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后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自从这场官司之后，两家执法单位不但没有报复他，而且他们的执法也文明多了。“这或许就是法律的力量吧。”孙晓林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
是啊！这就是法律的力量。一个普通个体工商户从敢怒而不敢言到把执法机关告上法庭，这中间的转变是多么的艰难和无奈。但是，这就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这就是法律的力量。我想，到了有一天，所有的个体工商户从给执法机关请吃送礼转变为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说明我国的法制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0.破碎姐妹情
记者：唐友明
“亲如姐妹”、“情同手足”——这些在常人眼里充满温暖的字眼，在凤阳县门台镇一对姐妹的眼里，却透着哀伤。她俩曾经亲如一人，但是一次民办教师转正的机遇却让两人反目成仇。为了660元的工资，姐妹俩两次对簿公堂，其间卷入的是两个家庭了不断的恩怨……点评嘉宾：安徽大学法学院王源扩教授
当事人：原凤阳县门台镇永安小学教师王丽
案发地：安徽省凤阳县
主持人：任良韵
[案情回放]
冒名任教埋下隐患12年
在凤阳县门台镇，大小王莉（丽）的名字在当地已经家喻户晓。在全家姐弟7人中，妹妹王丽排行老四，当地人习惯地称她为小王丽；这位始终不愿面对镜头的是她的大姐，当地人习惯称她为大王莉。
1982年，姐姐王莉在当地小学当上了民办教师，1988年离开工作岗位。在姐姐离开岗位一年多以后，小王丽走上了教学岗位。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小王丽先后在该镇大清郢小学、门台镇小学、永安小学任教。任教期间王丽先后取得中专学历及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姐姐也在玻璃厂被转为全民合同制工人。姐妹俩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相处得也非常融洽。但是从2000年开始，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年下半年，凤阳县师范开始最后一期民师转正培训班的招生。小王丽接到了报名的通知，母亲得知消息后，主动帮小王丽办理报名手续。可一段时间过后，母亲告诉她“报名迟了，没报上”。
但是到了2001年11月，民师班毕业分配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告别学校10多年的大姐王莉却拿着镇教育组的转正分配介绍信来学校报到，而小王丽则面临着离开学校的尴尬。
这是一份凤阳县1990年的民办教师登记表，上面名字及相关履历分明是姐姐王莉的。而在这一份1998年的民师考核登记表上，上面的名字及照片都变成了小王丽，但是出生年月和相关履历仍然是姐姐王莉的。
2002年1月，当时的滁州市教委在调查后，宣布取消大王莉的分配资格，而小王丽也被永安小学除名。凤阳县教育局人事股的一位负责人说明了其中原因：“省里面对民师转正有个规定，民师间断任教期间有间断现象，或者是顶他人名字的，只要查出来，就取消她的分配资格、任教资格。”
姐妹俩同时在校的时间持续了两个月就这样匆匆结束。但是这两个月的工资问题，又成为姐妹俩争议的焦点。就在教委下达通知的前几天，两个月共计660元的工资最终被大王莉丈夫路中平从学校领走。小王丽对此感到很不公平：因为工作是我干的，工资不该只发给她的。在和大姐及学校交涉无果之后，小王丽最终决定通过打官司来了断这场纠纷。2003年4月小王丽一纸诉状将姐姐推上被告席，同时被推上被告席的还有她为之工作了10多年的永安小学。
[当事人访谈]
遵从母亲安排，不料母亲“偏心”。
王丽：当初是我母亲要我去顶替姐姐的，当时我才十几岁（刚初中毕业）。她跟我说：“你去上班。”我说：“干什么，上什么班？”她说当教师，就把我带到门台来报到了，我就上班了。这一干就干了13年，一直干到2002年。
王丽：一开始不知道是顶替姐姐的。后来人家对我讲的，我才知道。
主持人：你也没有想到确认自己这个身份吗？把相关的手续给它办一办。
王丽：我回家问我母亲，我说这名字改不改？以后万一要转正怎么弄？我母亲说，转正不转正都是你的，不要改了。我就相信了，一直就没改。
主持人：马组长，小王丽顶替大王莉去工作的时候，这期间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不催促她去办一个手续？
