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苏轼凤翔府签判的任命状是嘉佑六年十月下发的。十一月，苏轼经过一番准备，辞别亲朋好友，带着妻子王弗、儿子苏迈，同时还带着满腔的为政热情，出了京师西上凤翔赴任。
二伯父苏涣、父亲苏洵把苏轼送到京师西门外，二人语重心长地频频不厌其烦叮嘱其到任后要注意的事项。苏涣叮嘱说：“如汝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得一论题时，既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人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这段话对苏轼一生影响很大，使他终生主张循序渐进，反对极端。苏洵叮嘱说：“我早已在《名二子说》中警告了你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希你常记这句话，平常待人接物三思而后行，不要口无遮拦锋芒毕露。”并叮嘱儿媳时常提醒苏轼，免得其在仕途上跌跟头。
苏辙因在等官期间，把哥哥苏轼一直送到郑州西门外，俩人洒泪而别。离开了亲人及朝夕与共的弟弟，苏轼心中不免感到孤独与怅惘，即写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闹，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惨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初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人职。
苏辙别后骑着瘦马走远了，苏轼还望着他的帽顶忽隐忽步现。这首诗字里行间显露出对弟弟的一片深情厚意，浓浓的履维亲情感人至深。开篇两句化用白乐天《对酒》诗句，借用刘玲、艰阮籍饮酒避世之典，就把与苏辙难分难舍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结尾则直抒胸臆，感叹兄弟情分胜过了人世间的功名利禄。苏轼与弟弟分别后，路过混池，仍寄宿在寺庙中，看到五年前与子由经过这里在壁上所题的诗己剥落。问起当年寺庙中的老僧奉闲，说是已死去多时了，庙后新建的小塔藏着他火化后的骨灰。这变幻无常的人生，使苏轼不禁感慨万端。恰巧苏辙的《怀绳池寄子瞻兄》一诗用快马送到，苏轼看完后，当年赴京举试在此逗留的情景跃然眼前，写下了《和子由绳池怀旧》这一诗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赛驴嘶。
苏轼也许已探知宦途的艰辛，所以才发出了人生“应似飞鸿踏雪泥”的感慨。也许已预感到自己一生多难且奔波不定，所以才唱出了“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的名句。苏轼在走向人生宦途第一程时，内心并不是十足的欣喜，满腹惆怅占了主导地位。
十二月由河南入陕，路过华州时，天降大雨，路上的泥沼把车轮都淹没了，苏轼只好在传舍逗留居住了十天。过长安时，拜访了京兆尹刘原父（敞）。刘原父诗文俱佳，且爱收藏文物古董，是文物研究方面的专家，着有《先秦古器记》一书。苏轼在京城时，就与刘原父来往甚密。就在这一年九月，苏轼向即将去长安赴任的刘原父上《论气书》，提出加强个人气质修养的理论和“气大物小”的观点，认为“气之所加，气大物小”，“受其至大而不惊，纳其至繁而不乱，任其至难而不忧，享其至乐而不荡”。这次在长安相见，刘原父殷勤招待，俩人相处甚欢。苏轼把玩了其收藏的古文物，读了其为自己所收购之唐朝宫苑中之石器及古器所作的诗篇《石林亭诗》后，欣然提笔作诗一首，名曰《石林亭》。与刘原父的结识，使苏轼增添了不少文物知识，提高了鉴赏文物的能力。
十二月十四日，苏轼一家到达凤翔府，此日便把交接手续交割完毕，开始了“初从政”的仕途生涯，职务是“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
凤翔当秦、蜀之交，是宋王朝西部边疆的重镇，与少数民族接壤，经常受到西夏的威胁。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军用物资要通过凤翔运到前线去，加之老百姓身上的赋税繁重，摇役频繁，以及连年旱灾，老百姓苦不堪言。苏轼到任后，积极了解实际情况，以便有所作为。他看到府衙房屋破败，十屋九漏雨，急需整修；又从那些被衙前之役弄得破了产的农民的诉说中，感觉到了改革衙规的紧迫性。第二年正月，作《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向宰相韩琦述职，并汇报思想。他在文中说：“伏自到任以来，日夜励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奖庇，曲加搜扬。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会签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伐竹，东下河渭；飞当挽粟，西赴边睡。