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两极分裂在此远超出了生态学的均衡与协和原则，而呈现为空前巨大的现代性悖论。在此悖论中，最大的危险还不是精神生态系统内部不同要素自身的失衡乃至极端分裂，而是这种失衡分裂同时分制了精神系统的整体目的意义，从而濒临精神系统的解体：无目的的系统不再是系统，无意义关联的个人将无法构成社会。
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危言耸听的现代巫师。苏格拉底式的马虻之刺，指向一个建设性的目标：如何基于空前丰富的现代个性去争取更高的现代精神系统目的意义？
本文将概略地讨论艺术与生态保护的本质性关系，同时提出作为社会行动的艺术观念、以及艺术的社会行动化对于生态保护的特别意义。
一
在讨论艺术的生态学意义之前，我们应先切实地关注生态学以及生态保护的思想与社会现状。保护生态的道理已经说了很多。但关于保护生态的学理论证、特别是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统一的大系统角度对保护生态的经济学、国土资源学、人类学、伦理学诸意义做出宏观而定量的研究，仍然很不够。我们仍然需要维尔钠茨基(B。N．Bepnagckuй)《活物质》这样从自然科学专业背景创造性生发出来的元理论，也需要E．布洛赫那样从本体论高度思辨物质与精神统一前景的纯哲学研究。今日东方思想家依据迥异于现代化历史的传统文化(一般而言，那仍是雅斯陌斯所称为“轴心期”时代的)、力图想象性地重新诠释以回应现代化，亦是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向(只是这些诠释者切切不要忘记了自己的现代生存基点才是诠释的真实背景)。但是，无论对于中国或发达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国家而言，更为切实要紧的还是是《增长的极限》这类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析性质的系统报告。道理很简单，今日(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世界仍是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利益格局世界，由于生态保护与民族国家(以及人类)的系统、长远利益有着统一性一面，因而，晓以利害、权衡轻重，当令稍有理性的国家首脑(不是“我死后那管洪水滔天”的路易王)多少采纳生态保护方针政策。现代民族国家，如吉登斯所说，是以科学机构反思为特性的社会，它们是会认真听取科学家幕僚集团的报告的。
现代生态保护运动——不是仅仅作为人文思潮、更不是少数智慧思想，是以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式成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为知识论前提的。但现代科学生态学只有服务了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现代人利益——比那些小造纸厂直接的眼前利益更为长远的“全局利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生态知识才有现实可行性。这既是现代生态保护最现实可行的层面，同时也是最根本性的限定。
从“子孙后代”乃至“全人类”利益着眼行施生态保护，在根本上并未变更人类宰治自然的立场态度，而后者正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科技生态观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与之关联，根本上属于人类利益工具性的科学及其理性，也不可能提供整体自然知识。作为现代科学知识论奠基代表的康德哲学已经论证指出过了，作为整体——系统的自然不可能是经验科学求知的对象。
因此，囿于人类利益立场的环境科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现代生态危机。它本质上只是对现代生态危机的缓解与调整改善。
二
康德把科学理性无权认知的自然系统诉诸邻近中关的目的论判断，即以假设的自然主体目的维系着宇宙万物的统一协和有机整体。这一假设在以自然为题旨的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不再是一个逻辑设定，而获得了人类学的经验支持。这一点对于现代生态伦理学只有本体论意义：正是由于自然审美及其艺术拥有元伦理学揭示的直觉经验(即此种元伦理不仅是逻辑的，而且首先已经是生活与历史性的文化心理积淀)，从而它才不是纯理念，而是一种现实有效的伦理行为。
因此，现代化以来的诸种人类文化行为形态中，只有审美与艺术才集中而纯粹地保留着人对待自然真正善良的经验态度。这也就是现代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科学指向的最佳状态：自然美，成为生态伦理学的善参见拙文《自然美：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善——对康德自然美观念的一种现代阐释》，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然而，审美与艺术在人类文化经验中却是超脱于日常功利世界之上的幻象经验。这一特性特别为现代化历史所定型并强化。现代化进程从原始同体的“技艺”中分离并强劲地发展出“技术”。技术作为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分离、复义单向度人化(征服)自然的主要构架，成为现代生态危机最深层矛盾的代表——这一矛盾在根本上是无法自洽解决的：现代唯技术论者常以“救治生态危机的有效工具只能是技术”自辩，却不愿看到将技术用于保护生态的动机目的恰恰以逆转(超越)现代性技术心态为前提。
在现代化及其现代性心性结构定型的十八世纪，艺术史家称之为大写的“Art”的纯艺术独立问世。艺术来到这个凯歌猛进的现代化世界，一个历史性使命正是与技术抗衡。然而，艺术由于不能满足利益的需要，曾长期不入现世主流。这逼使艺术长期以非现实的基点庇护人性(包括对待自然的人性)。现代艺术主要代言人之一的克利发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言是：“这个世界愈变得可怕(象这些日子这样)，艺术也就愈变得抽象”转引自〔英〕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01页。。它表明了现代性悖论境况下艺术与生活主流的疏远与背离。