马超：这个情况是以后知道的。在1993年，教师档案重新填表，重新入网。教委也知道她的名字和她姐姐的名字是同音名字，所以后来教委在入网的时候，通知她母亲把小王丽的名字改掉；后来填表的时候，王丽填的是平头的“丽”，也贴上照片了，但是她母亲拿去以后这个表又变掉了。教委入网以后的情况，入的哪个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是看不到的。
主持人：那到了2000年，在得知民办教师转正这个消息之后，你大姐和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和你商量过大姐要回到工作岗位上这个事情？
王丽：一开始大姐要求不干的。过一段时间，我母亲大概又在老大跟前说了些什么，老大又变卦了。她的意思就是说（档案）还是我的，名字就是我的，讲我顶她干的。我讲我辛辛苦苦干了十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的，跑来跑去，冬天、下雪天没有车，就光靠脚跑，跑了好几里路。我就讲这12年是我干的，我不会让给你的。我让给你了，我自己就没工作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她就是根据这个名单，去学校报到的。（姐姐王莉拒绝接受记者采访：大王莉如今仍在凤阳县玻璃厂上班，在该厂的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大王莉，但是她始终不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呢？……跟你讲什么呢？”说完话就开着电动车远去了。
主持人：当年的全家福照片什么的，或者你和姐姐的照片，有没有？
王丽：以前有照片，我觉得看着照片有点生气，就把它烧掉了。全部都烧掉了，全家的。我带了碟子来了，是结婚时的碟子。那时候没有闹这个事情，还是很融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你觉得你跟姐姐之间，还会有和好的一天吗？
王丽：没有，没有和好的一天。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不会再和他们和好了。我不会忘了我这一辈子失业在家。我不会原谅她的，不可能的。
[观众参与]
是什么造成了亲情之伤？
观众1：我感觉她们姐妹俩如今对簿公堂，最主要的是她母亲在里面起的作用。她母亲也许想姐姐有工作了，想把这份工作让给她小女儿，这样两个孩子都有了工作。当地的乡政府，当地的县教育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过错，好像在把关上面不是太严格。
观众2：应该是算她大姐的问题吧。她大姐既然嫌工资低，把工作给妹妹了，那就不应该再去问她要了嘛。
观众3：我感觉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的问题。经济利益驱动再大，如果没有主管部门给你做手脚的话，我想小王丽的名字早就应该是她自己的了，也不会有今天这个纠纷了。
马超：教委后来也知道她的情况了，也给她评了职称，也下了聘用书，这就说明承认她是一个教师。她大姐去报名也好，去送表也好，你应该拒绝她。
李群：总的来讲，她父母的这种作为确实是不当的，导致亲姐妹反目成仇。我觉得作为父母对待子女，特别是作为已经是成年人的子女，有自己的行为责任能力了，父母只能提提意见，不要插手，甚至就是说不要偏袒。如果父母这样做的话，不可能导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种结果。所以我想子女的路，还是让她自己去走。
[专家点评]
两个人工作怎么能只有一个人拿工资！
主持人：在这个案件当中，姐姐王莉是教委方面分配去的，她也是拿着介绍信去报到的。而她在拿走工资之后，教委又取消了她的分配资格，她还能够拥有这笔工资吗？
王源扩：教委取消是在她已经在学校工作了两个月之后，那么在她没有取消之前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她还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
主持人：妹妹这方面，她应该得到工资吗？
王源扩：妹妹应该得到工资。我们讲了，我们国家的分配政策，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那么就这个学校的教师来说，你让她来做工作，那么你就应该付给她劳动报酬，而不应该说县教委只给我一份工资，我只能发一个人的，如果你知道这样的情况，怎么还要两个人同时工作呢？所以这个责任学校显然应该承担，学校有过错，应该同时支付两个人的工资。
主持人：您觉得这其中的问题出在哪了呢？
