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本文写作于1988年，时值(中国大陆)第二次全民经商高潮，为回答周围青年朋友痛苦而作，曾以手稿形式流传。一、知识分子现代涵义：问题与方法
本世纪60年代末，几乎与西欧学潮及新技术革命同步，东西方兴起了知识分子问题讨论。80年代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以对政治磨难与眼下商品经济进逼的双重反思为起点，也汇入了这一思潮。
这场讨论的现代标志之一是，依照脑力(知识)性判别知识分子的传统标准受到了严重挑战。现代科技空前渗透社会的结果，一方面使传统体力劳动中的脑力因素比重愈益增大，另一方面又通过细密分工化与系统(结构)的力量日渐抹平阶层乃至个性的差异。于是，现代技术专家、国家行政官员与工匠的共性一面凸出了。由此失落了的知识分子概念并不能借助区分理论型与操作型的原则寻得：那只是一种量的区别，而如现代操作主义业已证明的，理论仍可还原为操作。问题在于，一切差别纳入基于功利操作的客体化行为时，都具有了同一质即科学的规定性。知识分子涵义在科学范围内已失去了昔日的深度并将不再构成重要的问题。从而，知识分子传统功能中伦理价值等形而上学本体性的非科学(知识)部分地位突出了。知识分子涵义现代水平的思考正是沿着非实用功利的主体化方向展开的。这就是人文学科的方向：知识分子独特的社会职能在今天格外鲜明地由人文知识分子体现出来了。但人文学科本质上并非某些学科的外在固定类聚，而是基于人文本体论的方法和立场请参看拙作：《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未定稿》1987．1)。本文所运用的有关人文学科及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原理和术语(例如“主体化”与“客体化”等)亦请参阅该文。。
因此，本文所谓人文知识分子便并非一般社会学的职业统称(如所谓现代“智产阶级”)，也不是历史范畴(如文艺复兴之后的人文学者)的沿用，而毋宁是人文哲学的抽象，经由这种抽象，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和萨哈罗夫就同时属于人文知识分子，而M·韦伯所说的“无灵魂的专家”虽然其中有以传统人文学科(如语言学)为业者，但当完全从客体化立场确定自己的旨趣时，就不在人文知识分子名下。同一个人，如马基雅维里，尽管以精通人文学科知识著称，但当他仅仅把历史看作必然并遵从性地研究权力时，就属于政治学者；而当他政治失意后参加“奥蒂·奥列薛那列”聚会并超脱地写作《论李维的“历史”的前十书》时，就获得了人文知识分子的性质。同是考据，由于意向不同，人文之士的顾、黄、王就很不同于其后的乾嘉学者……这表明，作为知识分子现代涵义的人文知识分子特性已超出了经验科学范围，它需要哲学地把握。
二、世界与世界的意义
本文所谓世界，指经由劳动生成的人类世界。无数相同相近或相反相差的需要驱使人类从种种角度或以种种形式把对象客体化，由此设定的种种科学规律进一步效用化为技术，技术经由操作生成世界。劳动的直接内容是谋生，其动机及所运用的规律都是片面而有限的。世界的谋生性就是世界的局限性，其极端甚至是人对人的残害与人对自然竭泽而渔式的掠夺。
然而，如果仅仅由本能性动机和片面的规律利用所支配，世界就退化为单一生存形态的动物世界而失掉了人类性。人类世界质别于自然界的事实表明，作为世界本体的劳动除谋生性外还有自我超越的一面：单一的需要趋向全面的需要，片面的规律性认识趋向整体的关系，手段性的价值趋向终极目的性的价值，谋生的劳动趋向体现人类自由的理想化劳动——“美的规律”的劳动。也就是说，既成的世界意味着一个更加广大而人道的未来世界。这就是世界的意义。
意义是超越了直接功利手段价值的终极目的性评价。意义不是科学规律。后者力求客观描述“是”什么，并且不能不是具体局限的。意义通过超越经验时空而达到人类整体性，但并非实在；作为联结主客体的纽带，意义发出“应当”的指令要求。
意义超前于世界的性质使它成为世界自我批判(超越)的动力：既从价值论方面扩大了狭隘的功利性动机，又从认识论方面引导了局部规律的系统化。这二者在意义论中同一为本体：人道主义直接成为系统论详请参阅E·拉兹洛的论证：《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第三部分。。
意义对世界不同角度的介入结晶为不同形态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就是文化，文化可分两类：一是物质文化。它是从意义角度阐释物质世界的产物：功利操作性的世界之物，只有经过其后的意义阐释才被归入文化(文物)。二是拟物质化或物态化的文化，它是人类发展到意义自觉阶段后感受体验意义的符号象征世界。其中又有不同形态：(1)宗教的“天国”，(2)艺术，(3)哲学的本体，(4)社会学的乌托邦，(5)哲学兼。社会学的，如中国古代士所承担的高于君邦之上的“天下”或“道”、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特别区分的不同于“国家”的“社会”，等等注意不要把本文的“文化”与直接服务于社会的“意识形态”(附属于特定集团利益的精神活动及产品)混淆起来。。
