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别的地方用不用这个词，保爷的意思就是干爹，保爷=干爹。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家从不用这个词，因为我没有保爷，也就是没有干爹，不过许小雷有，所以她问我有没有保爷，我就反问她，保爷是什么？
许小雷是我表姐，不过也表得不怎么厉害，之所以叫她表姐，是因为她是我们楼上许老伯的女儿，邻居，又同我妈一个姓，因此我就随着妹妹叫她一声表姐，许表姐。
早在很多年前，许小雷就嫁到外环路的吴家桥去了。她的丈夫姓方，长着个大脑袋，因此有个方大头的外号。许表姐出嫁前是火车站光明理发店的理发师，方大头的父亲正好是许小雷的主任和师傅，便为他在饮食公司卖猪肉的儿子牵线搭桥，做成了这桩好事。当时我还小，模模糊糊听到楼道里的人说起来，都是统一的口径，方大头的老子利用职权迫使许小雷嫁给了他的儿子方大头，尤其方大头还是个只有一米五左右的矮个子，大家更认为这是确之凿凿的事。
许小雷的父亲是个沉默的老头，平时少言寡语的，但他在我们楼里是一个有名的老酒鬼，早晨吃碗牛肉粉都能下半斤苞谷酒，一喝醉许老伯的话就多了，光许小雷的事他就和别人聊了半年，到最后许老伯知道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多少。按许老伯的意思，许小雷这个憨包姑娘还是应该和她后来认识的那个司机好，那个叫秦达明的司机是方大头他们饮食公司的，长得一表人才，有一回跟着方大头去光明理发店剪头，就和许小雷认识了，秦达明有一次还和许小雷一起回来看过他。许小雷没和这个姓秦的司机好下去据说是因为方大头的父亲从中作梗，他是许小雷的师傅，没有他点头许小雷就无法满师，别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况且许小雷还被方大头“煮了盒子饭”了。
关于屋檐的说法我曾在一本书上见到过，但“煮盒子饭”的意思却让我匪夷所思，猜想了半天，我只好假定这不是什么好词，这种社会言辞那时候对我来说还太深奥了些，我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无师自通。我还从许老伯的话里，发现了一处错误，因为他说许小雷不去光明理发店就好了，但许小雷不去光明理发店或者不先认识方大头的话，她又怎么能和那个叫秦达明的司机在一起呢？这是个很明显的问题，却没有人注意到。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读高中，星期天下午我到学校补课总会在楼道里遇到“煮盒子饭”的许小雷和方大头，那也正好是许小雷和方大头一起回娘家的时间。那时候他们俩结婚快一年了，每个星期天回家一次已经成为惯例。许小雷扶着她渐渐膨胀的大肚子，在黑漆漆的楼道里小心地在前面领路，她是个爽快脾气，就是这样也不会忘记和迎面的人打招呼，比如她看到我就说，大学生，上学啦？方大头跟在她身后，手里多半拎着半边猪头。猪头肉是那时候极好又少见的下酒菜，服务员也还算得上是个不错的职业，所以人们的目光更多的停在后面这个拎猪头的人身上。
我最初看到的方大头大多是这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嘴里歪歪地斜叼一根揉皱的烟卷，烟屁股差不多要被他的口水湿透了。有一次我见到他脚底还趿着一双拖鞋，就像刚刚被人从床上叫起来。许小雷和谁打招呼时，方大头就会瞪着眼睛，狠狠地朝别人的脸上瞄着，加上他的鼻孔有点朝外翻，那架式好像他已经在别人身上闻到什么恶心的气味。说实话，当时我还真有点怕这个“表姐夫”。后来许小雷消失了一段时间，等她重新出现时，这支探亲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方大头和许小雷的儿子方小明，顺序没变，方小明抱在方大头的手上，许小雷扶肚子的手改成提猪头，她仍然走在前面开路，一家人都喜气洋洋的。许小雷自不必说，就是方大头，因为找到做父亲的感觉，眼睛也变得柔和了，不再恶狠狠地用眼睛瞄人，也学着许小雷开始和遇到的邻居打招呼，高兴的话，他还会让别人看看他手里正在熟睡的儿子。