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苏轼于此即决心革新修改衙前之役，把其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凤翔又是周、秦发祥之地，汉、唐的军事、文化重镇，文物古迹众多，历史文化积淀甚厚。苏轼来到此处，立即陶醉在这浓厚的古文化氛围里，充分发挥了他掌握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的长处，公务之暇积极访古考古，将地理与历史结合一起考察，写下了不少优秀的诗文，其艺术精神方面的收获，与他的政绩相比较，似乎更为光彩夺目。苏轼到任后的第二天交接完毕，此日便去孔庙渴圣，在孔庙见到了石鼓，立即作《石鼓歌》一首。又此日，在太守便厅见到了诅楚文碑，又作《诅楚文》诗一首，开始了在凤翔的诗文创作。
放在凤翔孔庙里的石鼓有十个，早先散弃在野地里，唐时太守郑余庆移于孔庙，却缺少其中的一个。宋仁宗皇佑四年，风翔太守向传师于民间又搜寻了一个，凑足十个之数，并置放在孔庙。石鼓上都有字迹，依稀可见的字有465个，磨灭不能看清的字过了半数，但还有十分之三四可以分辨清楚。此次之前，韦应物、韩愈都有诗歌咏它，且韩愈的《石鼓歌》是一篇名作。苏轼为了超越前贤，经心着力写下了这篇《石鼓歌》。这篇诗歌的大意是说作者初次从政，拜渴孔庙时见到了石鼓。石鼓上的文字是那样曲折生动，如蛟蛇奔走。但石鼓因年代久远，历经风吹雨打，已疤痕斑驳，模糊难辨。石鼓上的文字是记载周宣王中兴周室的文治武功的，他是个像周文王、周武王一样贤达的国君。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焚书坑儒，崇尚刑法，是个十足的暴君，把夏禹当年铸的九鼎都想全部移置咸阳。这个时候石鼓躲在哪里呢？莫非天公使唤鬼神把它们保护起来了吧！不管周秦两朝是“忠厚”还是“暴虐”，都成了历史陈迹；人世间朝代更替兴亡变化只是名显一时，而逍遥自在的石鼓却万古不朽，仔细思量万物变化的道理，真有感叹一个人的生命怎样才能如代表民族文化的石鼓一样长寿呢？《石鼓歌》洋洋洒洒，凡420言，用大笔浓墨渲染古代历史，把周宣王、秦始皇等人物呼唤出来，使人们看到了一幕幕生动且气魄宏伟的历史话剧，充分把石鼓所包孕的历史内涵及神秘色彩发掘了出来。《石鼓歌》融史人诗、融学术、政论人诗，以雄文健笔扩展了咏物诗的内容，博大壮阔而波斓起伏，是宋诗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苏轼在《诅楚文》诗中自注说：“碑获于开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厅。秦穆公葬于雍真泉祈年观下，今墓在开元寺东南数十步，则寺岂祈年之故基耶？淮南王迁于蜀，至雍，道病卒，则雍非长安，此乃古雍也。”据《凤翔府志》载：诅楚文有三，初得《告巫咸文》于凤翔祈年观；下次得《告大沈久漱文》于渭；最后得《亚驼文》于洛。苏轼见到的碑是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碑，其言述秦穆公与楚成王相约世代通好，而秦之十八世秦惠文王时，楚怀王为纵长，约五国以伐秦，所以希望鬼神来惩罚楚人这种背信违盟的行为。苏轼在这篇咏史之作中，将秦的诅楚文内容如实引证出来，只是在最后用两句诗概括了魏公子印被商鞍诱骗而惨遭兵败被俘的历史故事，以客观的态度抨击了秦国的狡诈阴险，在嬉笑嘲讽之中驳斥了碑文的观点：“辽哉千载后，发我一笑架。”《诅楚文》诗在唐宋诗中其锐利透辟是难以见到的。
到任数日后，去凤鸣骚拜渴客人，见驿站整修得焕然一新，不由欣喜异常，想起数年前初次赴京赶考去凤鸣释住宿，因骤舍破败无法住宿而只得另找旅店住宿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万端，经洵问，才知是太守宋选下令用几个月时间修葺的。洽巧他的同乡—凤翔县令胡允文求文以记其事，苏轼就挥笔写下了来凤翔后的首篇散文—《凤鸣释记》。该文采用“顺藤摸瓜”的手法，“始余丙申岁举进士，过扶风，求舍于馆人，既人，不可居而出，次于逆旅。”文势到此一顿，与眼前的“如数世富人之宅”作以对比而引起悬念，“召馆吏而间焉”，才知是“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接下来，赞美了一个不计个人得失沉浮、安于职守，勤勤恳恳做一些琐细的、但为民造福的实际工作的好官——守宋选，生发出“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的济世救国大道理。《凤鸣骚记》用悬念、对比、对话等手法写得回环跌宕，摇曳多姿，流溢着雄迈的气势及充沛的感情，文思波涛汹涌一泻千里。
宋仁宗嘉佑七年二月，也就是苏轼到凤翔任上的第三月，朝廷诏令下来要各府县录囚视狱，提出减决禁囚的名单。这是定期或不定期巡视监狱，讯察狱囚，平反冤狱，决遣淹流，施行宽赦的审察和监督制度。当时凤翔府辖十县，苏轼奉命去虢县、宝鸡县、眉县、周至县传达诏命、巡狱录囚。一路上，苏轼顺道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作游记事诗八首，并作《初游楼观五百言诗》一首。
