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中，围绕着皇帝选择确定继承人的事暗中有了争斗。因为仁宗认为，他的众多皇侄中只有宗实才能出众，可以担当重任，这与韩琦、司马光等人的愿望相一致，所以他们极力促成早日确立宗实为皇子。与韩琦等人政见不和者，看到宗实与韩琦一帮人关系密切，深怕宗实即位后对自己不利，就进言尽量拖延此事，以图拖中有变。仁宗的其他皇侄也都希望自己中选，纷纷拉拢朝中重臣及在皇宫内寻找门路，使选立皇位继承人的争斗越演越激烈。
朝中众臣中，司马光几次以“国嗣未立，天下寒心”为由向仁宗进言。仁宗口头虽然答应了，迟迟不见行动。司马光就“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既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逮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促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宋史》）。司马光同时督促韩琦向皇帝进言。不久，仁宗确立宗实为皇子。
这场争斗中，苏洵因感到自己人微言轻，没卷人其是非漩涡中去，但他与韩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与王安石的矛盾白热化了。当然，苏洵攻击王安石是受到韩琦默许的，因为韩、王之间也有矛盾。有个故事说：杜安世在与同僚们闲坐聊天时，吟道：“烧残绛蜡泪成痕，街鼓报黄昏。”韩琦当时也在坐，知是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的两句词（这两句词虽然绝妙，但世人很有争议，因为正常情况下白天是不点蜡烛的，所以许多人认为王益犯了常识性错误），韩琦见王安石也在坐中，就故意说：“你能吟出这样的词句，真是个才子，我该拿什么奖励你呢？”杜安世当然明白韩琦的意思，就说：“这是王通判的作品。这份奖我是不敢领受啊。”王安石见大家拿眼看他，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苏洵正修纂《礼书》，这是一个浩大而艰巨的工程，他把全部精力都投进去了。在编修的过程中，他认为应“遇事而记，不择善恶”，主张按照历史的原貌真实记载，反对将祖宗的过错删个干净。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利用朋友聚会等公众场合，不失时机地攻击王安石为人处事及言论中的弱点，以发泄自己的积愤。
嘉佑八年（1063），王安石的母亲去世了，士大夫都去吊唁，独苏洵不去，并作一篇《辨奸论》，对王安石的品性及诡异行为进行猛烈攻击：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日：“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祀日：“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伎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祀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柯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祀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流，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竟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X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日：“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其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关于这篇《辨奸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当时见者多谓不然，曰：隐，其甚矣！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苏轼在《谢张太保撰先人墓表书》中说：“辨奸之始作也，自轼与舍弟皆有噫，其甚矣之谏，不论他人。惟明公（张方平）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则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计，然使斯人用区区小数以欺天下，天下莫觉莫知，恐后世必有秦无人之叹！”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会张安道（张方平）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论》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祀，而不以示文忠公。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论》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避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人石，比年少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it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对于王安石之“不缘饰”，邵博《闻见录》说：“魏公（韩琦）知扬州，王荆公（安石）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盟漱。”这篇文章的观点后世争议很大，说好说坏不一。