记得他们第一次回来刚好是方小明满月，许小雷和方大头抱着儿子在楼道里挨家挨户地送红蛋和奶糖。因为我们两家的关系好，他们送给我们的奶糖也比别家的多一袋，他们还借给方小明换尿片的工夫在我们家多坐了会儿。方大头刚好偷空陪我父亲抽支烟，他们就坐在我们家的铁炉子边，这也是我第一次领教方大头的幽默。他讲了一个又一个笑话，我和妹妹起初在做作业，后来实在做不下去，扒着门柱跟着笑了好半天。也许那天我们的反应出奇的好，方大头抽完一支烟后又续上一支，他讲了一个发生在我母亲医院里的笑话。那是方大头有一回生病去打针，当时他身上还穿着一身油腻腻的工作服，护士们便把他丢在外面一排长椅上，谁都不愿答理。后来比他晚去的病人都走光了，终于轮到他了，方大头便坐到打针用的高脚凳上，他把裤子用力往下一脱。他的原话——裤子全脱下来了，慌得那位高雅的护士小姐摆手说，不用这么多，不用这么多！方大头说到这儿，许小雷先笑了，说，吹死牛壳，我看你那一尺二的大白脸可以当门神！拿去，你家儿又拉屎了。方小明在许小雷换尿片时趁乱闹起来了，而且哭得惊天动地的，方大头摇着头，懒洋洋地站起来，一脸的无奈，不过看得出，他是故意的。方大头说，跟你讲不要这样抱他，窝着他的头，他会不舒服。许小雷说，你懂，那么你来！他这么小，晓得什么舒服不舒服？但怪事就是发生了，方小明一到方大头的手上就立刻不哭了。许小雷也不得不佩服，她对我母亲说，狗日的，你看他大男巴汉的，哄娃儿还真有一套。
方大头和许小雷吵的架——在我们那儿叫“媒子架”，也就是假的意思，故意吵给我们看的，我们当然也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在一旁都笑嘻嘻地看着。等他们走后那一晚我们全家几乎都在议论方大头，我们认为他是个很好玩的人，至于许表姐，她原本就是我们这一片“超”社会的人物，时髦、见多识广，属于我母亲要我们敬而远之的，除了过年前我母亲需要烫头发，平时我们的交往也就限于楼道上打个招呼。许小雷和方大头配在一起——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情趣这个词，我说他们俩很好玩，在一起很有意思。当然，方大头怎么说还是矮了点。这是我们最后的结论，从结论来看，我们还是明显地站在许小雷一边。
事情发生在那一年期末考试的时候。那是1985年，社会上不知怎么突然兴起一股奇怪的跳舞热，不论男女老少，都中魔一样跑去学起了交谊舞。电影院已经不再放电影了，溜冰场也不溜冰了，全改成大大小小档次不等的舞厅，为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年龄段的人的需求，还专门开辟了早场、午场。我们楼里就有两个大舞迷，他们是两口子，刚下夜班就啃着一个馒头或一根油条又出门了，他们就是去赶早场的，从他们亢奋的神情来看你很难相信他们已经一晚上没合眼。
那场闹剧般的打闹开始得有些玄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能记住的也只是当时阴森森的气氛。在我印象中我们住的那幢楼的楼道里从来就没有路灯，大概原来有过，只是坏了以后没有人管，到晚上总是黑乎乎的，有一天就听人说楼里闹鬼了。这种说法极少能找到出处，却流传很快，大家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很可能是哪个下夜班的，在楼道里见到有人站在台阶上抽烟，为此他（她）还特意侧了一下身，可紧随着上楼的却什么也没有见到，为了落实，一行人专门打着手电下楼去察看，自然什么也没有见到，可头一个上楼的却咬死有人，因为那支暗红的烟头，抬起再放下，在黑暗中再清楚没有。上个月一楼的老秦伯刚死，所以有人说，是不是老秦伯回来了？这个消息很快就在楼道里散开了，一楼的老秦家还专门在院子里烧了纸，可烟头并没有消失，没过几天，又有人在走道里看见了。我不太清楚这件事在别人身上引起的反应，但在我们家，晚上能避免的出门都避免了，比如倒垃圾，原本一直由我来做，就在楼梯口，我也坚持着等到第二天上学时才去倒。那时候。离考试已经没几天了，各式各样的模拟试卷充斥着在我的脑海里，可一等休息时，我会一下子想起这件事，这时候我便屏息静气地凝神聆听，窗外传进来的无非是远处汽车经过的声音，汇集起来却像我们正坐在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上，我开始想这个世界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呢？这也是我从前从没想过的问题。我并不害怕，可我又怎么解释，父亲即使烟抽完了也能忍着不下楼去买烟；或者，我母亲，中班结束了也要等到第二天才回来。这些突然的变化真让我有些莫名其妙，又不可思议。