这年春，苏轼游览了开元寺、普门寺，观摹王维、昊道子画，赞扬王维“摩话得之于象外”和吴道子“笔所未到气已吞”的作画特色，提出“象外说”、“气在笔先”的艺术创作观。
这年六月，与凤翔府法曹张唬登真兴寺阁，远观五丈原景色，并写信命苏辙作赋以记其事。随后，又作劝学论文《稼说》送给张琥，提出了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经验。文章后面给张琥交待：“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日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张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这年离凤翔任时苏轼作此文送给他，以后成了苏轼、苏辙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此还必须把苏轼去太白山祈雨的详细情况真实地记录出来，因其可反映出苏轼的忧民意识及受道教思想影响的程度。
凤翔早先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太守因干旱独自一人步行去太白山祈雨，走了几天，好不容易到了太白金星庙前，却被一条巨蟒挡住了道路。那蟒比桶粗，横卧在道上，张着大口望定太守。太守此时心惊胆战，正想掉头就跑，但一想到干裂的土地及百姓盼雨的心情，就镇静了下来，他对着山神庙跪了下来，遥祝道：“太白山尊神，如果念我一片真诚的求雨心而给凤翔府下一场喜雨，请你命令巨蟒让开道路；如果不顾人间疾苦，让凤翔人饥饿而死，就叫巨蟒吃了我。”他站起身，闭着眼睛大踏步往山神庙走。说也奇怪，刚走近巨蟒身边，那蟒忽然抬起身子，就像在路上搭了一座拱桥，太守就从“桥”身下走了过去。他进了山神庙，见一红袍道人与一白袍道人正在下棋，红袍道人额上多了一只眼，那眼里往外喷射着金光，就知道一定是太白金星了，于是恭恭敬敬的跪在一旁。过了好大会儿，太白金星站起说：“白骡子，玉帝没有给凤翔安排下雨，所以我叫蟒挡住祈雨的人，可它念你前世修庙时驮砖送水很辛苦，又是熟悉的人，就私自把你放了进来。你求我没用处，快回去当你的官。”太守叩首哀求说：“望大仙多发慈悲，怜念凤翔百姓遭饥挨饿妻离子散的惨景这一点，给凤翔设法下一场喜雨。”太白金星为难了，思索了一下说：“好，给凤翔下一场雨。”他怒气冲冲走出庙门，手一招，那巨蟒化作一条小蛇，被握在手里，他手起一剑，蛇头落地，蛇身子里喷出一股血来直射山下。太白金星说：“白骡子还不回去？”太守跑出庙门，急速到了山下一看，见遍地血水横流，干早解除了。这个故事在凤翔一带家喻户晓，影响很大，每遇干早当地官员都要去太白山祈雨。正月间，狂风骤雨在岐山的南坡撒下了不少麦粒，岐山县令把这事报到府里，太守宋选叫算卦的卜了一卦，说是预兆着全年粮食丰收，于是人心安定了下来。可从此后再没下雨，到三月间土地已裂了口子，大麦与小麦开始枯萎。苏轼也忧心如焚，想亲自去太白山祈雨。有人告诉他以前祈雨很灵验，但自从前些年太守向传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以后，祈雨就再也不灵验了，也不知什么原因。苏轼于是“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神为灵应公。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既告太守，遣使祝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漱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蟠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二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为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太白山神》）。
苏轼这次是亲自带着几个乡绅去太白山祈雨的，并在太白庙里宣读了《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后又作《代宋选奏乞封太白山神状》，朝廷诏令下来后，又奉诏亲往太白山宣读了《告封太白山明应公祝文》，安排重修庙宇事项。这时，苏轼修治签判官舍的工作刚告结束，其中一亭建成还未命名。祈来的第一场雨是三月八日下的，接着又于三月十七日下了一场雨，“民以为未足”，三月二十日大雨三日乃止，于是，“官吏相与庆手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作于野。”苏轼欢喜不尽，邀了几个朋友在新落成的亭子里饮酒相贺，把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写下了千古名作《喜雨亭记》。