反对者说：“不近人情四字，遂为道学正传，其不近人情愈甚，则为道学愈大矣。余读《论语》、《家语》诸书，夫子生平无一不近人情之事，无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后之号为颜、孟复出，且驾颜、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茅坤《评注苏老泉集》）赞同苏洵观点者说：“介甫名盛时，老苏作《辨奸论》，讥其不近人情。厥后新法烦苛，流毒寰宇，见微知着，可为千古观人之法。”争论归争论，然这篇文章博引雄辩，充分体现了作者“浑而劲”的文风，不失为一篇优秀散文。文章论王安石为奸虽不可取，然其立论于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足可供历代执政者借鉴。
在京城的苏洵，迎来了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期，留下了多篇不朽的作品。
文与可是有名的画家，自号“笑笑先生”，与苏家有点亲戚关系。嘉佑五年，苏洵与文与可一起在校史馆做事，文与可许诺赠给他一幅画，为了督促鼓励文与可继续上进，挥笔写下了《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
枯松怪石霜竹枝，中有可爱知者谁？我能知之不能说，欲说常恐天真非。羡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使我忘言惟独笑，意所欲说辄见之。问胡为然笑不答，无乃君亦难为辞？昼行书空夜画被（《世说新语》：“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羊欣笔阵图》：“钟舞精思学书，卧书被穿。”），方得其意犹若痴。纷纭落纸不自惜，坐客争夺相漫欺。贵家满前谢不与，独许见赠怜我衰。我当枕荤卧其下，暮续膏火朝忘炊。门前剥啄不须应，老病人谁称我为。
苏洵是文物收藏家，对书画有着非凡的鉴赏力。该诗的表面意思是督促文与可尽快践诺，实则是作者以长者的身份肯定文与可绘画方面的成就并介绍给世人，督促其继续“昼行书空夜画被”，以创作出更优秀的画作来。苏洵的咏物诗不多，但也偶有佳作，《香》便是其中一首：
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草名）。一丝吐出青烟细，半灶烧成玉箸粗。道士每占经次第，佳人惟验绣工夫。轩窗几席随宜用，不待高擎鹊尾炉。
这首诗前四句写香之制作过程及燃烧形象，后四句写香的用途。该诗构思奇巧，清新有味。
苏洵虽然宦游在外，但故乡常人梦中，也十分思念族中的亲人。当听到从叔母杨氏去世的讯息后，作诗《从叔母杨氏挽词》，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老人凋丧悲宗党，寒月凄凉葬旧林。白发已知邻里暮，伤怀难尽子孙心。几年赠命涵幽壤，当有铭文记德音。千里缄词托哀恨，呜呜引者涕中吟。
苏洵在思念故乡邻里乡人的同时，因得不到朝廷的重用，也产生了归隐的念头。《送蜀僧去尘》，就表达了他这种思想：
十年读《易》费膏火，尽日吟诗愁肺肝。不解凡青追世好，欲将芹芷荐君盘。谁为善相宁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拄杖挂经须倍道，故乡春蕨已阑干。
诗人晚年读《易》、作《易传》百余篇，并对此很自负，说：“此书若成，则自有《易》以来，未始有也。”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读《易》已有好长时间了，每日只郁郁寡欢吟诗；不必追求世间的荣华富贵，我只想向你推荐吃些芹菜、白芷这类清香而易得的菜蔬。在《易》的研究方面当代没有人比我更精深了，难道后世的知音人能指出《易传》的错误吗？对这一点我既自信又满足，现在只想尽快回来家，因为故乡山野里蕨类野菜已参差不齐地长出了嫩芽。这首诗言之有物，精深有味，其中“谁为善相宁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两句诗婉而不迫、哀而不伤，言怨而不怒，且用意深远，为后世评论家所称道。
值得一提的是，苏洵在嘉佑六年曾作了一首有名的《水官诗》。水官诗水神名，唐代着名画家阎立本画的《水官图》，为京师十方净因院大觉禅师所收藏。苏洵与大觉禅师相善，受赠了《水官图》，于是写诗以报，取名《水官诗》：
水官骑苍龙，龙行欲上天。手攀时且住，浩若乘风船。不知几何长，足尾犹在渊。下有二从臣，右右乘鱼琶。矍砾相顾视，风举衣袂翻。女子侍君侧，白颊垂双提。手执雄尾扇，容如未开莲。从者八九人，非鬼亦非蛮。出水未成列，先登扬旗旅。长刀拥旁牌，白羽注强誊。虽服甲与裳，状貌犹鲸鳣。水兽不得从，仰面以手扳。空虚走雷霆，雨雹晦九川。风师黑虎囊。面目昏尘烟。翼从三神人，万里朝天关。我从大觉师，得此鬼怪编。画者古阎子，于今三百年。见者谁不爱，予者诚以难。在我犹在子，此理宁非禅？报之以好词，何必画在前。
这首诗前一部分描写阎立本所画水官，后一部分自“我从大觉师”起，谢大觉师以画相赠。全诗描写生动，气象峥嵘，使人有见诗如见画之感。
苏洵在京城期间还写了多首送别唱和诗，如《送陆权叔提举茶税》、《送王吏部知徐州》、《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这些诗虽算不得名篇，但也有较高的艺术水平，表现了作者对朋友的一片诚心。如在《送陆权叔提举茶税》中说：“往年在巴蜀，忆见春秋始”、“何年重相逢，抵益使余畏”。
