的大学脱胎于教会的史实，与原始知识分子个体脱胎于巫师的史实同样深刻地表明：知识分子来自一个超越性的意义世界。教士的传教布道把人文知识分子对世界意义的阐释功能职业化了。但这是以异化为代价换取的职业化。
3．哲学家：科学与哲学分别集中地体现着人类对世界与意义的不同把握方式。科学思维有限性对象，哲学思维无限性对象。因此，哲学本性就是超(或元：Meta)科学(Physics)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用康德术语说，哲学家就是基于无限性意义世界向有限的科学世界“立法”(提供大前提或确立本体)的人。
近代以来高歌猛进的科学在巨大的成功感推动下越界僭越哲学的立法权，哲学大一统的古老王国的分崩离析又使哲学自身茫然失措地倒过来尾随科学。世界像无人驾驶的车辆盲目乱撞(尽管呈现为高速的发展)。这不仅酿成了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而且也危及科学自身。于是，与现代物理学革命同步，狄尔泰发出了有别于科学的人文学科的呼声。这种基于现代危机重新确定哲学性质的元哲学活动，空前清晰地显露出哲学的人文意义之根。哲学在胡塞尔那里被归结为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在当代终于更明确地体现为阐释学。哲学：阐释世界意义的学科；哲学家，是以理性概念形式阐释世界意义的专家。
4．艺术家：艺术家用艺术手段(感性符号)设计塑造出意义世界，使之象征地实体化，以诉诸人类感性。现代哲学追溯自身诗性本源的趋势(如阐释学所集中表现的)使艺术和美学几乎成为元哲学。艺术成为宗教之外最重要最普遍化的意义世界；就其未经异化的健康纯洁性而言，艺术则是人间唯一的意义净土。
5.士：中国古代的士所典型代表的是人文知识分子这样一种类型或功能：他们以意义世界的“天下”或“道”为己任，不只像哲学家那样学理地阐释世界，也不只像教士那样传教布道，而且把世界的意义进一步实践地伦理化乃至政治化了。世界的社会政治问题原本被人文阐释为形而上的意义本体，士反转将意义本体又形而下为直接的社会政治尺度，这使士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更为行动化。士所经常自命的社会良心或正义化身，在现实世界里往往表现为激进的斗争。他们更突出地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守护世界意义的一面。中国汉、明那些依仁蹈义、舍命不渝的党人，西方以法国“学士兼斗士”传统为典范的知识分子运动(如著名的德雷菲斯事件中挺身号召的左拉，1925年群起反对摩洛哥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审判越南战争的“罗素法庭”，与李退溪儒士人格理想密切相关的南朝鲜大学生干预、监察政治的群体意识，都是这种守护性的代表。扩大开来，诸如流行歌星全球性聚集为非洲灾民义演募捐的高度人类性事件，也都是这种直接来自意义世界的人文行动。
四、无为有为，出世人世：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
人文知识分子即使像士那样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也与派系之争的政治家或不堪压迫起来造反的民众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区别：他是为意义世界而战斗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表力量。在现实斗争中，这一特性既是知识分子的优长又是其缺陷(如现代社会革命史上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经历结局所一再表现出来的)这应是研究近现代革命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布哈林、陈独秀、瞿秋白、胡风等)及相关派别斗争的深层依据之一。。在一个救亡的时代，一批知识分子终于结合于现实政治经济力晕而转化成革命家(革命家尚是人文知识分子)二军事家或政治家，但不再是人文知识分子了。历次革命过后，都有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实在地转化为世界的功用部分而不再返回意义世界。这无疑应当视作意义世界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应当视作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但其复杂的内涵被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和工农相结合”的定论简单化了。只需要指出一点：斯大林掌权以后行政化了的执政革命党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问题之一即是，崇高无私的理想激情已今非昔比了。人文知识分子完全同化于世界事务后，世界就失去了引导自身向上的精神环节。
从人类整体看，一个健全成熟的社会为使自身不停滞腐败和不断发展，必须保持有一种虽与自身有关联却超出自身的独立的力量。一个超出世界的意义世界正是这样一种力量。人文知识分子的超越性源自文化亦即意义世界的人类整体性和普遍性。因此，人文知识分子不是一般涵义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他们并没有独立于人类整体之外的本阶级或阶层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无恒产正是有恒心的保证条件。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利益不同于文化(意义)，它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阶级集团利益，因而是局限的。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以世俗竞争(包括把人文学科作为谋生立身手段的竞争)成就为事业目的的入世与有为，恰恰包含着丧失自身普遍性根基的危险。拥有权势钱财或世俗荣誉的人不会再代表社会的良心和无蔽地追求真理。
