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他曾经加入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其实这个能说明个什么呢？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在里面呢？但虚的东西有时候也会实起来，需要打你成右派时，这又成了一个很结实很堂皇的理由。果然把二爷一下子就弄成了右派，而且使二爷自己也没有什么话好讲。
对于整个一个时代的迫害和诬陷，人往往是容易接受和顺从的，看到大批与自己一样甚至优越于自己的人，都一一从高处掉了下来，有些不知什么原因掉得比自己还要低，人心由于平衡会安宁下来，甚至看到那些摔得更惨掉得更低的人，会因此觉到奇异的安慰和运气。
二爷是兰州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在固原地区法院工作。一打成右派，法院是不让工作了，让去一个很偏远的村子里和社员们一同参加劳动。二爷就去了。照父亲他们的话讲，二爷是太爷和二太太惯下的，袜子都没有自己洗过；去理发，太爷或二太太都要陪着的。祖太爷辛辛苦苦，省吃俭用，盘下的一点家业不但没能使自己得益，反而把他的儿子造就成了一个有些纨绔之气的人，别的且不说，仅老婆，太爷便有着两个的，一个是我的太太，一个就是二太太。二太太是太爷从大教里娶过来的（我们这里的人把汉族人叫大教里的人）。大教里的女人似乎与我们回族的女人有着某种不同，从太爷对待两个老婆的不同态度上，也可看出这一点来。太爷对我太太简直是有些毒辣无情，对二太太却是用情备至，言听计从，使得惯于享受的二太太连烟也抽起来了，这在回民人家真是很罕见的。太爷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容忍。太爷过世后，又把所余的细软尽数留给了二太太。二太太除了抽烟一时不能舍得外，别的享受都统统戒掉，一门心思培养起二爷来，培养得二爷像一个少爷。说来太爷的眼力还是不差，比较于太太，二太太果然总是棋高一着。就拿培养儿子来讲，二太太就把二爷供养成了一个大学生，这在那个时代，真是很不容易的。可惜在二爷上学期间，二太太就去世了。二爷也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二太太有一个很名贵的玉石烟嘴，二爷就用这个烟嘴抽烟。像二爷那样的身份，对象是很容易谈的。二爷后来找了一个当妇联主任的女干部，两个人分居两地，大多数时候，都在各自单位上灶，很少一起吃顿饭的。说来他们小两口即使住在一起，也没有一个会做饭的人。二爷自然是不会做饭的，但他费心娶到的二奶奶也只会工作，只会当妇联主任，只会对群众讲话，针线茶饭却不能做要求的。
二爷下放到村子里和社员们一同劳动时，他所遭的罪便可想而知。别的且不说，劳动他就不能的。农村的活儿，他几乎什么也不会干。转粪的时候，他不会用铁锨，便让他背，但是粪背斗却会拖得他坐下来。拔麦子的时候，和别人的蹲了拔不同，他是跪在地上拔，嘴上也将力用着，但是麦子像是瓷实得很，不给他轻易拔下来。他像拔树那样拔麦子。拔下来的麦子抽在他的脸上，麦芒刺到眼睛上，痛得他缩成一团，将衣袖挽起来，用胳膊揉眼睛。便让他去放羊，这个连小孩子都能的，但在二爷，又成了一桩不可收拾的事，他总是太过小心，太怕羊一下子跑散掉，总是跑来跑去咋咋呼呼地吆喝，倒把个羊群弄得七零八落。他下放劳动的那个村子叫慢坡村，二爷在慢坡村劳动了几年，不知什么原因，又被弄回到了县招待所，让他当厨师。二爷哪里会当厨师，他连一顿粥也不会做的，让他去当教师教书倒可以的，但是已经被弄进了招待所当厨师，他就当厨师。这样过了几年，二爷就算是过得去的一个厨师了。