艺术背离俗世的现代处境，使自然审美及其艺术更多采取主客分离的静观形态，即主要依托抽象的形式美(线条、色调、形体、变化)而观赏自然；审美内容在此阙如。这也是现代审美及其艺术的主要缺陷之一参阅拙文《关于美学的对象》第2节，载《学术月刊》1982年第10期，收入《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朱光潜实践观的心体：重建实践哲学与美学的一个关节点》第3节，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朱光潜：作为历史哲学的人道主义美学》第4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等。。
在此种静观形式化审美局限下，审美与艺术难以转化为生态伦理行动。
三
静观化艺术的伦理行动化，其根本目标，实质是经由艺术而使技术性生产(poeisis)向伦理性实践(praxis)的转化。这也是当代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实践哲学的核心目标参与Hans-Georg Gadamer、Hana Arend等人的才作。。这一转化远超出了狭义的艺术范畴，而呈现为技-艺更高统一方向的历史性潮流。技术美学是这一历史潮流的理论形态，工艺品制作与包豪斯教育则可视为其社会实践运动。作为工艺品制作与技术美学奠基人的莫里斯同时是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人之一，这一现象又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运动与艺术现代性批判精神的本质联系本文依国际学术通例，此处与艺术精神关联的“socialism”区别于1830年法国革命后卡贝（Cabet)秘密会社为特征的“communism”。。
莫里斯与罗斯金发起的手工艺运动，直接针对的是工业革命对传统技艺的自然感性的剥夺。传统技艺性劳动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物质交换，不仅在劳动产品中，而且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人的需要与自然物质资料自身的功能特质都保持着起码的彼此尊重(自然物在此并未因服务于人而被撕裂或扭曲：皮革通过转化为皮靴而展示着自己的柔韧、大理石作为宫殿的底座而表现着自己特殊的质地)，此即和谐。因此，传统技-艺同体的手工工艺劳作，贯穿着古希腊“模仿自然”的原则。然而，工业革命以利润与商业为目标所制造的批量工业品，却粗暴地从质料到形式都摧残了人的自然感性直观，而代之以与自然敌意的无生命感的机械形式与质地。手工工艺运动对工业革命机械产品丑陋性的指责，实质深层地依据着自然美的经验。因此，现代工业设计抗衡与调整技术意向，经历了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产品到环境，愈益明确地指向自然美的过程。从最初的视觉形式的外在装饰(以自然曲线矫正机械轨迹)，到内在的功能美，产品不是仅以其满足人的欲望需要而美，更内在精微地是产品实用功能与其自然质料属性(柔韧、坚硬、光滑、弹性等等)的吻合，此即“人尽其材”与“物尽其性”。格罗皮乌斯将工件对象的手工工艺运动精神扩展向人类与自然最大中介体的建筑，并经由包豪斯教育传播，开拓出人与自然现代统一的环境设计、以及以生物为范型的有机建筑观，艺术与自然相亲合的本性，乃是此一历史进程的深层线索。
四
本文的题旨，不仅是对艺术的自然亲合性质及其现代性批判意义的重述，而且是对艺术从与技术对峙的现代静观状态走向社会行动的重大必要性的强调。
前述手工工艺运动与包豪斯建筑—环境学派，并非狭义的艺术运动，而应视为社会运动。在现代生态保护运动形态中，艺术激进地改造技术社会的精神终于呈现为纯粹的社会运动。体现着纯粹生态精神的艺术必须转变与世隔离的静观形态，才能直接改造技术社会。艺术介入社会的现代形态之一，即作为文化—社会运动的生态保护运动。以艺术精神为根柢的生态保护运动是形形色色生态保护活动中最为坚决(激进)的生态保护运动。反过来看，激进姿态往往也是辨识生态保护活动及其组织艺术根柢的可靠标志。但这当然是指一种广义的艺术—审美精神气质参见拙文《关于美学的对象》第1、2节。。
与诉诸人的利益及其工具理性算计有别，艺术性生态保护诉诸人的情感及其目的理性(信仰)。后者的文化历史深度使情感可以超越利害算计。我理解，这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民间生态保护活动家廖晓义女士在谈论生态保护难度时，叹息“人多一点感情就好了”的涵义。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畔生存方式是一种个人示范的生态社会行动(那当然是一种决绝激进的艺术生存方式)，那些绽露笑脸地种树植草的国家政要与儿童是在参与一种业已普遍认可的社会伦理行动，那么，那些倒在偷猎者枪口下的青藏高原羚羊保护队员、那些以一叶小舟出没恶浪中阻拦核动力军舰的绿色和平组织志愿者，以及憔悴疲惫地在街头向行人宣传示意分装垃圾方式的廖晓义，则正面地显示了生态保护运动逆现代性习性而动所固有的力量悬殊对比、以及在此对比格局下必然的自我牺牲崇高真相——那远不是某些人侃谈生态保护时的道德优位或高雅(时髦)。这种艰难处境同样是一种可靠的标志，它标志着生态保护已经成为真实的社会运动。艺术境界在此融入现实生活成为了社会行动(Action)，它真实地承负起了生存固有的沉重。
获得人文哲学专业学位的廖晓义辞去了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公职，如同大革命时代投笔从戎的革命家一样成为一位民间的——因而是真实涵义的职业的环保社会活动家。她与她的“地球之家”民间环保组织不是奉行政之命、吃单位公饷的谋生群体，而是在至高精神下行动的真正的现代公民社群与个人。因而她(他)们的生存水平达到了阿伦特所称的人性的“行动”(Action)，而超越了谋生的“劳动”(Labor)与机械的“工作”(Work)。
在我心日中，这样的个人与社群，不仅代表着现代转型期中国最早诞生的现代个体人格与人性交往团契社群，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而且，作为一种生存行动化的艺术精神，她(他)们本身就是实现(对象化)了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