苏洵也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大事。他的老乡及朋友石昌言为契丹国母生辰出使契丹时，写了一篇送别的赠言：《送石昌言使北引》，鼓励石昌言不要被强敌吓倒，不要有辱使命：“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于夷狄！请以为赠。”
苏辙在京城除了照顾父亲的生活外，常与名士交游，以丰富自己的学识。与兄长苏轼的诗歌通信，成了他这一段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每当自己的诗文邮往凤翔，就眼巴巴地等着苏轼的回音。随着岐梁唱和的延续，他的心被牵引到了凤翔，为兄长的喜而喜，为兄长的忧而忧。
此时的苏轼，经过多半年对民情的了解，正大刀阔斧地进行兴利除弊的工作，首件事情就是改革“民所最畏者”的衙前之役。凤翔是关中重镇，每年都要砍大量南山之竹木为筏，装满货物后从渭河人水再进人黄河，途经三门峡运人京城。负责押运的衙前役由乡间的所谓富户充当，如遇上风浪、盗贼，使货物丢失霉烂，差户常赔偿不起而家破人亡。苏轼把这样的事例了解得多了，深感“救之无术，坐以自惭”，于是在走访槽工，周密思索的基础上，提出了担负衙前役的人可以自己选择雇用有丰富经验的水工，官府不要硬性规定运送的时间，使水工根据天气情况及河水的多少自己来决定的设想。这个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后，使“衙前之害”减去大半。
苏轼振兴了凤翔的酒业。凤翔自古是有名的酒乡，“聚泉酒”畅销全国，但因为酒类官卖，课税过重，加之常年战争，天灾人祸，使官办的酿酒作坊倒闭得寥寥无几，酒业生产呈现出严重的萧条状况。苏轼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先抓了酒业生产，提出了“官榷与民”的主张，即取消曲禁，实行官酿私酿并存；允许私商卖酒贩酒，官府只管征收税赋。“官榷与民”的意见在府衙经过激烈的辩论，太守陈希亮采纳了这个建议，将方案“具录于府”，准备行文上报朝廷。为了使朝廷很快批准此方案，苏轼写了《上韩魏公论场务书》给韩琦，以争取他的支持。苏轼说：“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络，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促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朝廷准允“官榷与民”以后，酒的产量及质量很快提高了，每年为国家交税20万贯以上，产量及税收均居全国第三位。苏轼还学会了酿酒技术，他曾吟道：“近日秋雨足，公余试新篘。”
苏轼修建了凤翔东湖。苏轼在凤翔期间干旱频繁发生，使勤政爱民的苏轼常与百姓一样忧心忡忡，便产生了发展水利的想法。他发现凤翔城东有个水潭名叫饮凤池，此处地势低凹极能蓄水，就于政务之暇，规度地形，倡导官民在“古饮凤池”的基础上扩大疏浚，筑堤蓄水，引城西北凤凰泉水注人其中。因湖在城东，因之命名为“东湖”。东湖建成后，“水多则蓄之，以防涨溢；干早则泄之，以润田畴，湖成而民利普焉”。他还在湖心小岛上建君子、宛在二亭，湖中植荷，湖岸栽柳，使其又成为官民休息游玩的场所。苏轼一个不经意间，遂使东湖成了北方有名的人工园林，至今游人如织。
苏轼为人诚恳，对朋友推心置腹，周围常有一帮朋友。到凤翔后，他结交了文同、王彭、陈糙等人，成为一生中莫逆之交。
王彭字大年，其父为武宁军节度使。王彭为凤翔府监军，很有个性，“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君，僚吏不敢仰视。”只有王彭“儡儡自若，未尝降色词”（《王大年哀辞》）。他与苏轼住得很近，常在一块相处谈论学问。他很喜欢苏轼的文章，苏轼每有新作，他都要仔细欣赏一番，“辄村掌欢然终日”。他不但博学多才，在佛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是苏轼学习佛学的启蒙老师。
文同字与可，是苏轼的表哥，他“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黄州再祭文与可文》），更重要的是文与可是个有名的画家，最擅长于画竹。文与可路过凤翔，俩人才开始相识相交。与可教苏轼画竹，要求不能对枝节和叶子进行机械描绘，应当细致观察，“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思，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鹤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东坡集》卷三十二）。凤翔相识后，文与可就成了苏轼的良师益友，苏轼后来画墨竹，就是按文与可说的方法作画的。
陈慥，字季常，是太守陈希亮的小儿子，随父来到了凤翔。苏轼在凤翔时，见其“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世豪士”。陈慥为人豪爽，性格乐观，教给了苏轼击剑及射箭的技能。陈慥曾写了一首词，词牌叫做《无愁可解》：“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着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既浑是错，不道何既是。这里元无我和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苏轼把这首词看过后，总觉得有美中不足之处，于是挥笔为陈慥随撰写了词序：“国工范日新作越调解愁，洛阳刘几伯寿闻而悦之，戏作理语之词，天下传咏，以谓几于达者。龙丘子犹笑之。