有一天，就在考试的前两天晚上，我看了一会儿书，正准备休息，忽然听到楼下的院坝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当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刚好下了一场雨，天气奇怪地冷起来，天冷好睡觉，楼里的人大概也已经睡了，因此这段争吵也显得格外清晰。我听出是一男一女，一开始男声比较粗壮，接着那女人的声音也昂扬起来。我跑到阳台上，已经有几个穿裤衩背心的邻居在那儿看热闹了，我同他们一样朝外面探出头。院子里黑漆漆的，但我还是找到两团活动的黑块，它们混沌地缠在一起，然后又分开。那个女声说，你打——你打，喊你去，你为什么不去——啊呀，你再打！那男的好像喝了酒，身体踉踉跄跄的，显得特别笨，他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就是，骗我？去小四妹家，你给老子骗哪个？女人又一次被抓住了头发，传上来的便是一阵沉闷的击打声和女人的尖叫。我马上想到了许表姐，能这么打她的当然也只有方大头，只是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间闹翻，而且在我们宿舍楼下，没有人能弄清楚。有人下楼去劝架了，这时候我父亲也从床上爬起来，他让我赶紧去睡觉，小孩子管人家闲事，你不想考试了？我父亲说得对。的确，这种夫妻间的打闹在我们楼里发生得太多了，哪一回不闹得鸡飞狗跳才肯罢休？如果不是许表姐和方大头我未必有这么大的兴趣。
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我恋恋不舍地上了床，那天晚上就算和我告别了，我迷迷糊糊地听到父亲打开门走出去，所以我猜那天怎么收的场父亲应该知道得一清二楚。第二天下晚班的母亲从他那儿听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父亲是在饭桌上说的，他大概没打算回避我和妹妹。他说知不知道，原来你们家许小雷也跑去跳舞了，还被方大头抓到，打得死去活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母亲正盛饭，她噢了一声，然后坐回桌子开始吃饭，显然这个消息在母亲那儿并没有引起父亲希望的反应。父亲接着说，方大头揪着她的头发就在院坝里拖，就像打贼娃子一样打，浑身都是泥浆——如果不是我和小四去拉开还不打死！母亲这时候才抬起头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跳个舞嘛，方大头也是，现在什么年代了——我们科陈小妹她们全约着去过，这么说全都该打？
问题是她和陈小妹不一样，她一个人跑着去的，还有人送她回来！父亲说到这儿，可能觉得不够严重，又加了一句，那时候都几点钟啦，难怪方大头要这么气！
或许那一天父亲还会有些奇怪，母亲从前可是对许小雷惹祸的作为不以为然的，这次偏向她，父亲便有一种落空的感觉，他停下来，不再说下去，只是借拈菜的工夫研究地看着母亲。其实，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还挺多，后来我才知道不光许小雷，连送她回来的那个男人，据说是开关厂的一个供销科科长，也被方大头找上门去打掉一颗门牙，最后还被他讨了五百块钱赔偿损失。方大头用其中的四百给许小雷打了对金耳环，剩下的一百他给自己打了两只大大的银戒指。这是许表姐自己说的，她说男不穿金女不戴银，方大头才没给自己打金戒指。
考试那天我在院子里遇到了在家养病的许小雷，她当时正和楼里几个专泡长病假的在一楼的院坝里聊天，聊的就是这件事。当时离考试就差半个小时了，我还是忍不住在院子里陪他们坐了会儿。我们这幢楼的住户都是从三眼桥搬过来的，住一条街，有几户还曾经同一个院子，大家熟人熟事，搬迁后往常到院子里聊天的习惯还保留着。我记得许表姐当时背对着我，我下楼时她右手正叼着一支香烟，左手伸在腋窝那儿抬着，就像这支烟有多重，烟灰已经老长一节了，很危险地在烟蒂上挂着。
“我才不管，反正是他们方家的种——方大头那厮儿，醋坛坛一个，本事没有，带娃儿他乐意得很。”许表姐正在笑，她在说她的儿子方小明，出了这件事她借机不带孩子了。许表姐的耳垂上吊的大概就是那对新耳环，她笑的时候金耳环也跟着她来回晃动。
“是该整治他一下，要不然，方大头也太把我们三眼桥的人不当回事。”说话的是小脆哨，她那一年有四十岁了吧，可能长期不上班，看上去也就二十七八岁。在三眼桥时，她就和办事处的小四好上了。小四把他女人送回家，和小脆哨混在一起。两个人住在一起七八年了也没打过结婚证，好像也没打算结婚。
坐在小脆哨旁边的是吴明贵，人家都叫他老肝炎，说他南门口有几个寡妇都知道。那一天他抱着一瓶啤酒在那儿喝着，一张脸已经红得像熟虾，这时候乘着酒胆开许表姐的玩笑：“这下好喽——还敢去跳舞吧，晚上我来约你？”吴明贵这么说就笑起来，许小雷也不当回事儿，说：“你不怕方大头就来嘛，不过先把你的工资册准备好。”