王源扩：我想恐怕根子还在于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规范化，能不能依法行政。应该说我们整个的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在提高，但是也不能否认，过去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的教育管理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本案的症结在这里。不然的话，姐妹俩相互顶替长达十多年，而且学校很显然知道是姐妹俩相互顶替，还仍然允许，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不是一般的问题。
[案件结果]
原告王丽顶替被告王莉代课事实成立。但上诉人王丽在争议的两个月中实际在永安小学代课，因此应该得到工资；而被上诉人王莉由县教委分配到永安小学任教，当时尚具有民师身份并由财政拨款，也实际被分配任教，因此王莉丈夫取走工资卡也无不当。但替代前后持续了12年多的时间，作为用人单位的永安小学理应知道其中蹊跷，因此要承担管理失察的责任，承担两个王莉（丽）的工资。因为上诉人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精神赔偿的要求不予支持。
主持人：现在工资的归属问题是有了定论，可是对于小王丽来说，她还是失去了这份工作，学校等于已经把她解聘了。那么从政策法规上来说，学校这种做法妥当吗？
王源扩：不妥当。小王丽在本案当中，应该说有一定的过错，比如说她在过去填写履历的时候，她明明知道不是她的履历，她还填写她姐姐的履历，这是她有过错的地方；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她长期从事教学工作，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在实际工作当中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所以说小王丽是符合永安小学聘用合同约定的条件的。现在仅仅因为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的不规范，就解除跟她之间的聘用合同，我认为这个对小王丽是不公平的。
所以对小王丽来说，她可以提起人事仲裁。
[记者手记]
亲姐妹明“算账”
“亲兄弟，明算账”，这是生活中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这起官司着实让我们见识了：亲姐妹，一样要明算账。不过这对姐妹“算账”的决心是一般人难以相比的：为了660元钱，两个人对簿公堂，而且一审不满意，又打到二审。
不过最让我关注的倒不是这660元钱的归属，因为按照常理，姐妹之间完全犯不着为660元钱打官司。因为，姐妹之间有事好商量，即使商量不好，家中还有家长来调解呀！可是，在我采访的过程中，我发现，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环节失灵了。
我首先来到了王丽父母亲的家。他们家住镇上的中学，老夫妻俩都是退休教师，“书香门第”出了这样的官司，我想当地人也一定很诧异。我刚进入院子，就见两条不大不小的狗冲了出来，汪汪大叫。这时，我又见一位老太太从屋里出来，喝退了狗。这位老太太就是王丽的母亲。一听说是记者，她下意识地要关门，我在门外和她讨好了半天，最后说我们不带摄像机，只是进去同她和老伴聊聊。她不情愿地让我们进了屋，王丽的父亲也在屋里。
我们聊了几分钟后，我不得不表明我的来意：我们想请二老在镜头前简单回答几个问题。
我话音没完，王丽的父亲立即拉大了嗓门，极为恼怒地说：“你们不要采访这件事，如果你们敢拍我们一个镜头，我就把你的机器给砸了……”
面对这样的情景，我只能放弃对他们的采访。我和摄像师立即驱车赶到了他们的大女儿王莉的工厂。在一个操作间，我迎到一位女工跟前，询问王莉在不在这个车间。我话音刚落，一位戴着口罩和羽绒帽子的人带着责问的口气朝我大喊了一声：“你找王莉干吗？谁叫你到这来的？”这一问真让我吃了一惊，我意识到这位就是王莉了。从她裹得严严实实的面部我看得出——她是早有准备了。不过令我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来采访的信息，惟一的可能就是她父母亲“通风报信”了。
可是姐妹俩官司背后的原因一直是我想搞清楚的。在妹妹王丽所在的村子里，有人终于告诉了我。王丽共有兄弟姐妹7人，排行老四的王丽从小就抱给她的一个叔叔抚养，所以父母亲对她的感情似乎就淡了一些。在民师转正的当口，母亲就千方百计想让姐姐成为正式教师，全家还为此开了一次“协调会”，但是，在民师岗位上干了10多年的王丽自然不愿意。但是最后，还是姐姐占了上风，到学校报到去了。还有人告诉我，王丽母亲与当时该县教育局的某位干部是过去的同学，这层关系在整个事情中起到了某种微妙的作用。
王丽说，从转正事件的一开始，她就咬牙告诉自己：再也不和娘家人来往了，她说，她心里不平衡。
在节目中，有很多观众说，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是父母亲“一碗水没端平”造成的；也有观众说，这其实是有关部门办手续时“一碗水没端平”造成的。我想，能让大家对这样的问题产生一点思考，我的这期节目也算没有白做。
