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下，皇帝具有绝对的权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皇帝的爱好和行为，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并带动社会风气的转变。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大概就产生于这一时代。
一般说来，除个别项目外，宫廷体育是专为皇帝及达官显贵观赏、娱乐而设的。由于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特别是皇帝对体育活动的嗜好，使唐代的宫廷体育呈现出与前朝后代不甚相同的新气象。它已不再是单一的为帝王将相观赏的活动，而已具有上自皇帝、下至宫娥仕女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性质，这在中国体育史上，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受皇帝爱好体育的影响，唐代的王公大臣也纷纷投身于体育活动，有时陪皇帝运动合乐，有时则供皇上观看，有时则争斗输赢，在唐代体育史上留下了佳话。
如同皇帝大都喜欢马球一样，唐代宫廷中最盛行马球运动。在宫城和禁苑里，多半筑有马球场地。仅大明宫内就有七八处之多，如麟德殿、中和殿、飞龙院、清思殿、雍和殿及梨园亭子、神策军驻地等都有设置。在唐大明宫出土的一个石碑上刻有“含光殿及球场”，“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这表明，当时已把球场建筑纳入了宫廷的整个建设计划之中，可见马球在唐代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宫廷球场虽不太大，一般长一百二十米，宽五十米（《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7），但质量考究，“平望若砥，下看如镜”（《温汤御球赋》阎宽）。有些达官显贵在自己的住宅也修有球场，如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等，不仅在自己的家中筑有马球场，而且为使场地平滑光亮，还在场地上洒油（《通鉴》卷二〇九）。虽然奢侈，也可见他们对马球运动的痴迷。
唐中宗景龙四年，“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吐蕃赞咄奏言，臣部曲有善球者，请与汉敌。上令杖内试之，决数都，吐蕃皆胜。”唐皇家队的失败，使中宗大失面子，为挽回影响，中宗命时为临淄王的李隆基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武延秀四人敌吐蕃十人，结果使“吐蕃功不获施。”（《封氏闻见记》）。这是唐廷与少数民族进行体育比赛的最早记载。同时它也反映出当时的马球比赛十分频繁。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在章怀太子李贤的墓葬中，发现了一幅《马球图》壁画。画面上有二十几匹正在跑动的骏马，骑手们个个头戴幞巾，脚穿长靴，手持球杖，驰骋于球场。一位骑枣红马的骑手，跑在最前，侧身举杖向后击球；邻近的骑手，也纷纷挥杖驱马，争夺球子……一幅栩栩如生的马球比赛场面。至于以马球陪葬将马球纳入死者生活，希冀将之带入阴间，也可见它在死者生前生活中的地位。这也是唐中宗“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带来的结果。
“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先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王公大臣尚未起床，打球供奉便来隔门催报当天打球人的名字了，打球活动在宫廷里竟风行如是。唐代后期，在朝政不稳的情况下，帝王将相们也未曾忘记打球作乐，甚至出现了以击球赌官争爵的丑闻。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广明二年，陈敬瑄、杨师立、王勖、罗元皋四人合争三川节度使之职，僖宗一时难以委决，乃“令四人击球赌之”。结果陈敬瑄技高一筹，力挫三人，赢来了三川节度使的肥缺。唐朝末帝昭宗李晔，在被朱全忠逼迁东都时，尽管文武百僚和御林六军大都中途逃散，但“打球供奉”与“内园小儿”却紧随昭宗身后寸步不离，一直从长安跟到洛阳，在东都新宫中又重新开张，玩起了昔时的游戏。