二爷这个人，由于被过于娇惯的缘故，由于是一个学究式的知识分子的缘故，心眼儿是不多的，甚至是有些天真和呆气，在一个复杂的境遇里，这一点倒好像是保护了他，使他很少卷入什么是非里去，也极少惹人揣测和疑心，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二爷凭着他的天性却可以轻易地做到。唯一让人感到不快的是他总是有些淡漠，像是和任何人都只愿意保持一个同样的关系，像是和任何人也不可能熟络亲热起来，这一点人们似乎是接受不了的。人们似乎能接受别人对他的亲热甚至仇恨，却受不了人对他的淡漠。里面有一个胖厨师，他的包子做得远近闻名，又是一个极热闹的人，就忍不住常常对着二爷的无表情少反应作些嘲讽奚落，一次他竟冲上去捏住二爷的脸，摇晃着说，唉呀呀急死我了急死个我了。但除了胖师傅的嘲讽和偶尔一个过激的行为外，二爷在招待所的日子大体说来还是不错的。他那时候已经是离了婚，在招待所的一间单身宿舍里住着，比较于在慢坡村所过的日子，招待所自然是好了许多。二爷是一个不容易显胖的人，但脸色还是不错的。有些人的面色使人觉得他就不能做厨子。与那个善做包子的胖厨子相比，二爷倒使人觉到一种特别的清爽和干净，清爽干净于一个厨师而言，有时甚至比他的手艺还要重要。并且二爷的手艺也是不差的，二爷的拿手好菜是做鱼和熬鱼汤。这又比不得做包子，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少海鲜的地方，鱼都是从外地运来，一桌菜里，鱼自然要算大菜了。要是换一个人把鱼做成二爷那样子，把鱼汤熬成二爷那样子，不知会怎样地跋扈一场了。即使一个厨师，只要他想跋扈，只要他自认为有资格跋扈，也总是有着其跋扈的地方的，但二爷却不居功不显摆地做着这些，就像是自己的呼吸那样自然和简单。
后来招待所忽然地要改革，要裁减冗员，真是没有料到，竟把二爷给精简下来了。二爷就搬了铺盖卷回家去。自从离婚后，家门上常就被锁子把着。院子还是很大的。树上的叶子厚厚地落了一层。风蚀雨淋之故，屋瓦也已黯黑，瓦楞间也长出草来。二爷也懒怠收拾这院子。从院子里走过，会像走在雪地上那样，久积的浮土会落下脚印来。
那时候二爷分到了二亩自留地。开春的时候，二爷也会花钱雇两头牲口，肩了犁走出城去，在自己的那块自留地里犁耕上一番。再没有像二爷那样漫不经心犁地的人了，他一边犁着地一边抽着烟，犁把总像把不牢似的，一会儿歪向这边来，一会儿倒向那边去，有时候犁把还会脱手，犁就趁机从深土里上来，平躺着让牲口拖了走，这样牲口走起来会是很便当的，牲口也明白了什么似的就走得快些。二爷像是惊醒了似的赶上去扶犁，这样子被拖在地上的犁是不容易扶起来的。等二爷把犁扶起时，牲口已轻轻松松走过一大截了。二爷一边假意地呵斥着它们，一边频频回头看着犁过的地方，连他自己也觉得这像是一个胡闹和玩笑。这样子犁地，究其实牲口不但不得轻松，反而会是很吃力的，从表情也可见得它们的疲累和沮丧。后来牲口也得了计，一旦警觉到犁把从二爷手里脱开，它们几乎同时就拖着犁铧跑起来，不让二爷轻易地追上它们。有时竟一鼓作气跑出自留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等二爷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它们已沿着沟畔吃进不少草了，而且闲闲地摇着尾巴，喷着响鼻，对二爷有着某种嘲弄和轻蔑似的。畜生们也是有眼力的，它们清楚它们即使不务正业，由着性子撒了泼地跑，也没有什么危险的，它们已经算是见识了那个人，它们清楚他不过是个追它们而已，只要它们真的要跑，那他是怎么也追不上它们的，即使追到了又怎么样呢？他又不会拿鞭子打它们，地里到处是硬土块，很容易捡起来砸到它们身上的，它们也不是没有挨过，但在他这里，却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就使得它们清楚他是不会这样干的。那它们就乐得跑，乐得让他追，乐得让他追不上，乐得让他追上了再把它们给吆回去。