“世界有了意义”，这意味着人类活动有了质别于动物性的目的和方向、价值和希望……它包含了人类自我意识最根本的内容。但世界同样具有无意义的方面。意义不是世界自发的派生物：操作自身无法引出意义(如排斥意识作用的现代操作主义所以为的)。意义须经有意识地对世界阐释才会呈现，并且须要文化亦即意义世界的培育保养；历史表明，意义及其世界须要守护。
阐释与守护都需要承担者。所谓阐释与守护世界的意义，就是引导人扬弃直接性和本能性走向普遍性，这正是人文主义首要的特征：教化(Bildung)参阅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部第1章第2节。。教化基于劳动，但自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教化工作者，却是人文知识分子。
三、巫、教士、哲学家、艺术家、士
人文知识分子源始于巫，其后对应于种种意义世界又演化为不同的形态。
1．巫：当生存性的操作失效受挫时，原始人就站到了世界的边缘，开始意识到自身世界的有限并同时意识到了前方的无限。攸关存亡的是，这陌生的无限必须与之交通以导引旧有的操作进入新的领域，人类世界必须发展并获得更大范围的肯定。这逼迫人类超越自身世界与高于人力的神力对话，论证行为的合神性并使神力为人所用，借此渡过眼前的精神危机，重新获得自信心，为继后技术改进提供自我意识前提，这种以技术操作失效为契机、从“有”迈向“无”的入神对话，是想象性的阐释，即巫术马林诺夫斯基：“所以巫术整个的文化功能，乃在填平极重要的业务而未被人类操于左券者所有的缺憾与漏洞。”《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页。。因此，巫术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功能意义，这与其后文明时代的蜕变形态“迷信”有着重大区别。“巫术这样为特定目的而执行的特定技术，每一类都是人在某一时得来的，一辈传一辈非得根据直接的术士团的系统不可。所以巫术自极古以来便在专家的手里，人类第一个专业乃是术土的专业。”同前，第76页。同时参考费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页；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165—166页。巫士作为人类最早阐释世界意义的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巫术不是代表人类某一阶层或分子的利益，而是代表整体的人类交涉神界参阅《金枝》第5章第1节。。这种人类公共性是如此集中于巫，以至最初的巫就是王或酋长参阅《金枝》第2、6章。。随着私有制的萌芽发展，当王或酋长被私利所束缚后，巫仍保留着承担人类整体的名义和境界，但从此俗世(世界)与意义分离以至对立。但在其后漫长的时代里，巫的地位仍高于王：意义高于世界。
(2)巫与神交涉旨在升华和强化人的自我意识。因此，巫特别体现着人类自我超越的一维，以致巫往往被看作神的化身参阅《金枝》第7章。。这不是后来欧洲文艺复兴那种实质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而是向“神性”开放的不断自我超越的人性。
(3)巫对世界意义的阐释是顶峰水平的情意状态。它具有突出的审美性质，因此，巫在古希腊罗马文献中被记载为“神学诗人”参阅《新科学》第162—166页、第471页。，是“舞者”《说文解字》释“巫”：“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鬼也。”另参考庞朴考证：“巫无舞，是一件事的三个方面。因而，这三个字不仅发一个音，原本也是一个形。”(《说“无”》)。
2．教士：系于巫个人操演并束缚于特定实用目的的巫术礼仪逐渐积淀为独立世界，这就是取代了巫术的宗教。宗教把意义世界实体化了。对意义的阐释也僵硬规范化了。大多数宗教把人自我扬弃性的超越片面地转化成了否弃现世的彼岸对立，神性的意义世界因此在许多时期变得疏远甚至敌视人了。特别是几乎全部宗教都曾程度不等．地分享过世俗政权的权力，这种政教合一的时期(从中世纪教廷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亦几无例外的是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