小脆哨听到这儿开始骂：“你这种人就是这样，真要你做点事嘛，胆子没有，就会占这种便宜！”吴明贵笑得更厉害，倒像小脆哨在夸他。
和他们一起坐在一起的还有六楼陈伯伯，一个老光棍，此前一直默默地用他那只乌黑的茶缸喝酒，这时候看到我，就朝着我喊起来：“大学生，上学啊，来坐坐——喝口酒！”
我摇摇头，说要考试了。当时的时候的确不早了，从我们家到学校还要走十分钟的路，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在他们旁边一张条凳子坐下来。这时候我才看清楚，许表姐的额头上有一块淤青，仔细找的话，脖子上也有一道，但许小雷抹了很厚的粉把这两块淤青似有似无地藏起来。许表姐看到我，冲我笑了笑，说，天，你们都要考试啦——过得好快，又要一年了！
吴明贵说，老大要毕业了吧，都大人了呢——胡子都有了。他用的是起哄的语调，所以我没理他。许表姐接着说，我们宿舍楼啊，也就是许阿姨家的两个娃儿有出息点，其他的都是废的。几个人听了都点头，认为是这样，他爸爸是老师，妈妈是医生，都是知识分子，当然有出息啦。他们开始转换话题了，我猜父亲在的话一定会喜欢的。知识分子——虽然被他们念得怪腔怪调，对喜欢的人未必不是享受。他们问我会考哪所大学，想读哪所大学——他们不知道其实这是我最厌烦的，这些东西听上去远没有那些家长里短听着来劲，所以我离开了。我记得那天是考外语，考完外语整个考试连着整个中学都正式结束。
我已经想不起那时候一些很具体的想法了，读到这儿，你肯定会以为这只是个关于许小雷的故事，至少写到这儿时我也这么想，但这时候我却不得不停下来，寻找一下许小雷在我生活中留下的蛛丝马迹，这样我才发现要想单纯谈许小雷，也就是说仅仅轻松地谈论我看到听到的许小雷是不可能的，许小雷的故事里藏着别人的故事，或者说我的故事里包含了许小雷的故事，这也是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想谈她的一个原因，我想我后来的生活其实都受到下面要发生的一件事的影响，自然与许小雷有关系，我接下来就会说这件事。
那时候写作文，我们都爱用弹指一挥间这句话，那时候我也没想过自己到了三四十岁会是一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别人在我这个年龄都想些什么，有没有我那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想法。那一年我17岁，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大学一年级时我父母离了婚，这之前也就是我还没进大学时，他们用很长一段时间来酝酿这件事情。他们不会闹，像许小雷方大头那样打得乱七八糟、头破血流的举动他们不会有，他们是知识分子，体面有身份，他们只会营造一种气氛，用冷言冷语来构筑一条通往离异的通衢大道。用我现在的话说是很惊险的，回头一想，我发现人的一生其实充满了不可思议的凶险，我只能说自己命大，这么险巍巍地就过来了，甚至活到了30岁，如果再活一次的话，我不敢保证活到现在。那个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暑假，其实我已经有预感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或者对就要到来的发榜心里没底，眼看着那个宣判像末日一样临近，我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我越来越不喜欢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了，我想离开这儿！那时候我总是想去深山老林里活着，可深山老林什么样，在哪里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这么想着，离开，离开，这么盼着，混着时间。
有一天晚上，应该就是发榜的前一个星期，我正在街边和我的一个同学聊天，我们坐在护栏上，望着暮色沉沉的天空，我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我的同学叫杜新，他的家也在我们那条街上，他们家对他参加高考并没抱多大希望，所以这家伙注定这辈子都休想念什么大学。当然杜新也无所谓，而且他对我离开这儿的想法也举双手赞同。只是和我一样，离开这儿，我们又能去哪儿？他也没主意了。我们开始百无聊赖地抽烟，烟是杜新从家里偷来的，他在菜市上卖干货的父亲自然不会抽什么好烟，最低档最恶劣的那种，又皱又冲，我不停地咳着。就在我和杜新吞云吐雾时，一个巴掌狠狠地拍在了我的背上——原来是许小雷，她猛然拍了我后背一掌喊道：“抓住了！看，两个舅舅，抽烟，我们去找婆婆告状去！”我被吓了一跳，立即被呛住了，开始大咳，等我扭头看到许小雷时还在剧烈地咳着。