此虽免乎愁，犹有所解也，若夫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得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此恶乎解哉。乃反其词，作无愁可解云。”这首词经苏轼加了词序以后，遂成为宋词的名篇，苏序陈词的结合也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对苏轼来说，太守陈希亮对他影响极大。陈希亮，字公弼，是苏轼的同乡。他面目严冷，对下属要求严，好面折人，官僚们在一块游玩，听到陈希亮来了，都语言寡味，闷闷不乐，纷纷离座而去。苏轼在《陈公弼传》中说：“公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风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苏轼每次把写好的公文呈送给他，他必反复涂墨改定几次，然后再叫苏轼抄写整齐。有一次过中元节时苏轼没有到府衙去，被陈希亮罚铜八斤。还有一次是苏轼因事去府衙渴见陈希亮，陈故意传出话来要苏轼在客厅等待，而他人却迟迟不出来接见。苏轼左等右等，不见太守出来，走也不是，坐也不是，强压住一腔怨气写诗一首，名为《客位假寐》：
渴人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温色见髯须。虽无姓名忧，且复忍须臾。
这首诗把苏轼怨怒及无奈的心情倾泄得淋漓尽致。后来陈希亮筑凌虚台，求文于苏轼，他就写了《凌虚台记》，文中有“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语，向陈希亮射了一支嘲讽的冷箭。陈希亮读后笑着说：“吾亲苏允明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他对《凌虚台记》不改一字，叫石匠刻在石碑上。苏轼听说了此事后，才对陈希亮有了些许理解。当陈希亮“岁饥，公发十二万石（常平仓粮）以贷。有司忧恐，公以身任之。是岁大熟，以新易陈，官民皆便之。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物无数，其徒人市掠饮食，人户昼闭。闻之，谓其僚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虏人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人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亦素闻公威名，至则罗拜庭下，公令坐两廊饮食之，护出诸境，无一人哗者。始，州郡以酒相响，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遣游士之贫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财赏之。且上书自幼，求去不已。”以后，苏轼不但“已而悔之”，反而很崇敬陈希亮的为人处事了，在他将离开凤翔时的前两月（治平元年十月）所写的《凌虚台》诗中，就有“才高多感激，道直无往还。不如此台上，举酒邀青山。青山虽云远，似亦识公颜”的句子。苏轼后来回到京城，朋友们都羡慕他遇到了个好上司，说是陈希亮每次写给朝廷的奏章，总是要把苏轼表扬几句。苏轼笑着说我这个上司对我可严厉了，几次说要上书弹劫我，我还以为真的要弹劫我。
苏轼三年来三游楼观、仙游寺，并与章淳留题石壁：“章子厚自长安来终南，会轼西还岐下，因同游南山。轼三年连三至此，然与子厚游其乐始至也。”留题现存楼观说经台碑房内。
与苏轼相依为命的是妻子王弗，她在生活上关心照料他，在工作上安慰提醒他，生怕他摔个跟头。她常对苏轼说：“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会客时她立在屏风后听之，等客人走后就说：“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些人有求于苏轼，表现得十分亲近，她告诫说：“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后来事实证明王弗当时的话是对的。苏轼离凤翔前，给好友杨济甫写信，告知离凤翔任的时间，并安排妻兄王道矩与王弗在凤翔会面。据估计王弗此时已染病在身，有意识地督促丈夫叫来亲人以作诀别，因为五个月后她就与世长辞了。
苏轼在凤翔三年中从王彭那里学到了佛法，又去终南太平宫读了几个月道藏书籍，初步形成了他集儒教、道教、佛教为一身的世界观，对现实社会有着十分尖锐的矛盾和困惑，这些社会现实与理想人格的冲突拨动了他敏感的心弦，写了130多首诗作，其中与苏辙合作的“岐梁唱和诗”（岐指岐下，凤翔府泛称；梁指汁梁，宋京都开封的代称）109首，占苏轼在凤翔诗作的80%左右，这些诗已具有苏诗特有的风骨。另外，他还写了《思治论》、《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骚记》等散文名作。《思治论》是苏轼三年为政经验的总结，针对朝廷“官冗、兵骄、财乏”三患，提出“先定规摹，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的治国方略，反映了他积极参与政治，以图有所作为的心态，不失之一剂治疗积贫积弱现状的良药。这些散文已具备“不择地而出”如“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特色。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带着妻子及儿子，带着凤翔父老送给他的“苏贤良”赞誉，离开了凤翔，去京城施展自己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