从而，人文知识分子在深深介入世界事务为正义斗争时，应始终保持自己人文的境界高度。普遍地讲，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之间的一种距离感。一种不同化于世界、保持人类整体事业和立场的距离感。人文知识分子高层次的入世有为必须以出世无为为前提。他在世界中却保持着出世的张力。所谓出世，并非虚无主义的单纯否弃或消极的逃离，而是积极的批判，即超越：一方面自觉地舍弃生活中无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向世界显示意义前景而消除世界事务自我中心化和绝对化的错觉。这就是人文启蒙。
五、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
政权与教化的对立统一集中地体现着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一种密切而紧张的关系。权力必然要自发地追求全面的统治，特别是其文明阶段形态的国家，更是世界中最容易冒充人类普遍性代表的事物。每一个国家都不仅需要论证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普遍性，而且同时以精神道义的普遍代表自居。这一假象受到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揭露。
政教合一曾经是前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有两类形式上相反的情况：一类是强迫教化依附政治，另一类是奉教化为至尊，赋于教化以世俗统治权政教通常指政权与教权。但宗教既是人文教化的异化形态，而教权本身又含有精神教化管理意思，故本文“政教”之“教”兼有上述二义。。但二者总体效果却基本一致：一方面，人文知识分子受权力腐蚀而同化为特定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或被迫依附而降为权势的手段工具，但都不再代表一个超越的意义世界；而限定于国家任务内的技术手段性论证或曲意迎合的道义身份证明，又使得探究终极价值和本体理论的人文研究不再必要。这二者都从根本上消弥了人类的思想自由。另一方面，权力的教化垄断使权力成为自我阐释的不证自明之物，其根源与大前提不再(也不容)受到质疑，从而在根本上排除了任何实质性的批评与民主。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政教合一事实上只是政权对人文教化的吞并。
汤因比曾把政教合一视作导致文明衰败解体的重要因素，并为这一说法提供了大量史实例证参阅《历史研究》(节本)第5部第19章。。本文须要补充指出的是，权力与教化的高度集中同一势必导致最酷烈的专制统治：它将不仅有权掌管政治经济，而且有权掌管人心——而后者最细微的精神活动都可能被提升到国家利益名义下受到审判。中世纪有权烧死异端的宗教裁判所，明清时代可以杀人或迫人自杀的理学，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政教合一曾经是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德国和日本走向法西斯专制的重要因素德日法西斯都与各自政教合一及其国家至上主义有关。日本天皇制为人所周知。德国则直接根源于普鲁士军事、黑格尔总体理性主义及其政教合一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等)传统。19世纪柏林大学教授们竟渴望成立“霍亨索伦王室的智囊团”，这在民主传统的英法知识界是完全难以想象的。。还应当记住的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破坏民主践踏人权也同样是以极端的政教合一为基本特征的：以权力为后盾的宗教化运动不仅是以强力，而且同时是从精神上占有了对象。
因而，无论对于权力或对于教化，政教分离都是必要有益的。政教分离无论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或社会革命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政教分离的政策。历史的发展表明，政教分离，尊重精神信仰的非强制性与非行政性，这正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摆脱了外在强迫、引诱和扶植的人文教化才成为大公无私、无所顾忌的人类自我意识化身，由此才会培育出真正的思想自由。对于国家政权来说，只有来自自由思想的批评监督才是独立和真实有效的。由此造就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独立地位，是防止政权腐败、形成民主政治客观格局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种政教分离——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独立——民主政治的深刻关联，已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跨入现代门槛时日益自觉正视的规律二次大战后日本接受民主手术的第一刀就是宣布政教分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