许小雷怀里抱着方小明，看到我的样子忍不住笑，她问我是不是真被吓住了。那一年方小明两岁了，活脱脱长着他父亲那样的大头，显然他也被我咳嗽的样子迷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
“你们刚才在说哪个的坏话？”许小雷问，对许表姐我当然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照实说我们想出去，也就是不想在这儿再待了。我以为许表姐会嘲笑，但她没有，相反许表姐有些兴奋地问，去哪里？想好了我跟你们一起去嘛！我没有答案，只好逗方小明，张开嘴，让他把手里咬了一半的苹果送给我吃。方小明呢，真把苹果递过来了，但半途中苹果却从他手心掉了下来，我一阵手忙脚乱，竟然在苹果落地前把它接住了。应该就是这个时候，许表姐说，要不我们一起去昆明，我家保爷就在那里——说实话，谁会为这句话当真呢，许表姐说完就走了，我和杜新继续坐在护栏上抽烟，自怨自艾，事后回想这种叹息原本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它不过是一种消遣，一种青春的方式，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它自然也会过去的，就像纸烟在我们呼吸的同时从我们的鼻孔中散发掉，就像什么也不会引起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念头——但这句话对许小雷的作用不一样，她毕竟比我们大，对她来说，生活就是真实的，既不是念头，也不是烟雾，也从来就不是什么可以推倒重来的假设。
又过去了两天，就当我已经把这件事放在一边，不再玩想出去的游戏时，许小雷、许表姐却把这件事做实了。那天傍晚，我已经想不起那时候为什么我父母和妹妹都没有在家，这个空白时间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发生接下来这件大事情。当时杜新也在，就我们俩，我们下了一下午军棋，下得两眼发黑冒金星，我们甚至都没有吃晚饭，却没有罢手的意思——隐隐约约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细听又似乎没有。我停下来，急于证实这似有似无的喊声究竟是否存在，杜新却让我不要疑神疑鬼，就在这时，我们家的房门砰砰地响起来。
许表姐站在门口，等我一开门，她就用责备的口气说，“咦，干什么吗？我喊你这么多声！”
许表姐既然这么大的火气，我只好抱歉地说没听到。这是事实。
许表姐接着说，走嘛，赶紧！
去——哪儿？我糊涂了，显然我已经忘记了那个要出远门的想法了，对我来说那毕竟不是真的。许表姐提着一只小包，比平时女人提的手提袋略大，但也装不了多少东西。去哪儿？许表姐刚下去的火气又昂然起来，那天不是说好的，去哪儿？昆明嘛——她走进来，把包朝我们家桌上一扔，就像我会不认账，快点快点，要不是你急着走，我也用不着把狗日的方大头杀啦——
这时候杜新也走出来，和我一起呆呆地站在那个黑黝黝且越来越暗的客厅里。许表姐把方大头杀了，就为了去昆明许表姐把方大头杀了？这真像一个笑话，一个不真实又不可笑的笑话，但它却是真的，我看看许表姐的表情就知道是真的。空气动荡地跳动着，我一下子心乱如麻，关键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和这起谋杀案有了关系，好像因为我要去昆明，许表姐才不得不杀了方大头——我没有时间来分辨这中间的缘由了，许表姐不住地催促，就在这读秒一样的催促声中，我恍惚地打开了父母亲平时存钱的箱子，抽出他们一半的积蓄，大概是三十块钱，另一半我决定留给父母和妹妹，至少我还没有坏到不考虑他们下半月生活的程度，然后我找出两件换洗的背心，一件给杜新，一件留给我自己。接着我们就出门了。
我们坐上开往昆明的火车，是由重庆开往昆明的那趟夜车，因为是中途上车，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挤上去，又费了很大劲才聚到一起。我记得那列车里几乎都是来自四川外出找活计的农民，连走道上都堆满了他们的行李，火车出站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杜新都在车门边站着。许小雷去补票了，她说去找列车长“诓”一下，套套近乎，看能不能“诓”出几个座位。直到今天我都不怀疑许小雷这方面的能力，“诓”的能力，她的确有一种让别人围在她左右的本领，那天她补完票就带着我和杜新去卧铺车厢，虽然没有卧铺，但列车长同意我们在那儿坐一夜。