在唐代，不仅须眉男子喜欢马球，一些体轻纤弱的宫女们也投身于这项惊险激烈的运动，且身手不凡。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中“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全唐诗》卷三八五）之句，描写的就是宫女们于寒食节进行马球比赛的盛况。五代后蜀花蕊夫人的《宫词》中也有“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队，遍遍长赢第一球”的描绘。出土文物中的唐代四女子击球图铜镜（《扬州出土的唐代铜镜》，《文物》1979.7）和唐代击球女俑（《文物》1959.8）更是唐代宫廷女子马球活动的实物佐证。因为马球运动需要宽阔的场地和优良的运动器械（如马、球杖等）。故只有宫廷和官宦豪富之家才能举行，平民百姓是无由问津的。
唐代宫廷中还盛行步打球活动，即不骑马的徒步打球，颇类似现代的曲棍球。据《唐音癸签》所载，唐时有“打球乐”，系“贞观初魏郑公奉诏”而制。其“舞衣四色，窄绣罗襦，银带，簇在折上巾，顺风脚”，手中“执球杖”而舞，此乐至唐玄宗时，“其调犹存”，只是被改为“羯鼓曲”。步打球极可能缘此由马球而来，是宫女们常有的表演项目。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之句就是对这种活动的形象描述。并由此可知，此项活动是对抗性比赛，进第一个球的队要向皇帝跪拜，然后才能继续比赛。有此“跪拜”的殊荣，故当时以能得第一筹——即进第一球为贵。与马球一样，如果有皇帝参加，那就无人敢夺第一筹了，所谓“无人敢夺在先筹，天子门边送舆球……御马索来亲自试，珠球到处玉蹄知”（王建《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就是指这种情况而言。这难免就削弱了体育竞赛的对抗性。
民间庆丰收意义上的拔河活动，在唐代宫廷中开展也极为广泛，其规模之大、参加人员之多，实为中国古代所罕见。
据《唐语林》记载：“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古用篾缆，今代之以大麻□，长四五十丈，两头分系小索数百条，挂于胸前。分两朋，两相齐挽。当大□之中，立大旗为界，震声叫噪，使相牵引，以却者为输。”与现代拔河活动已无二致。唐代帝王十分喜欢观看这项活动，有时让宫女比赛，有时则让臣下相斗，乐趣横生。如“景龙四年二月……庚戌，令中书门下五品以上，文武三品以上并诸学士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球场，分两朋拔河，帝与皇后、公主亲往观之。”如果以职位高低作准绳，唐代的拔河运动堪入世界吉尼斯大全。
唐代达官贵人的拔河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博得皇帝及其后妃、公主们的一笑，确是一场体力对抗赛，“运动员”对输赢看得是很认真的。据《唐语林》记载：“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时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宰相五将军为西朋。东朋贵人多，西朋奏胜不平，请重定不为改，西朋竟输。”赛中“韦巨源唐休璟年老随□而踣，久不能兴，上大笑，令左右扶起。”对中宗来说，有此一笑，也就足矣，而“运动员”双方人数多寡不一，赢者不光彩，输者不服气，故“请重定”，而中宗却一随己意，不予重改。作为“裁判”，未免太主观。但不管如何，这毕竟也反映了唐人的竞争意识和自强精神。
由于唐代宫廷拔河活动往往参加者众，围观者多，声势颇为浩大，场面也十分壮观，有时甚至被用于政治目的。如唐玄宗常观看拔河比赛，有时“挽者至千余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唐语林》）显然这成了向蕃客炫耀国力的一种手段。《文苑英华》卷八一引薛胜《拔河赋》说的更明白：“皇帝大夸胡人：以八方平泰，百戏繁会，令壮士千人，分为二队。名拔河于内，实耀武于外。”确实，那种“勇士毕登，嚣声振腾”的场面，“挥落日而横天阃，触不周而动地轴”的气势，“绳□仆而将断，犹匍匐而不回”的精神，连朝中“大夫以上”也要“停眙而忘食，将军下，□阚而成雪”，又怎能不使“匈奴失筋，再拜称觞，曰：‘君雄若此，臣国其亡’”呢？！体育的发展往往是国家强盛、民族兴旺的标志，于此可见一斑。