有时候要是它们吃草正到兴头上，就不愿一下子被他吆了回去，它们直着脖子吃草，听任他在后面拖拽着犁铧吆喝个不已，听任他的鞭子在半空里徒然地绕来绕去。它们微眯着眼吃草，像是自己在一种笃定或幻觉中似的。它们也会斜了眼角看看那个在一旁忙乱个不已的人，它们看得出他和它们所见的犁地者有着许多不同。凡犁地者大多是不穿鞋的，大多赤脚走在犁沟里，它们看到他不但是穿着鞋，袜子也是穿着的，这就使得它们不愿意在他跟前安分地做牲口。而且事实证明它们是对的，当他实在吆喝不动它们时，就丢开犁铧任它们吃草，他自己也在一边蹲了，掏出那个玉石烟嘴抽烟。风吹得他的脸像干土块一样。烟从他嘴里冒出来，很快就会被风带得不见了影踪。一边抽烟，他会一边出神地看它们吃草，或者眯缝着眼看向远处去，像是一时节忘记了有犁地这回事。
这样子的犁地，庄稼自然是不可能长得好。二爷的自留地里种的多是小麦或扁豆，等它们长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苗垄的断断续续和歪歪扭扭，就像一个盲人缝的衣裳，针脚粗大别扭不说，还不断地离开针线，冲突到不该有针脚的地方去。这样的庄稼实在是没有个什么收头。每年收庄稼的时候，二爷总是来我家把小叔叫去帮他。有时候把我也一并叫了。二爷螃蟹那样支棱着手脚在地里拔粮食，拔几下就像受惊的黄鼠那样，直起身子来向四下里看着，也不知他在看什么。一会儿就见他已经蹲在了地埂儿上，一边抽烟，一边很有些认真地捉取着粘在裤腿上的一种叫冉冉子的草，那草呈球状，上面长满了小刺，很容易就会粘你一身。二爷抽着烟，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捉取着裤腿和鞋袜上的冉冉子，许多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日头慢慢地高起来，而且不断地加强着它的热力，使得二爷身上的冉冉子也干硬起来，它们粘得那么紧，一个个多足的小虫子似的，不让二爷轻易就把它们从身上取下来。
等收完粮食，二爷总是要给叔叔扯片布做件衬衣。带叔叔到裁缝铺去，等衣服做好，叔叔穿上了，才打发他回来。我正是看到叔叔有新衬衣穿，才乐意去给二爷拔粮食。但二爷没有做衬衣给我，记得他给我买了一双球鞋。鞋显得大，叔叔穿来却有些小。但叔叔却总是趁我不备就悄悄穿去了，直到把他的两个大拇指从鞋尖上穿出来。
到碾场的时候，二爷又会叫叔叔去帮着他碾场。往往一个春夏下来，所谓春种夏收，辛苦一场，但二爷收获的粮食往往还不足两麻袋，要是旱年，就连一麻袋也不能满。二爷自己没牲口，一年耕播拉碾，都免不得花钱的，还要给叔叔做衬衣，也是一份花销，算下来头比身子大，那么，二爷何必要种这几亩自留地呢？倒不如让它荒着去省心。
但是父亲说，他不种人骂呢。然而把好好的几亩地种成了这个样子，就不怕人骂么？
说来二爷的生计倒是不靠这几亩地，要靠这几亩地，就那点收成，他也是一样会饿死。从招待所精简回来后，二爷又学了一门手艺，给人糊顶棚。二爷个头高，踩一张桌子就能够着任何一个顶棚的。不清楚糊一个顶棚多少钱。记得二爷那时候几乎是天天有顶棚可糊，私人而外，也给公家糊。父亲和叔叔都被二爷叫去帮他抹浆子。我后来到城里上中学时就住在二爷家里，整整住了八年。星期天，二爷总是带我去糊顶棚，帮他抹浆子。我记得给县革委会都糊过顶棚的，那顶棚很高，二爷踩在桌子上，踮起脚尖，将裤腰带都全部地露出来，还不容易够得上。但二爷的手段是高明的，那些实在够不到的地方，他就把纸张顶在长刷子上，轻轻地顶上去让纸张先贴住顶棚架，然后再调整位置和方向，等一一调整好，二爷就用大刷子左左右右地刷几刷，使垂下来的边边角角都得到某种命令似的收紧上去，那么的熨帖而又吻合，真使人暗生佩服。而且二爷的最后那几刷，漫不经心，又痛快淋漓，每每那个时候，轻车熟路似的，二爷在那种大笔挥洒里似乎在信手展示着一种什么，又像在尽情地宣泄着一种什么。我觉得正是在那样的时候，二爷的精力才得到了蓄积和恢复，不然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仰脖伸臂在高桌子上那样劳碌一天，不要说他，年轻人也受不了的。