这就是我第一次远游的经历，也许我是成功的，我达到了目的，但我不能肯定这种空洞而失落的感觉就是我需要的。卧铺车厢熄灯后，一种巨大的安谧也随着黑暗铺天盖地而来，窗外不时有几盏路灯被我们甩到身后，除此之外，看不到什么，车窗外是荒野是黑暗，就在火车轮巨大的撞击声中，我好几次就要像杜新那样熟睡，但我总能挣扎着清醒过来，我总觉得自己会这样在一列永不停息的列车飞驰，然后永远都回不来了。
到昆明是第二天下午，许表姐把我和杜新安排在车站边的一家录像厅里，她自己去找保爷，说好找到保爷后她就回来找我们。那时候的录像厅放片都是循环场，所以不久我和杜新就看到了重复的片子，这中间我们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少觉，既担心睡过了头，听不到许表姐的喊声，又担心录像结束许表姐还没有来。在这种患得患失的情形下，我好像又看到了方大头，和成龙对打的那个日本人，鼻孔朝外翻，他用力吸气的时候，我疑心他就是方大头伪装的。果然，他朝着下面，冲着我大喊，你们跑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找到你们的！我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是伪装的，可偏偏还是逃不过方大头的眼睛。那两天应该是我这辈子梦见方大头最多的时候，只要我闭上眼睛，一入睡，方大头准保闯进来，我变得忧心忡忡，但又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开始狂奔，身后的方大头紧追不舍，并且高声喊着我的名字。我醒了，是杜新在喊，他摇着我的肩膀说许表姐来了。
和许小雷在一起的黑乎乎的中年人应该就是保爷了，保爷是干爹的意思，保爷等于干爹，所以我们也不可能跟着许小雷叫他一声保爷。保爷没有上来，而是站在楼梯拐角，抽着烟，看到我和杜新，显然不高兴，对许小雷说，咋个整呢，两个啊？许小雷说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嘛。保爷不再说什么，但不高兴还是明显的，他把烟头丢到地上，用脚碾灭。保爷说，走嘛走嘛。这种情形多少让人有些难受，和我们的想象远远不是一回事儿，难道这就是我们坐了一晚上一个白天，风尘仆仆必然的结果？难道这是方大头死后我们必须接受的惩罚？当然等我们坐到饭桌前，情形又发生了改变，许小雷的保爷显然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了，他甚至看出我们的拘束，劝我和杜新多吃菜。看得出许小雷已经把方大头的事告诉她的保爷了，为此保爷摇头叹息，耿耿于怀，有几次他吃着吃着就放下筷子，埋怨许表姐做事太冲动，这么着急干什么？许小雷也放下筷子，挽起袖口说，你看你看，这怪得了我，这些伤，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背上，不信你等一会儿看，都是他打的——保爷应该有50岁了吧，抽着烟，闪着他忧虑善良的小眼睛，不住地摇头、叹息。按许小雷的说法，她的保爷是个很靠得住的人，很能干，在昆明和瑞丽都有生意，顺利的话，我们能很快地前往瑞丽，再顺利些还可以去缅甸、泰国。
饭后保爷把我们安排在一家小旅店里，我和杜新住一间房，许表姐在隔壁单独开一间。我们很快分开了，我猜保爷还要给许表姐验伤，而且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现在又困又累，所以我和杜新早早地就睡了。事情发生在后半夜，我不知道是一点还是两点钟，我听到许小雷在外面小声地敲门，接着她小声地喊我和杜新的名字。许小雷进来时杜新也醒了，许表姐说她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她的房间里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声音，窗子又关不住，一直在风口上晃着。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预兆，一种不祥的预兆，事实上随着她的讲述，许小雷也把一种不安的情绪传递给我们，至少她毫无顾忌。我想起白天做的那个梦，真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可我不能把它说出来，再加重这种压抑的气氛。