围棋作为古代体育项目之一，早已产生，但隋以前的围棋局（盘）是纵横各十七道，而隋代的围棋局据出土文物所见，已是纵横各十九道（《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10），与今无二致了。隋祚短暂，围棋的发展当在唐代。由于围棋是一项技艺博深和文雅的活动，尤为唐代文人学士、宫娥仕女、达官贵人乃至皇帝所喜爱。由唐廷所设“棋待诏”、“棋博士”看，它和马球一样是唐代、尤其是宫廷里盛行的体育活动。像前述的唐高祖、太宗、玄宗等，都是围棋爱好者。为了提高皇帝的棋艺及陪帝王贵人消遣，宫廷内所设职业棋手，几乎都是国手，如王叔文、王积薪、顾师言等，在围棋发展史上留下了佳话。翰林王积薪，“每出游，必携围棋短具，画纸为具，与棋子并盛竹筒中，系于车辕马鬣间，道上虽遇匹夫，亦与对手。胜则征饼饵牛酒，取饱而去。”可见他棋艺的提高，不仅在于他对围棋的痴迷，而且主要在于他并不以职位之高而自傲，广泛与民间棋手交流，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提高了棋艺。正是在这些基础之上，他写出了围棋理论专著《金谷园九局图》（《新唐书·艺文志》），对当时及后世围棋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宫廷围棋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之一。据《杜阳杂编》记载：唐宣宗大中二年（848）三月，善围棋的日本国王子来朝，宣宗命“顾师言待诏为对手。王子出揪玉局冷暖玉棋子……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不知是事关“大国”的荣辱，抑或是唐人的竞争精神，顾师言对输赢看得很认真。连接待日本王子的官员与王子的对话也很耐人寻味：王子“回语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第一国手也。王子曰：‘愿见第一。’对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方得见第一，今欲躁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一，不如大国之三，信矣。’”这已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
围棋也是宫女及贵妇人们经常开展的活动。王建《夜看美人宫棋》一诗咏道：“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全唐诗》卷三一〇）宫女们不仅十分喜爱这项活动，挑灯夜战，已达痴迷的程度，而且棋艺已达相当水平，不依旧规，有所创新。
弹棋也是唐代宫廷体育的内容之一，如《天中记》说：“唐顺宗在春宫日，甚好弹棋，时有吉达、高钺、崔同、杨同愿之徒悉为名手。”“韩愈书记在京师，甚无事，同居有独孤生申叔者与余弹棋幸胜之。”（《古今图书集成》八百一卷，弹棋部纪事）其着法《酉阳杂俎》有载：“今弹棋用棋二十四，以色别贵贱，棋绝后一豆。”柳宗元《弹棋序》也说，“得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第十二。”“既而抵戏者二人，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双方以棋子互击触，决定胜负可能是以先击触完对方的所有棋子为胜。
作为观赏娱乐的角抵活动，在唐宫廷里十分盛行，是宫廷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从事这一活动的，自然不是帝王将相，尽管他们比之前朝后代的帝王将相还算较为开化，主要是左右神策军将士和教坊艺人。这于史籍中不乏记载。《旧唐书·穆宗纪》：穆宗即位，“丁亥，幸左神策军观角抵及杂戏，日昃而罢。”对这一活动十分着迷，“自是凡三日一幸左右军及御辰晖、九仙等门，观角抵、杂戏。”《旧唐书·敬宗纪》亦载：“上御三殿，观两军、教坊、内园分朋驴鞠、角抵。戏酣，有碎首折臂者，至一更二更方罢。”其对抗性若是，恐怕也是宫廷体育之最了。为了迎合皇室娱乐的需要，唐廷中还设有专门的摔跤队，即“角抵之徒”。“唐僖宗弱令登位，为宦者所狎，多以蹴鞠、斗鸡、畋游、微行，内园恒排角抵之徒，以备卒召”就是一例。“角抵之徒”多为摔跤好手，如蒙万赢的称号，即来自他善摔跤：“唐僖宗咸通中，选隶小儿园，蹴鞠步打球子过驾幸处，拳球弹鸟以此应奉，寻入相扑朋中，方年十四五，时辈皆惮其拳手轻捷，及长，擅长多胜，受赐丰厚。万赢呼号自此起，至昭宗朝，累累供奉。”（《角力记》）
角抵活动是唐代军队中的训练项目，宫廷中、甚至左右神策军中的角抵好手也多选自地方，或由地方官吏推荐，如《唐语林》记载：“李相绅督大梁，间镇海军进健卒四人……悉能拔撅、角抵之戏。”可以说，唐代宫廷体育也是民间体育的折射。