二爷的话极少，常常用嗯啊的方式指挥着我，和我交流着。往纸上抹浆子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活计，有时候一不小心，某一个地方就漏了抹或是抹得不够，这样子到了顶棚架上立马会显现出来，二爷驾轻就熟地挥着刷子，但是有那么一角总像是折断的鸟翼那样软软地垂下来，像一段探出的舌头在戏弄和嘲弄你，这就说明那里的浆子不足或竟没有，这时候二爷的情绪总是不好的，他钩住那段舌头，将纸张整片地撕下来，任由它飘落到地上来，然后他也不说什么，举头看顶棚或看着别处，脸上身上的浆子也懒怠擦一下。我忙忙拾起来重新抹浆子。将纸张侧着看过去，看哪里不发亮，就说明哪里可能没抹到浆子。
我个头矮，把抹好浆子的纸张给二爷递去时，二爷就得俯下身来接，二爷是个头很高的人，这就使他的弯腰更多时候显出一种危险来，但熟能生巧，后来二爷就探下刷子来捞我的纸张，一捞就捞去了。这个实际上是不好捞的，功夫不好的人，即使一时捞到，也容易在半途或即将送到手里的一刻使纸张滑飘出去。这些不足挂齿的劳动实际上也是很有些让人惊讶和佩服的地方。但时间久了，也使人觉得厌倦，我只是坐在地上抹浆子罢了，有时候也觉得烦，觉得疲累，觉到某种深陷其中与难以挣脱，不知站在高桌上踮了脚尖伸长着脖子刷来刷去的二爷又是怎么想的。他是极少说话，好像说话会是一种多余甚至麻烦，有时候糊整整一天顶棚，他也说不了一句话，他只是偶尔地清清喉咙，咳嗽几声而已。当他踮着脚尖，伸直着脖子往顶棚架上小心地送纸张时，我看见他的脖子一时绷得那么紧，喉结也承受着某种压迫那样，艰涩地一动一动，似乎只要拿个刀子临近着比划比划，那不安的喉结就会破皮而出。这时候，真是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担心和焦虑的，但也总是有惊无险。劳作之余，二爷会带着我去看一场电影或篮球赛。比较来说，二爷似乎更喜欢看篮球赛，那时候，我们的县体育馆也还活跃着的，常常会有一些赛事。二爷的习惯是早早地将票买好，装在钱夹里，然后就一心一意地糊顶棚。但他的心里明显是惦记着赛事的。二爷的胳膊上有一块老旧的手表，当窗外有了暗影，屋子里需要开灯时，二爷就会频频地看表，忽然将刷子丢下来，抬头看着还没有糊完的地方，像是有某种茫然和遗憾似的。这时候我就知道二爷是要去看篮球赛了。果然他有些僵直地蹲下来，双手按住桌脚，我忙忙将一把椅子搬到桌子跟前，看着二爷的一只脚像病人那样小心地试探着向椅子上落去。
有时候糊毕顶棚，要是没有篮球赛，要是县剧团正好演一场戏，二爷也会买了戏票去看戏。篮球赛尤可，电影自然更好，但老戏，我是不怎么爱看的，然而怎么办呢，二爷他已经把票买好了，总不能让作废掉吧，只好同着去看。有时看着看着，我就睡过去了，觉得二爷推我时，戏已经完了。我牵着他的手，懵懵懂懂地回去。对于二爷的看篮球看老戏等等，父亲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也很有些不屑的，啊，辛辛苦苦挣下的几个钱，脏不拉叽累死累活给人糊顶棚挣下的几个钱，倒拿去看那个，看了能顶个啥用呢？不看又是个啥损失呢？还不如买上几斤米，要么买上几两茶叶喝喝，解解乏气，也是可以的嘛。这是父亲他们的意思，父亲他们即使有一张电影票戏票，也会想办法换成钱，拿这钱来再干点别的。
我上初二的时候，53岁的二爷忽然获得了平反，又可以到地区法院去工作了。那时候私人不算，就是县上大大小小几十个机关的顶棚，也几乎被二爷都糊过了。
二爷原本是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学得最精的却是熬鱼汤和糊顶棚，不知道平反后，他积数十年之功学得的这两门手艺还用得上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