苏轼虽然远离了亲友，但因他的文章名声很大，所以地方官员，社会名流争着与他交结，来访的客人络绎不绝。凤翔府太守宋选很敬重他的才气，对他爱护有加。尽管这样，苏轼时常思念故乡及昔日的亲朋好友。刚到凤翔几日，就给故乡友人杨济甫去信，告知了到任时间及家庭近况。杨济甫是苏轼的近邻，俩人从小相交，苏轼称其为“五哥”，这次苏洵举家来京，苏轼把老家的房屋及田地交给杨济甫经管。
苏轼很思念身在京城的弟弟苏辙，来凤翔20多日后，在《次韵子由除日见寄》诗中，用“念为儿童发，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几句诗表达了对爱弟的怀念。对能收到弟弟的诗很欣慰：“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最后建议：“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优愁何足掷”。这样，《岐梁唱和》诗歌通讯计划出台了。
苏辙从苏轼的诗中得知哥哥辛苦劳作整治官舍时，来诗抱怨说：“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人记姓名。”苏轼写诗解答说：“三年辄去岂无乡，种树穿池亦漫忙。暂赏不必心汲汲，再来惟恐鬓苍苍。应成庚信吟枯柳，谁记山公醉夕阳。去后莫忧人剪伐，西邻幸许庇甘棠。”诗中说的庚信，是南北朝时南朝的才子，他出使北方时，开始人们不重视他，他写了一篇《枯柳赋》文章，京师竞相传诵，他也就留在了长安当官。山公是晋朝人，名山简，很有才学。他镇守高阳时，怠于政事，常游高阳池，饮酒辄醉。时人歌曰：“山公时一醉，径卧高阳池。”这首《新葺小园》的诗意是说应充分珍惜时光，要学庚信以枯柳诗才震北国，莫学山简醉酒误事令人不齿，也不必为去后小园的兴衰而忧心忡忡。
苏辙认为像苏轼这样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不应该整日处理那些繁琐而细碎的政务，便为兄长抱不平：“问吏何所事？过客与系囚……办之何益增，不办亦足忧。磋此谁不能，脱去使自收。”他的意思是整天同过往的客人和被押的囚犯打交道实为虚度光阴，主张采用听其自便、任其自然的态度。苏轼在唱和诗中认为当官应为民做主，不应为个人的身名打算：“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无向所由。”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只知今日该做什么，不敢问及过去为何规定这样做的为政思想。
苏轼、苏辙的心灵是相通的，频繁的诗词唱和解除了千里之隔的距离，把所思所想及喜怒哀乐真切地传递给对方。苏轼把去周至、宝鸡等四县巡狱录囚时所作的游记诗寄给弟弟后，苏辙的心思好长一段时间在终南山畔游荡。苏轼与张琥登真兴寺阁观景后作《真兴寺阁》诗一首，把诗寄给弟弟的同时并要求其作赋以记其事，苏辙遂即以丰富的想象力写成了《登真兴寺楼赋》。赋中描绘了五丈原如诗如画的景色，并追思了古人，用词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如“牛羊相从而下来兮，孤烟特起于苍茫。南望连山之参差兮，奔走相属而腾嚷。”这篇赋以想象奇特、文笔流畅而被人们传诵，在苏辙的散文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苏辙因为王安石作梗而导致任命书久不下来，且朝中各种议论纷至沓来，父苏洵又体弱多病，于是思之再三，上书仁宗奏乞养亲。皇帝立即下诏答应了。他把这个情况告诉苏轼后，苏轼写了《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他一方面为苏辙鸣不平：“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另一方面劝慰苏辙着书学习：“着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最后建议苏辙学习《易经》以忘却忧愁：“策曹怜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诗中的“章子”为章淳，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嘉佑四年进士，此时为商洛令。章悼佩服苏轼的文章，俩人有书信往来，他告诉苏轼说商洛人非常盼望很有才学的苏辙快点来商洛赴任。这三首诗写得情真意切，处处替苏辙着想，把手足之情表露无遗。
苏轼很关心父亲的衣食住行，常写信问候。他去八角开元寺循壁观画，摹成吴道子佛灭度壁画，寄到沐京去。他还购得民间收藏的吴道子画长安经龛八版菩萨天王版画中的四版，献给父亲收藏，以慰苏洵寂寞的心态。
嘉佑七年八月，苏轼的伯父苏涣卒于利州路提刑任上，他见到讣告后，作祭伯父提刑文，颂扬苏涣“知以为民，不知子孙。今其云亡，室如悬筐。布衣练裙，冬月负薪”的作风。
紧接着，有诏令下来，告知在嘉佑之前曾任过秦州防御使的仁宗之侄宗实被诏立为皇太子。苏轼听了诏令，预感朝廷一定有了权力之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