足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至唐代有了很大发展，在制作技术上有了质地改进，由原来“以韦为之，实之以物，蹴蹋为戏”（《汉书·艺文志》）的实心球，改为“以胞为里，虚气闭而蹴之”（《初学记》）的空心球，与现代足球已无多少差别了。当时曾有人以之嘲笑皮日休：“八片尖皮砌作球，火中□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全唐诗话》，归日安打油诗）球门的制作，唐以前是“穿地为域”，而唐代则是于场端“植两修竹，络网于上为门以度球。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文献通考·散乐百戏》），和现代足球门非常接近。这就为唐代足球运动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在宫廷中开展也较为广泛，上自皇帝，下至宫女，无不喜欢。如唐文宗、僖宗等。在足球的踢法上，唐代已趋向多样化，除两队角逐、竞争胜负的踢法外，还产生了“白打场户”式的一般表演性踢法，即不用球门的两人或多人对踢，由于缺乏竞争性，多在女子中进行，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中“寒食内人长白打”之句，描写的就是宫女们在寒食节进行“白打场户”式蹴鞠的场面。
从蹴鞠中演变出的蹋球活动，也是唐代宫廷体育的内容之一。“今乐人又有蹋球之戏，作彩画木球，高一、二尺，女伎登蹑，球转而行，萦回去来，无不如意，盖古蹋鞠之遗事也”（《唐语林》）。《文苑英华》卷八一引王邕《内人蹋球赋》也说：“球犹求也，展转驰逐兮……球上有嫔，球以行于道，嫔以立于身……旷古未作，于今始陈。”显然是唐代才有的一种体育活动。据《内人蹋球赋》云，这项活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观赏，而且是为了健身：“方知吾君偃武之日，修神仙之术，但欲扬其善教，岂徒悦其淑质，谓艳色兮可轻，使宫女兮程功而出。”如果属实，对风流皇帝唐玄宗来说，也属难能可贵了。试想，有几个封建帝王能想到宫女、乐人的身体健康呢？
此外，射箭、划船、秋千、抛球、舞蹈等，都是唐代宫廷里常有的体育活动。如宫女们常身跨良驹、把弓持箭，跟随皇帝狩猎于禁苑。“射生宫女宿红装，把得新弓各自张”（王建《宫词一百首》）。在大诗人杜甫笔下，弯弓射箭的宫中才女英姿勃勃，射技惊人：“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中双飞翼。”（《哀江头》，《全唐诗》卷二一六）没有平时的训练，显然是难有此射技的。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宫中还流行一种独出心裁的体育游戏：“……端午日造粉团、角黍贮盘中，以弓射之，中则得食。”既是一种节日娱乐，也是一项射箭比赛。所中之的也就是奖品。
秋千是唐代极为盛行的妇女体育游戏，在宫中也常常开展，《开元天宝遗事》载：“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欢笑以为乐。”唐代诗人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描述秋千活动的场面。“长长丝绳紫復碧，嫋嫋横枝高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衣，复畏斜风高不得。傍人送上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王建《秋千词》）真似一幅栩栩如生的秋千画图。
划船比赛在宫中也时有进行，张祜《上祀乐》就描绘有后宫妇女划船比赛的热闹场景：“猩猩血采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全唐诗》卷五一一）连在我们想来弱不禁风的纤纤宫女们也投身于这项充满体力对抗的竞赛，也可以想见唐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及其强烈意识了。
一般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下，宫廷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往往是全国优秀文化的汇集场所，是全国各地文化的折射，同时，它作为较高层次的文化，反过来又促进并引导全国各地文化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代体育才具有普遍性意义，得到了很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