结果我只好把床让出来，让给许表姐，我和杜新挤在一起。很快，许表姐睡着了，开始打鼾，我听到杜新在我旁边笑，我问他笑什么，这家伙不答，而是用手捅我的胳肢窝，我不明所以，但也忍不住笑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去了北站，按保爷的安排，他会和我们一起先坐小火车去开远，然后再从那儿，坐他自己的车赶往瑞丽。开车前一个小时许表姐还和保爷联系过，打了个电话，还一切照常，但就在许表姐让杜新去买水时，有两个看上去也是赶车的旅客，突然间就斜斜地冲了过来，他们一把就将许小雷按在地上，许小雷开始蹬着腿大声喊叫，她的裙子掀了起来，随即又像一幅地图一样摊开。时间闪电般地过去了，等许表姐被提起来时，她的双手已经被反束在背后，那两个人推着她朝一辆吉普车走过去。
揪我的人几乎是同时出现的，就是离我们不远那个假装看报纸的中年人，他那股训练过的力量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膝盖就已经抵在我的脖子上。我只是觉得一阵天旋地转，那种巨大的反转一下子引发了我极度的恐慌。我听到自己的嗓子里发出了一阵绝望地号啕，应该说我立即就把许表姐出卖了，我说的是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这也是我一直都无法面对许表姐的原因。我被提起来时，两只手已经被反束在后，手腕上一片冰凉。
我们上了不同的车，这之后到我离开我都没有再见到许小雷。杜新当时完全可以逃脱的，但用他的话，他不能这么不仗义，所以他提着两杯茶水，慢慢地跟过来说我们是一起的。杜新和我押在一辆车上，可能是表现好吧，他们没给他上铐。
我们在一间屋子里关了一夜，整整一天都没人来理睬我们。第二天才由一位老公安来找我们问话。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早已经认定这件事与我们无关，还是因为我和杜新太小，或者是许小雷把事情都扛了下来，反正到了下午我们就已经没事了。那位严肃、面目慈善的老公安负责把我和杜新送到车站，他义正严词地训了我们一通后，就把我们交到一位回程列车的乘警手上。当时我们是多么感激他，为我们洗刷了罪名，所以无论他说什么，哪怕是老师苦口婆心说了一千遍一万遍的道理都让我们听得振聋发聩，我和杜新不停地点头，表示今后一定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人。
那是列慢车，也就是逢站必停的那种，坐车都是些短途的客人。有许多的空位，所以那一天大多数时间我和杜新都不说话，不是两眼呆呆地看着窗外就是躺在长椅上昏睡。我们都有十来个小时没吃东西了，那位教我们好好做人的警察伯伯显然也忘了这一点。后来，不知是杜新从哪儿捡来两块蛋糕，他吃了一块，把另一块留给我。我应当还记得那种感觉，那种重归人世的感觉，这之前我已经觉得自己应当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我也不再是个好人了。杜新把那块蛋糕放到我手上时，我才忽然对自己产生一种又怜又恨的情绪，我开始吃蛋糕，饥饿变成了一种庞大又无法填补的缺口，我吃得双眼泪花，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让我仇恨这次漫长的旅途，但很快，我发现我恨的人竟然不是许表姐，而是我的父亲，就好像不是许表姐而是我父亲让我踏上这个耻辱的旅途。
后来的事不可思议，我好像完蛋了，看到什么都眼泪哗哗，尤其火车进站时看到我们家附近那个电视塔时，我竟然会觉得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
没有人问我去了哪儿，也没有人问许小雷——等我在楼下院子里那堆打麻将的人群里发现方大头时，我已经不再惊奇。事实上，他也只是喝了一杯许小雷替他泡的放有安眠药的牛奶，这个迟钝的人也只是昏睡了一整天，然后又毫不相干地起床了。没有变化，一切都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的可能就是一年后，当我进大学读书时，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离婚了。
自然许小雷也很快回来了，这一次方大头没有打她，而是用他缺斤少两克扣来的钱替她打了一只金戒指。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闹过，直到今天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